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提醒說，還有一種現象，也多見登載，如重要會議和活動、兩國交往、時局變化等，會議秘書處、活動辦公室以及相關部門等，事后都要發表新聞公報、聲明、宣言、照會、抗議等，很大的一類啊，都可以歸類為“公報式新聞”，新華社的社長、總編輯去採訪也好，一般記者甚至是派專職通訊員、實習生去採訪也好，都要拿到新聞公報等文件的文本，回來寫新聞稿件，除擬訂出新鮮、重要、醒目的新聞標題外，就是寫新華社某地某月某日電，某會議或活動舉行，結束時發表了新聞公報，“公報全文如下”，就這麼一兩行文字是自己寫的，接著就是“公報”全文照發照播。在現代社會，國內外會議、活動頻繁，這類新聞很多，這些“元文件”才是“事實”信息，要一字不漏地照發，這也是“用事實說話”。有些人講《新聞採訪》《新聞寫作》課程，卻不講甚至提都不提“公報式新聞”，這麼一大類新聞稿件，根本不講，至少不全面、不實事求是。

新聞事實，重要的新聞事實，包含在眾多事實之中，要全力去找並且摹寫出來。有的人講新聞寫作，要求真實、生動、活潑、形象，要饒有興味，總之是要遵循趣味性原則。新聞稿件寫出來、刊登出來，有沒有趣味、讀者愛不愛讀，是“事實”決定的，不是“寫作”決定的，“事實”是客觀存在，“寫作”是將事實表達出來，能否真實、生動、活潑、形象、有趣，那就要看事實本身是否真實，是否生動，是否活潑，是否形象，是否有趣味。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是新聞事實真實、生動、活潑、形象、有趣，而不是寫作生動、妙筆生花。他曾不止一次在講課中提到獲得全國好新聞評選一等獎的、那條由新華社記者郭玲春採寫的人民藝術家金山追悼會的新聞電訊稿，分析評價說，從當代新聞信息傳播現狀看，給讀者信息多、質量好，才是獲獎好新聞作品的基本評價標准，可是這條新聞電訊，字數雖說不算太多，但信息量小、質也不很高，一共隻有兩個信息，一個是人民藝術家金山死了，另一個是人民永遠懷念自己的藝術家，“死訊”是“新”信息，“永遠懷念”就不算那麼“新”了，這樣篇幅的一篇新聞電訊稿，隻給出“兩個信息”，很難說是非常優秀的獲獎“好新聞”。這樣看來，在何微先生眼裡，“好新聞”首先得有“好事實”，而且要把這些“好事實”好好地“表達”出來，必須是用“好事實”來“好好地說話”，其中傳遞的信息須量多質優。

在新聞學專業教育、新聞學專業人才培養、培訓等方面，無論是新聞學本科生、研究生的脫產全日制的教育與培養，還是大專、專科接本科或續本科、新聞干部專修班、培訓班，或是通訊員學習班、刊授、函授、夜大、廣播電視大學、私立大學、自學考試等，都要牽涉到新聞學專業人才的教育、培養或提高。

何微先生非常明確地指出：敘事和議論是新聞信息的基本表達方式，要教育和培養學生在修學過程中“敘事”和“表意”並重，不能有所偏頗。他說，“敘事”就是敘述事實，這是新聞信息傳遞中的基本表達方式之一，也是學習新聞學專業必須具備和訓練好的一種基本功。基本功不好，也就是基礎不牢，蓋房子基礎不牢，沙灘建高樓不會滑坡就會倒塌。

何先生在授課時講得很明白:我國的漢語言文字寫作，歷代文獻資料、文集、典籍，卷牒浩繁、汗牛充棟﹔就說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秉筆直書﹔若說史書，如編年體、紀傳體、國別體，朝代史、斷代史、通史、通鑒、通義﹔再說文體，敘事詩，從《詩經》開始就有，如《十月之交》，詩裡所記的日食、月食、地震，還真有據可查，從敘事詩到記事文、說明文、日記、游記、山水游記、筆記，勤筆免思呀，記錄事實，敘述事實，敘事清晰，這在中華文化上是有深厚傳統的，“秉筆直書”“敘事清晰”這些傳統要繼承和弘揚，加上現代科學技術工具的運用，就不光是文筆書寫“敘事”了，還有鏡頭（電視畫面）敘事、錄音敘事、照相（照片）敘事、網頁（網絡信息）敘事，等等。尤其是從高中直接考上大學來讀新聞學專業的本科生，一定要加強“敘事”的教育和訓練，應該是與中學階段教“語文”課一樣，除閱讀以外還要扎實加緊“作文”訓練，新聞學專業本科生的“作文”訓練就是“敘事”，要達到的要求或標准就是“敘事清晰”。

何微先生還指出，新聞傳播信息的表達，方法、方式或途徑，除去“敘事”就是“表意”。“表意”就是“表達意思、意圖或意願”，帶有很大的主觀性，是主觀見之於客觀、而又高出於客觀、高度抽象的，也就是說，是經過概括、提煉或凝練了的客觀，在手法上就叫做“議論”，議事論理、析事說理。表明意圖、表達意思、表現意願，是新聞評論工作、寫作新聞評論過程中最主要的，也是“發議論”所必需的﹔寫新聞評論，就得擺事實、講道理，議事論理﹔見之於事，催其思考，發為議論，這就是新聞評論工作和寫作新聞評論作品的本旨。南宋陸游有詩句“紙上得來終覺淺，須知此事要躬行”呀。為此，他要求應該“以見事實、見現象、見跡象、見征兆、聽言談、看到新情況，再來發議論”，這樣地教育和訓練新聞學專業的修學學生。

有一年秋天，武漢大學珞珈山上楓葉泛紅的時日，周永固副教授講完課回家，先到何微先生住所小憩一會，一是走環山路累了，該歇口氣再步行回去﹔二是可順便看望何微先生，繼續討教﹔這次則還加上周永固副教授請何微先生為其“新聞評論學課程講義”編寫為教材、出書寫“序言”的事情，碰巧我也在場。寒暄互問后，何微先生對周永固老師說：“書稿，我看了﹔序言，我也在寫，還沒弄完。我看你概括新聞評論的特點，哈，那麼多‘特性’，一個一個的，比較全面，論述這些‘特性’也算簡潔。新聞評論的這些特點，要給學生講，但更要練習寫新聞評論，做出‘習作’，學會表明態度、意思，學會表達主要的意圖。我在陝西日報社做了八年總編輯，這八年都沒回家過個春節，在值班、看清樣、寫新聞評論。在在陝西日報社工作時，碰上忙的時候，幾乎天天寫新聞評論，省委常委開會、省委常委開擴大會等，這些重要活動一結束，就要寫社論，社論的稿子還得送審，送省委宣傳部、省委書記秘書甚至是省委書記本人，要審閱、要修改或提出修改意見或建議。在這麼短的時間，倉促地寫出社論稿件，滿腦子想的是活動意圖表述清楚沒有、稿子送審能否通過，哪裡有閑空去考慮新聞評論的那許多特點？主要是考慮領導意圖表達准確。政策、決定、主張、見解、措施等，不能原文原句照搬，也不能是政策條文圖解，而隻能是用議論的手法把領導層面的意圖，准確地議論出來，讓老百姓能掌握、能參照著去做。意圖表達不准當、不科學，普通百姓就不容易把握或領會。連學生都知道，甚至是考試要考，就死記硬背這麼些新聞評論的特點，卻在寫新聞評論的習作時表達不清、表述不全主要意圖、議論不了孰是孰非，那就是沒教好、沒學好《新聞評論》課程。”

何微先生在做新聞傳播工作或從事新聞學專業教育活動上，十分注重自身的言傳身教，提倡新聞學專業的教師更應該為人師表、為學生的表率。

何先生說，培養記者、編輯等新聞傳播業的后備軍，記者工作是多方面的社會工作，是傳遞社會各行各業、各個單位或個人的最新信息，是要在社會裡廣泛地與人打交道。這樣一來，新聞學專業的教師，便是其今后去從事專業活動的修學學生的最早楷模、榜樣、影子、樣子。列寧說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何微先生說到做到，表裡如一。無論是在戰火紛飛、彈雨橫穿的戰爭年代，還是在紅紅火火、各業奮進的建設年代，或者是在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改革年代，在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負責的崗位上，他總是身先士卒。外出採寫新聞，他帶領記者下基層、進廠礦、到村頭，走家串戶、察看實情﹔坐在總編室裡，實在忙得不可開交，不能外出調研，他打電話約工廠的工人、鄉村的農民等朋友到他的辦公室來座談，了解實際情形和實際效果。記得有一次，何微教授指導我說：怎樣了解實情、了解農民意願？那一年推廣密植樹苗、在距間內種植小麥，規定這一排白楊樹到那一排白楊樹之間僅間隔五米寬，白楊樹苗一長高、成排的白楊樹，五米寬的間距內還能種小麥？拿不准！除了叫記者站的記者帶老農民到總編輯的辦公室來談，我自己還打電話請了兩批農村的朋友來談，老農民們都說那麼密地成排栽樹，其間距內就種不成小麥了。這樣一了解，推廣密植栽樹間距內種小麥的報道，就不再在《陝西日報》上刊登了，報紙不可以為這種“瞎指揮”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害農坑農的作風和行為推波助瀾！

何微先生做新聞輿論工作數十年來，就是這樣一位非常尊重客觀實際、拜內行為師的直性子人，可謂“剛正不阿”。正是這種剛正不阿的直性子，使他自嘲自己的新聞“官職”越做越小，而他所工作過的新聞單位之工作人員、記者、編輯對他卻是特別擁戴、傾心敬佩。在《陝西日報》做總編輯八年，每年除夕夜，他到食堂親自炒幾個菜，與值夜班的記者、編輯們圍坐一桌吃年夜飯，其樂也融融！

他曾對我講過：“新中國建立初年，對文職人員評定級別比較地高，那時我任新華社華北總分社副社長兼北京分社社長，給我定的是八級干部。別小看我這個八級，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帥中最年輕的也只是八級呀！1957年反右運動，我被派到江蘇分社去反右派、揪右派，也沒事，還是八級﹔到1958年搞“大躍進”、刮“浮夸風”，我就較為冷靜了，不那麼願意“跟風”報道﹔1959年“反右傾”運動，我抗日戰爭時期報道過彭（德懷）老總指揮的打擊日寇的“百團大戰”，“反右傾”期間又為彭德懷元帥說過話，便被降一級，為九級干部，調往京外分社任職了。看看，當了這麼多年運動員！從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職位上退居二線，被武漢大學請過來做新聞學研究所的所長（處級）了，不是“官職越做越小”嗎？我那時也沒多想，順嘴接應了一句：“何老，您可是‘學問越做越大’呀！”何微先生不止一次地“自嘲”自己當了一輩子運動員——要知道直至因病去世，他還是“九級”（干部）運動員呢！

何微先生在新聞學專業教育的多種形式的崗位（作“學術講座、學術報告”的新聞單位負責人、新聞業界名人、教授、兼職教授、客座教授等）上，規模不一的大禮堂、報告廳、大或小的教室裡的講台上，始終是一位學識深厚、閱歷豐富、和藹可親的師長。與他在新聞傳播業界一樣，與同行的關系以及相處都很好。他的言行舉止，是在表率，讓我這個后學者難望先生的項背。

就說新聞學理論界的“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他們之間的關系和相處就很有些惟妙惟肖！我在1995年春節給甘惜分先生拜年時，甘老對我說，1957年反右派，組織對王中先生的批判，不寫批判文章不行啊！批王中還沒批完，在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就已經開始批我啦，這是外人所不知的。（20世紀）80年代初，在甘肅蘭州舉行新聞教育學年會，我聽說王中老將出席，特意早去蘭州兩天，親到蘭州的機場接王中老。誰知，王中老還生氣呢。我熱情伸手到剛下飛機的王中老面前，王中老手也不伸、眼也不抬，鑽進接他的轎車走了。后來，我在美國時，得知王中老病逝的消息，趕緊寫了一篇《風雨飄搖憶王中》的紀念文章寄給國內期刊上發表。甘惜分先生這次還將此文復印件給了我一份，其意我心知肚明，是暗示我今后有機會寫文章時作點釋“南王北甘”之間的“前嫌”吧！

而“西北何（微）”與“南王北甘”的關系，就相對地平和，相互尊重、相互倚重！何微先生說，王中老年紀比我大，我手下的人到上海，我總要吩咐他們在滬上去復旦大學拜會王中老，聽聽他的意見。王中老對別人說，“這個紅區（指延安）來的何微先生，有意思，派桑義燐等手下來我這白區（指上海），征求對新聞學專業教育、培養、科研的建議呢！由王中先生生前所傳出的這些話，可見王中先生與何微先生的關系很平和、沒有什麼間隔。何微先生與北甘（惜分）都是1937年入的延安抗大，又同是1938年被分派做新聞工作，何、甘關系一直融洽。甘惜分先生給何微先生的書信往來，一般是毛筆書寫的，我是見過的。一次，何微先生跟我說：這個甘惜分老，信上說“您我同庚”，可信的抬頭卻寫“何微兄”，究竟誰年月大？何微先生輕拍自己腦門說，我記得甘惜分老大我的月份！改革開放、恢復學位制度以后，甘惜分先生指導研究生的學位論文，許多篇的外審請的就是何微先生評閱、寫評語的。1988年冬，甘惜分先生帶著研究生童兵、董煒去海南調研，接到南陽日報社劉少宇電話邀請參加《南陽日報》創刊暨毛主席撰寫《中原我軍佔領南陽》新聞電訊稿40周年的紀念活動，他們就約定到武漢大學何微先生住處匯合，然后一起去河南省南陽市。是夜，一輛中巴車載了甘惜分先生一行和何微先生帶著當時新聞所干事張鐵球和做研究生的我，加上開車司機共七人，甘惜分先生一行三人剛從海口向漢口，匯合后與何微先生一行三人便下襄陽向南陽了。不巧，那時路正改造，又是暗夜裡行車，顛簸得很，但見何微先生手端甘惜分先生的茶杯，每隔一兩小時便送給甘惜分先生喝一兩口，童兵和我這些做弟子輩者想接何微先生手裡的杯子也不讓接，何微先生可以說是徹夜未眠地陪著甘惜分先生，直到車子在天亮時駛進南陽市區。何微先生與甘惜分先生的同學情、戰友誼、同行關系之親密無間，由此也可見一斑。

在新聞學專業教育和理論界，除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外，再最有資歷的就應該是我1979年考入大學讀本科時的北京廣播學院（現改名“中國傳媒大學”）任新聞系主任的康蔭教授了。康蔭先生是1938年入抗大學習的，年齡比甘惜分先生、何微先生要小兩歲。我1993年夏研究生畢業后回本科母校任教，就被分派在與康蔭先生、王玨教授一起同坐一個辦公室。康蔭教授所指導的研究生王雲鵬也已畢業，那時在《廣播電視年鑒》編輯部任主任，是副教授，也指導研究生。王雲鵬學長還記得康蔭先生想趁腿腳還好行動時，去一趟延安。王雲鵬學長是陝西咸陽人，本科是78級編採專業的，與我所學的是同一個專業。王雲鵬學長找我商量康蔭先生去趟延安的事，我便聯系了我的研究生指導教授何微先生，住在西安家中的何微先生很快就給這事做了安排，並且說要陪康蔭先生一行到延安。何微先生的熱情回答，讓我有些喜出望外。半個月后，我在廣院校園路上見著王雲鵬學長了，便問：陪康老去延安回來了？可順利？印象如何？王雲鵬學長回答：“很順利，何微先生要了輛車，一星期都陪著我們，從西安到延安再回來，一直是何微先生在張羅、安排。印象呢——”王雲鵬學長沉吟了一下，說：“怎麼說呢？我的導師（指康蔭教授）是個教授、學者，卻像一個新聞官﹔你的導師（指何微教授）是個級別很高的新聞官，卻更像是一個教授、學者。哈哈！”王雲鵬學長現任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副台長，我與王雲鵬學長路遇時評說印象的話，至今仍然記憶猶新，讓我感到無比欣慰。

毫無疑問，歷史已經証明，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和康蔭先生等，是走在20世紀下半葉新聞學專業教育隊列最前面的人，就像是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所書寫的可以稱之為“巨人”的人！他們心靈之聖潔、精神之偉大、道德之高尚、思維之睿智，使他們能夠成就為業界的“脊梁”。如今，南王（中）北甘（惜分）西北何（微）等先生，斯人已去，但他們的思維智慧將永存。何微先生故世快20年了，他生前的這些新聞學專業教育思想，至今耐人尋味、深受啟迪﹔他在近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裡所操辦的新聞傳播業、所從事的新聞學專業教育活動之業績將永在﹔他這些關於新聞學專業教育的思維閃光，將照耀著后學者、后來人改革創新、決勝小康。

胡耀邦同志湖南故居食堂的牆壁上有一副對聯：“屋矮能容月，樓高不染塵。”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看到此聯，改其中兩個字：“身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塵”，以稱頌胡耀邦同志光明磊落的一生。在2015年12月22日的《長壽養生報》第15版上，用了大半版篇幅刊登作者宋立民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百年的長文，標題就引自這副所改字的對聯《耀邦百年：“身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塵”》。我聽何微先生談過1938年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畢業時分派去向的經歷：當時抗大的政治部主任就是胡耀邦同志，給他的第一張路條子是去河南沁縣任縣委書記，他沒接受﹔第二張路條子是去《黃河日報》，他欣然前往了，從此走上了新聞學專業活動之路。作為何微教授指導畢業的研究生，我這裡仍要仿而效之，將這副對聯增改幾個字並加橫批，來紀念恩師何微教授誕辰百年——上聯：身材矮能容皓月﹔下聯：級別高不染俗塵﹔橫批：可為師矣！

（作者系何微先生的研究生，先后獲文學學士、法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現為河北經貿大學教授、華北科技學院兼職教授。本文2016年2月26日-3月24日斷斷續續寫完初稿，5月12日下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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