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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何微先生的新聞學專業教育思想

劉惠文
2016年09月12日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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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西部學刊》2016年8月下

摘要:本文回憶、梳理並概述了何微先生所秉持的新聞學專業教育思想。何先生認為,新聞工作規律要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逐步認識、把握和遵循,不可違反﹔報道失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應嚴格要求學生,防止新聞失實,杜絕虛假報道﹔論從史出,注意對中外新聞事業發展歷程的理性總結﹔理在事中,要使學生在學做新聞工作中自覺遵紀守法、嚴守記者信條、道德規范﹔用事實說話是做新聞工作的根本技法和努力目標﹔敘事和議論是新聞信息的基本表達方式,要教育和培養學生敘事和表意並重,不能有所偏頗﹔等等。他生前的這些新聞學專業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啟迪作用。

關鍵詞:何微﹔新聞學﹔教育思想﹔論從史出﹔敘事和表意並重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8-2-0074-06

何微先生認為,新聞工作規律要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逐步認識、把握和遵循,不可違反。對新聞工作的“原則”內容要給學生講清楚,析理要很透辟,這是“正面”的、主要的,但還不夠。還要講“負面”的,似乎“次要”的,但必須講,非講不可!講什麼呢?講違反這些“原則”,即背離新聞工作、這些“規律”的深刻教訓。

何先生說,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來不得半點虛假。做新聞工作不能堅持把握、一貫遵循這些“原則”,違反“規律”辦事,就要出問題、成禍患!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反右派”擴大化、“扯開肚皮吃飽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以及“人民公社化”“反右傾”“四清,四不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開路”、搞“假、大、空、套”話的宣傳報道,急功冒進的主觀宣傳,不符合客觀實際,不實事求是,造成了勞民傷財、草菅人命,單就“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虛報糧食產量的“放衛星”報道,河南省信陽地區就活活餓死幾十萬人呀!“跟風”報道,是很容易使人喪失理智、違背規律、不能獨立思考的。要求與客觀實際相符、相吻合的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因為新聞報道上的“跟風”、輿論宣傳上的“一哄而起”“大字報帶來大變化”“為政治服務”而不辨真偽,爭相報道,嚴重損害黨和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些違反“原則”(規律)的虧,難道我們吃得還少嗎?這種報紙上的仿效風,廣播上的一陣風,電視上的熱哄哄(注:如今自媒體網絡上跟帖風),很多時候就是由於不注意用腦子冷靜地想一想,看清事實、弄清究竟、分清是非,那就很容易墜入主觀唯心論和歷史唯心論的泥潭,“主觀意願”絕對至上和“長官意志”甚囂塵上,持此種立場、觀點、態度來做新聞工作,那將非常危險且危害極大!因此,講授新聞工作的“原則”,講述新聞傳播“規律”,應該“兩面講”,既講應該把握、遵循“規律”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要求,又要講明不能違反“原則”以及違背“規律”所產生的壞影響甚至惡果,讓學生能從正、反兩方面領會和掌握、遵循新聞工作規律的真實含義和現實意義,不能不按規律辦事,在新聞工作上絕對不能違反“原則”去做報道、作評論。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何微先生任職武漢大學新聞學研究所所長、教授期間,無論是境外專家、學者、教授寄來的問卷調查,還是這些人的登門訪問,他都坦然作答、公開承認“報道失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正因如此,他尤其強調,在新聞學專業的教學上,應該嚴格要求學生,其新聞實踐或實習中就要及早預防新聞失實、杜絕虛假報道。

我曾有一次幸遇何微先生接待一位境外學者的訪談。在訪談中,那位境外學者突出地問到中國大陸的新聞失實問題。何微先生毫不隱晦地回答,新聞失實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們這裡有新聞報道失實問題,你們那裡也有,都有在報道登出來以后被揭露是假新聞、假報道的。就是美國著名的普利策新聞獎,不但是被登載、被頒獎,而且是之后好多年才被揭發出來為“假造”的新聞報道或者照片。這說明了什麼呢?這充分說明了做新聞工作,不可以持功利主義的想法和態度!一沾染了“功利”,就不顧“事實真實”了,什麼“邀功請賞”“名譽利祿”“好大喜功”“文過飾非”就都來了,這樣弄出來登載、播放的新聞報道、新聞言論,與現實客觀的實際存在及其變化,隔山隔水,看這樣的新聞報道或新聞評論,猶如“隔岸觀火”,被罩在雲裡霧裡,不假才怪呢?這是為著某種目的而“故意造假”,這種“假新聞”最不可容忍!“故意造假”,在全世界新聞傳播業界,雖說不多,甚至是極少極少,但至今仍然不能杜絕。為數最多的是真假摻合著的報道,有真事,也有假話,只是“真”“假”所佔的比例、所表達的程度各不相同,有些還是技術條件、採訪條件、文字寫作或音頻視頻再現方面的問題,具體事情要具體分析,具體問題要具體解決,這大批量的“虛假報道”,可以被視作“客觀造假”或“技術造假”,這類“新聞失實”問題,既要從思想根源上加以正本清源,也要在專業技術手段上加以改進,方能使這樣一些“有真也有假”的“虛假報道”盡可能地“少出現”,盡全力使“虛假報道”“少下來”。在教育新聞學專業的學生,特別是對初入門做新聞工作的記者、編輯的崗位“培訓和教育”,越是嚴格要求、嚴肅把關,那他參加專業活動、上班工作、值班編輯之后,“虛假報道”出現的幾率定然會少之又少。正面教育和“虛假新聞”“反面教訓”吸取,合力來杜絕“新聞失實”現象,持之日久,必見成效。不去抓緊解決、不著力整治“新聞失實”問題,對“虛假報道”聽之任之,這樣的新聞單位在哪個國家、哪一地區都是不會存在的,如果讓“虛假報道”充斥版面、放任自流,那終將損滅我們的新聞傳播業。

新聞學專業教育,怎樣才能使從高中直接考入大學新聞學專業的本科學生從對專業“無所知”到“願所知”?如何使他們從“感興趣”到“有興趣”學新聞學專業?如何讓學生從“感性認識”逐步地上升或者進入到“理性認識”?在何微先生看來,必須要使修學學生深知、熟知“論從史出”的治學道理。他說,“論從史出”本是很普遍的治學道理,一般說來“論從史出”是做學術研究、做學問的一種通則,但我主張“論從史出”也是新聞學專業教育,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專業教育的一種通則。在新聞學專業的學科教育上,首先要從中國的新聞學史、外國的新聞學史開始,讓學生先了解和探究中國和外國新聞事業的歷史情況,注意對中、外新聞事業發展歷程的理性總結。高等教育者的首要任務是將專業學生“引進門”。自然科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其教育者將專業學生“引進門”主要靠做實驗,學天文學的上天文台、看天文望遠鏡、用望遠鏡觀測太空,學化學的進實驗室、搭架子、做化學分解或合成的實驗。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其教育者將專業學生“引進門”主要靠講專業歷史、學習專業歷史,從專業歷史“教”和“學”中引發學生的修學興趣。理論是什麼?理論是從既往的經驗或教訓中總結、歸納出來,被綜合匯總、被提煉抽象以后的“質”的規定性,包括基本范疇、規律論和方法論等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顧他們所研究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學術研究領域時,就曾在所撰文章裡公開承認,他們從歷史學著作中所獲得的,遠比從這些學科以往著作中獲得的要多得多,尤其提到了摩爾根所著的《古代社會》。何微先生有所針對地說,“論從史出”,也可以算是新聞學專業教育的一條通則,可有些辦新聞學專業教育的,卻不那麼遵守,也許是因人設課,不太符合由淺入深的修學邏輯。比如,給新聞學專業本科、研究生開課,不是“史“字當頭,而是“概論”課(《新聞學概論》或稱《新聞事業概論》,《傳播學概論》或稱《傳播學教程》)或“業務”課(《新聞採訪》《新聞寫作》或《電視報道》《新聞攝影》)開路,這樣的或許要另當別類的新聞學專業教學之課程設置或安排,不管是有意、故意還是無意、潛意識,至少是違反了還未知專業的初學者認識外部陌生事物的基本順序。教與學總是相輔相成的。新聞學專業教育,先要教之這個專業以往的歷史,讓受專業教育者了解到這個專業以往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情況,中國的、外國的,使其能從學習中找出應該承接、發揚光大、轉而需要更新、革新和創新的道理,找到自己在這個專業中值得學習和效仿的榜樣。榜樣的力量,總是無窮的嘛!根據專業培養要求教育和培養學生,你不好好教育學生去數一數前人走過的腳印,學生今后從事專業工作,就是順著這些腳印繼續向前走行的嘛,“不積跬步”,將何以“至千裡”呢?

何微先生不僅主張將“論從史出”的學術規則作為新聞學專業教育的通則,而且主張要把“理在事中”作為新聞學專業教育、追尋專業學理的通則,貫徹於新聞學專業教育的全部過程。何微先生講道,新聞學專業學理,辦事道理,都在做專業工作、所辦事情之中,不過是隱藏的、“匿聲隱形”的,要讓修學學生在做新聞學專業實踐中、在辦具體事情之中,找見一些“理”來,這在教學方面也叫做“悟”出其中道理,佛教裡就直稱“悟道”,“當頭棒喝”能“悟道”,“拈花獻佛”也能“悟道”。尋找道理的方式方法,自覺覺之,教而覺之﹔自覺覺他,直覺覺之。自己“悟道”了,受教育“悟道”了﹔自己“悟道”后,再去教授別人或同伴“悟道”﹔同學間互相學習、相互促進嘛﹔憑主觀“直覺”或“知覺”來“悟道”,等等。這些都是探尋和追求“學理”的辦法,這些“理”都在所要從事的專業實踐活動、所要做的一件件具體的事情之中,“理”不會從“事”裡“跳”出來,“跳”到你面前,而是要做事者注意去追尋、知曉其中的道理。

何先生曾意味深長地說過,鄧雲特,也就是鄧拓啦,延安新哲學學會成員。鄧拓講過“記者是雜家”,其他很多人都說過“記者是社會活動家”的意思。怎麼理解?“記者”是新聞從業人員的通稱、統稱,就是專指新聞工作者﹔“雜家”,就是雜七雜八的,社會上很多行業的學識應該有一些﹔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做新聞工作、從事新聞傳播活動。恰如馬克思所說,應該是世界上所有的知識對於我來說都並非陌生。世界上所有知識並不陌生,不是都學會了,才能去做記者,而是“記者是有所專長的”,記者是專職的新聞工作者,他的專長是善於發現、善於學習、善於思考、善於調查研究,在做新聞學專業活動——操辦新聞傳播業時,所需要的知識都不陌生。做新聞工作,首先需要新聞學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是從事專業活動的基礎。初學新聞學專業的學生,如果不使自己首先成為專業人才,就想去做“雜家”,那他在學習專業時,今天在這裡“雜”一下,明天到那裡“雜”一下,四年后本科畢業,“雜”是“雜”了,“家”沒當成,不能勝任新聞傳播崗位的工作。為什麼呢?做新聞工作就是這個“理”,首先你是“專”學新聞學專業的,你擅長專職的調查研究,很快地弄清事實真相,然后你去做新聞學專業的工作,採訪報道社會上方方面面的新變化,這樣才慢慢地“雜”起來,久而久之也就成為了“雜家”。就眼下的情況,受新聞學專業教育者,首先要做好新聞學的“專學”,然后在做新聞工作的過程中逐步成為“雜家”。為此,何老應某位當時尚算年輕的教師討請墨寶時,他在“囑書”二字后寫了一聯相贈:野物不為犧牲,雜學難以成才!若要詳讀細解何微先生所手書的此聯,怕也與他的新聞學專業教育主張“理在事中”一脈相通、息息相關罷!他強調“理在事中”,就是要讓學生將專業知識學習與從事專業活動聯動起來,使他們在學做新聞工作中,能夠自覺遵紀守法,能夠嚴守記者信條、道德規范,在做事中“明”理,以便今后能在不斷努力的專業實際工作中成為合格且優秀的新聞專業人才。

何微先生積大半輩子做新聞工作、領導和管理新聞傳播業單位的經驗,並根據這些經驗來教育、培養和建設新聞工作者隊伍,因而他一貫主張:“用事實說話”是做新聞工作的根本技法和努力目標。雖說他是新聞單位的領導,但外出採訪、在單位當總編輯卻很喜歡帶些年輕人,看他們操作,指導他們做新聞採寫或者編輯的實際工作。

1989年6月初,何微先生讓我陪著到武漢市的大商場——位於武昌區傅家坡的中南商場去買一雙布鞋,在商場三層才找到賣鞋子的櫃台,買完布鞋還隨便逛逛,那時的商場每層都有台電視接收機開著,正在現場直播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答中、外記者問。時年已達74歲的何微教授指著電視熒光屏問我:“這是誰呀?這麼能說會道的!”我趕緊看了一下熒屏底下的滾動字幕回答:“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袁木原先是新華社的!”何微先生“啊”了一聲,說:“想不到呀,袁木是1948年我任新華社華北分社副社長時,到部隊去挑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來做記者的,把他帶往察哈爾分社,還帶著他採訪過,新聞單位就是鍛煉人、培養人呀,現在卻這麼會說了呀!”

1995年我博士研究生畢業,被派遣到我本科畢業的母校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研究所工作不久,就接過新華社北京分社劉佩衡兩次電話,說現在分社資料室裡還有很多篇何微老社長油印或鉛印的講稿和文稿。他在陝西日報社任職時,不僅建立了新聞研究所、出版發行專業學術期刊《新聞知識》,還經常舉辦通訊員培訓班,他以報社總編的身份去講課,創辦《〈陝西日報〉通訊》,刊授、函授做新聞工作的必需知識、該知要點。他說,通訊員、業余寫稿者,他們最需要、最缺什麼呢,這些要在給他們講課或採用刊授、函授的形式,直接明了地告訴他們。他們將日常新聞通訊工作叫做“整材料”或“整稿子”,不管“整出什麼樣的新聞稿”吧,“用事實說話”是最重要的方法,拿具體的事實來說,別“過於籠統”“非常概括”了,一是一,二是二,總得把事實簡明扼要地寫清楚。“用事實說話”是做新聞工作的一個根本,先要能把事實找出來,然后要用事實來說話,最后還要用事實會說話,要會“用事實說話”這一根本技法,“能用事實會說話”是我們的努力目標,不要拿起筆來寫新聞稿子,在新聞稿紙上左一分析來,右一解釋去,結果把要報道的事實給“架空了”,隻剩下個“空框架子”了,有血、有肉、有經絡骨頭的事實沒有了,那樣“空架子”的新聞稿件,讀者是不願意讀的。

(責編:劉雨霏(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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