摘要：電影敘事理念和觀眾審美期待兩者於認知需求、情感體驗的匹配度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影片命運。國產動畫電影《大魚海棠》在視聽制作技術和報恩與愛的主題受到廣泛肯定的同時，敘事層面卻出現世界觀表述缺口、傳統文化價值體認碎片化、生命歷程缺乏心靈內省、主人公道德偏差四種與受眾審美期待相抵牾的現象，而通過增刪相關敘事細節、拓展敘事符號意蘊等敘事策略的調整，則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化解影片中這種失衡狀況。

關鍵詞：大魚海棠﹔敘事理念﹔審美期待﹔失衡﹔化解方式

電影是大眾藝術，電影的敘述過程是預設了隱含讀者的目的性傳播，需要“把觀眾拉入到文本敘述的網絡之中，並以觀眾的內在情趣、心理需求、期冀與希望為主旨而做出張弛有序、既熟悉又陌生的策略安排。”①毫無疑問，敘事理念要在與觀眾互動中實現其傳播價值，當故事本身抑或電影中其它敘事符號無法有效承載敘事理念時，電影的精神空間及其攜帶的價值便會因之萎縮，敘事理念偏離受眾的審美期待便是諸多限制精神表達的因素之一。

2016年7月8日上映的國產動畫電影《大魚海棠》在贏得可觀票房成績，感動了大量觀眾的同時，也面臨著對影片故事講述、價值呈現的質疑。在《大魚海棠》唯美恢弘的視聽效果背后，對電影技術的嫻熟掌握與運用毋庸置疑，無論是人物造型、場景，還是剪輯、配音、特效等動畫技藝水平都堪稱精湛，中國畫式的詩意演繹更有“國產動畫良心作”之稱，然而故事構筑過程產生的缺憾也令人嘆惋不已。這些缺憾主要體現為世界觀的表述缺口、碎片化的傳統文化價值體認、哲理化生命歷程中缺席的心靈內省、主人公和隱含作者的道德審美偏差，其中原因則在於電影敘事理念和觀眾審美期待之間的失衡。本文從電影敘事理念和受眾審美期待之間的理論關聯入手，解析電影《大魚海棠》中二者失衡現象，並嘗試從裁接敘事線索的角度提出化解其間齟齬的方式。

一、電影敘事理念和觀眾審美期待的關系

電影的敘事理念有兩個層次，其一是基於主體意識指導影視創作的觀念，其二是體現在電影作品中，保障故事情節推進的事實。電影敘事理念的邊界取決於主創的構思空間，同時也決定了影片的價值生成方向。正如弗雷德裡克·杰姆遜所說，作為多維藝術形式綜合體的電影本身便具備文化文本的性質②，電影的敘事理念要在文化文本的表現空間之內展露，而已有研究者指出，電影敘事空間的文化范式主要通過地理、歷史、精神、虛擬四個維度展開③。其中思想活動類屬的精神空間（Spiritual space）是電影創作者和觀眾在理性、情感、欲望、意志等精神活動層面互動交流的主要場所，創作者要通過敘事來表達自我的價值認知、情感意志﹔接受者則會通過來自情感和理智的對接完成對影片的審美接受。觀眾通過觀影活動與電影敘事的精神空間對接程度，往往會被觀眾的“前理解”——以審美經驗或生活體驗為基礎形成的定向性期待所左右，這裡的”前理解”，也就是接受美學中所稱“審美世界的期待視野”。

較早將源於德國的期待視野理論引入藝術領域的貢布裡希曾將期待視野解釋為思維定向④，而在整個接受過程中會遇到“順向相應和逆向受挫”⑤兩種情況，觀眾既會在電影敘事和期待視野的一致中獲得成就感，亦會在電影敘事有悖於期待視野時產生挫敗感，隻要逆向受挫保持在適度范圍內，便能夠激發觀眾的好奇心，強化審美延宕效果，保持敘事理念和審美期待的平衡。相反，當順向相應的程度不及審美預期或逆向受挫超過審美預期的情況下，影片的敘事理念會產生偏差，敘事理念無法有效傳達，電影的價值也會隨之大打折扣，對於商業電影來說，作為審美主體的觀眾參與度甚至決定著電影的命運。當然，個體差異使得觀眾對電影的審美期待會出現不同的水平、方向，但觀眾在認知、情感兩個基本層面的審美需求上是共通的。影片在敘事過程中要滿足觀眾的認知需求，首先要保証故事的清晰和邏輯連貫﹔要滿足觀眾的情感體驗需求，亦必須確保電影符合人的情感本性，符合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審美標准。

清晰的故事和連貫的邏輯是影片是敘事有效性成立的前提，故事主題含混、邏輯漏洞頻出，便會瓦解掉故事的可信度，稀釋影片空間的代入感，動搖整個影片的效果。好萊塢著名制片人大衛·賽爾茲尼克曾談到，“一部電影最壞的毛病是缺乏清晰性”，當然，敘事的清晰性並不是衡量所有電影類型的標杆，重情景而輕視情節的敘事方式也已經被《公民凱恩》、《暴雨將至》、《盜夢空間》等諸多非線性現代電影代表作証明有效。但對於《大魚海棠》等商業片來說，將確定的敘事理念灌注在相匹配的故事情節中，並通過敘事符號有效傳達給觀眾是實現電影生產目的基本要求。

影片中的情感體驗需要人物、情節來促發，在敘事過程中，意志與理智的互相妥協是使情感體驗立體化的力量所在，而意志和理智內化入情節的過程，也是受眾期待的道德審美在影片中得到回應的過程。道德和審美的統一本身便具備超越文化差異而引發崇高情感體驗的普泛效力，正如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念中美與善的統一，也正如康德所說，“美是道德性的象征”⑥，美感、審美都與道德密切相關，只是與倫理學中概念化、邏輯化的特征相比，道德在審美判斷中是直觀的，對於觀眾的觀賞體驗來說同樣如此，影片敘事出現與觀眾普遍道德審美失衡的狀況時，其消解電影價值的效力絲毫不亞於主題含混和邏輯漏洞等認知期待的負面效用。

然而，藝術實踐對精神空間的傳達、轉化往往具有非邏輯性、不確定性，加之在消費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不乏將講究清晰敘事視為缺乏創意，將強調道德等同於教條的叛逆心理。但故事邏輯和道德審美已經內化入觀眾觀影的審美期待，當影片的敘事理念和審美期待達到平衡狀態時，電影的敘事符號眾多，觀眾的目光不會太多聚焦於劇情抑或道德﹔可當影片的敘事一旦出現道德偏失或者情節漏洞，有關影片邏輯、道德的討論往往便會成為影評爭論的熱點。國產動畫電影《大魚海棠》中敘事主題和情節之間的關系未能完整交代，女主人公在報恩和犧牲之間，在情感和理智之間的抉擇與電影觀眾道德審美的失衡現象便是典型例証。

二、動畫電影《大魚海棠》敘事理念和受眾審美期待的抵牾現象

《大魚海棠》是奇幻題材，影片敘事主線是少女椿為了報答因己而死的人類少年鯤，與靈婆做交易，用自己的半條生命換回鯤的復活，而愛著椿的少年湫，為了讓椿免於死亡，犧牲自己，送椿與鯤回到人間。影片總體是線性敘事，故事主線的精神是感恩、堅持，然而，影片受眾期待的故事邏輯完整性、情懷的感染力與動畫電影《大魚海棠》敘事理念的表述過程產生了抵牾，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世界觀的表述缺口﹔第二，傳統文化價值體認過程碎片化﹔其三，哲理化生命歷程中心靈內省缺席﹔其四，故事主人公和隱含作者的道德審美偏差。

奇幻題材區別於現實題材最特別之處是世界觀，能夠自圓其說的時空運行規則是賦予觀眾代入感、讓觀眾進入相應敘述情景的首要條件。《大魚海棠》虛構了另一個與人類世界平行的空間，然而影片在這個虛構時空的運行規則處留下許多矛盾或含混的細節。比如影片在輪回的世界觀下設定靈魂的形態是魚，但開篇旁白“所有活著的人類，靈魂都是海裡一條巨大的魚”和影片后續出現的好人死后靈魂變成魚，壞人死后靈魂變成老鼠情節相互矛盾。同樣令人費解的是，靈婆掌管善良的靈魂，但既知椿的交易會給族人帶來災禍，卻以幫她為名引她前來﹔跟椿達成以命易命的交易時，並未告知椿會在鯤復活的時刻喪命，也並未告訴椿她的選擇會引發什麼災難，如此交易成了騙局，椿犧牲生命的報恩變成了不完全知情的舉動，椿犧牲族人安危的冒險也變得盲目。靈婆則成為規則的破壞者，有意識地引導椿去危害族人，同時，這個世界的規則也在不明邊界的情況下可以隨意更改，支撐起奇幻世界觀的原理變得凋零斑駁，當觀眾的疑惑在劇情的前后關聯中找不到答案，對故事情節的演進方式缺乏信任，無法走入影片預設情境時，影片敘事引發的情感體驗皆會因之暗淡。

傳統文化的價值體認是《大魚海棠》敘事理念的重要意圖，影片報恩的故事主線和舍生赴義的精神是典型的中國傳統故事模式，民族文化符號和古代哲學意象亦醒目地充斥於畫面、聲音、文字等動畫電影的典型敘事符號中。這些意象與影片的關聯方式有兩種，其一是截取意象的主要文化特征以加深審美效果的古典韻味，但意象選擇在影片的想象時空中呈現出隨意性，於是出現上古諸神住在福建土樓裡﹔女主人公的母親鳳是大古裝造型，女兒椿卻是民國少女裝束﹔掌管善良人靈魂的靈婆的造型卻參照中國民間傳說中的閻君。傳統意象的取用脫離了各自歸屬的完整意境，並且似乎只是為了營造奇幻的視覺效果，沾上中國風的氣息而已。第二種關聯方式則是在敘事符號中構建來自古代哲學的隱喻，但卻並未將哲理化的詮釋融入影片敘事以激起來自古代哲學精神的共鳴。影片在命名、人物個性上都使用了老庄哲學、儒家《易》學的隱喻，然而，雖然影片的創意出自庄子《逍遙游》，卻隻借取了篇中與大魚吻合的鯤鵬的形象及奇幻詭譎的想象世界，《逍遙游》中庄子物我兩忘而達到無己、無功、無名境界的主旨卻並未參與影片的意義建構。

《大魚海棠》的敘事理念包含著傳達哲理韻味和生命思考的初衷，但哲理化的任務交給了故事發展進程，卻缺乏主動的心靈內省。影片在全知視角和老年椿的回憶之間切換，老年椿審視生命歷程的經過本可以充滿反思意味以傳達影片敘事理念，正如沃爾夫岡·凱瑟所說，“敘事人是一個由作者蛻變而成的虛構人物”，⑦主角的遭遇是觀眾的情感體驗的入口。影片也確實用椿蒼老的旁白聲音作為視角變換的標識，但旁白卻被設定了不悲不喜的立場和劫后余生的口吻，實際成為簡單的補充陳述，負責向觀眾解釋故事緣起、解說劇情推進，而在爺爺為救湫而死時、在意識到族人對鯤的排斥態度時、在鯤的生命和族人安全之間的選擇時等重要生命節點這些本需反思、需要通過畫面之外的語言來升華哲理化韻味的地方，影片的旁白卻是缺席的，旁白其余所及之處，均表現出置身事外的淡然，這種淡然丟棄了向觀眾表露創作意圖，深化愛與救贖主題的機會，也消解了影片眾多感人之處本應有的深度。

相較之下，故事敘述中主人公和隱含作者的道德審美偏差是對觀眾審美期待沖擊力最大之處。椿用自己一半生命報恩的選擇固然值得欽佩，但在交易的同時明知會引發不僅屬於自己的災難，卻依舊堅持救鯤﹔再有，影片中鯤的死是因為椿的失誤，這樣椿的報恩過程夾雜著撫平心中愧疚、彌補過失的動機——綜合這兩條線索，影片女主人公椿的營救行為便是不惜犧牲家園、犧牲族人來平復自己心中的愧疚，在整個過程中，椿對鯤引發的家園被毀、氣候失常等系列災難無絲毫動容，直到族人生命危在旦夕讓她想起鯤的妹妹因哥哥的死痛哭失聲那一幕，方才有所察覺，化作海棠去救助族人。最終，湫用犧牲換來椿、鯤兩人在人間重生，這與其說這是湫的真愛，椿的幸運，不如說又為椿的自私更增一項証據。至此，影片感恩、堅持不懈的主題和故事呈現已經出現斷裂，主人公全程堅持的理想並不具備崇高感，椿的爺爺后土臨終還在鼓勵她要堅持、不放棄的囑托甚至變得荒誕，椿的人格也走向了相反的一面——自私、盲目，甚至等同於舍人為己﹔影片對主人公行為的道德失衡並無審視或反思，女主人公亦未受到懲戒，反而在僥幸存活的大團圓結局中圓夢重生。無可否認，文藝作品對受眾的精神意義在於激發正義、愛、自由等具有普遍意義且充滿溫暖和希望的情懷，而這個責任往往會被安置在主人公的身上，觀眾亦習慣於以主人公的視角進入影片敘述理念。或許觀眾可以接受主角人物設定某種程度上的道德不安，可一旦道德偏差貫穿主角的主要行為，當電影中的主角以這樣飽受道德爭議的形象出現在觀眾眼前時，無異於影片崇高感的自我毀滅，當然，結合《大魚海棠》影片進行總體觀照后可以發現這並非影片敘述理念的本意，而是敘事理念與故事情節不相匹配時導致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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