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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聞編輯理論與當前新聞編輯實踐的分歧

兼論我國新聞編輯理論的經驗主義傾向

梁 燕
2016年09月12日1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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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西部學刊》2016年8月下

摘要:新聞編輯理論研究的是新聞編輯工作的原理和規律,新聞編輯實踐則側重於工作方法,二者之間理想的關系即新聞編輯理論引導新聞編輯實踐,新聞編輯實踐用以檢驗和推進新聞編輯理論。然而我國新聞編輯理論與當前新聞編輯實踐之間存在一定分歧,新聞編輯理論的經驗主義傾向較為明顯。文章試圖分析二者之間產生分歧的具體表現以及分歧原因。

關鍵詞:新聞編輯理論﹔新聞編輯實踐﹔分歧

中圖分類號:G2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08-2-0046-03

新聞編輯學是探討新聞編輯工作一般規律、方法和技術的應用學科,它既包括新聞編輯理論研究,又包括新聞編輯實踐研究。然而理論與實踐在新聞編輯領域如何平衡,如何做到以新聞編輯理論引導新聞編輯實踐,新聞編輯實踐來檢驗和推進新聞編輯理論,在我國當前新聞編輯領域仍然存在諸多問題。筆者通過梳理十年來新聞編輯研究的有關文獻,並結合當前新聞編輯實踐活動,發現在新聞編輯研究領域,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之間存在著一定分歧,主要表現在我國新聞編輯理論的經驗主義傾向。

在西方近代認識論中,雖然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並無鮮明的界限和區分標准,但從哲學史上看,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經典對立主要集中於知識起源和如何獲得知識的問題。“理性主義者認為普遍必然知識起源於心中固有或與生俱來的天賦觀念﹔它們是自明的、無誤的,通過對它們的理性推演就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識的體系。經驗主義者認為一切知識都來自經驗,普遍必然的知識隻有在經驗的基礎上才可能”。[1]從而在認識方法上,理性主義運用“自明原則+演繹”的方法,經驗主義則強調“經驗+歸納”的方法。[1]我國新聞編輯研究領域中,理論的探索時常基於經驗的歸納,憑借經驗而得的理論往往是現象的、粗淺的和個別的。當然,作為一門應用科學,新聞編輯學中的方法、流程、技巧必然要來源於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歸納,然而科學理論所具有的內在一致性包括命題、概念、關系層面的內容則不隻需要實踐經驗的支撐,更要建構一套完備的范疇體系。

一、新聞編輯理論與當前編輯實踐之間產生分歧的表現

筆者梳理十年來新聞編輯研究相關文獻時,通過篩選“維普期刊”中《編輯之友》《國際新聞界》《青年記者》等核心期刊所載150篇文章獲得文獻結構特征如下表:

圖1 新聞編輯理論研究概況

圖2 新聞編輯實踐研究概況

上表所示有關新聞編輯理論的研究文章佔56%(共84篇),而新聞編輯實踐方面的文章佔42%(共63篇,另有3篇筆者在文獻歸類中將其納入新聞編輯史范疇)。由此看來,我國新聞編輯理論在數量和內容上存在一定優勢,然而在此基礎上,新聞編輯理論卻並沒有很好地起到指導性作用,新聞編輯實踐層面編輯記者在採編過程中仍然出現諸多問題,媒體失范、編輯差錯等層出不窮,惡俗新聞也沒有被杜絕。具體而言新聞編輯理論與編輯實踐研究存在的分歧有以下幾點:

(一)新聞編輯理論缺乏新聞本質規律的基礎

“規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是事物運動變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趨勢”。[2]222楊保軍談及新聞傳播規律時指出“新聞傳播規律要探討的問題,就是新聞傳受(傳遞與收受)過程中,傳受之間內在的、穩定的、本質的關系”,並且將新聞傳播過程中的基本規律概括為“選擇律”“效用律”和“接近律”。[3]關於新聞規律的探討雖然是一個不斷深入和發展的過程,但新聞規律的恆定性也表現在具有傳播方法論的意義上。由此看來,新聞編輯理論要以新聞傳播規律為基石,離不開新聞傳播活動本身的研究視角,更重要的是要有系統、理性的理論概括性。然而,當我們以“理論”構建的完備要素對新聞編輯理論進行檢驗時,就會發現新聞編輯理論科學性和規律性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現即為理論與“理念”的混淆。

斯蒂文·小約翰在《傳播理論》中認為:“理論由兩大要素組成——概念和解釋,人類本質上是以概念處理為基礎的動物。概念化基本上是把事物和事件根據觀察到的特質所作的分類。理論的一個目標就是指出有用的概念。概念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貼標簽。我們通常用詞語來識別概念。任何一個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是擁有該理論概念的一套術語”。[4]40通過小約翰對“理論”的解析,我們看到一套科學的理論至少需要具備完備的概念和解釋框架。新聞編輯理論的構建其主要功能是解釋存在於新聞編輯實踐活動背后的規律,而不是替代它們作具體的對象性描述。然而我們發現,在現有的新聞編輯理論中,常常將“理論”與“理念”混淆,以“新聞編輯理念”替代科學的“新聞編輯理論”系統,這就是將理論的構建經驗化的一個最重要的表現。簡單來說,新聞編輯理念是對新聞編輯活動方法、規律、思想的詮釋與升華,它並不具備一套完備的新聞編輯概念和解釋框架。在近十年我國新聞編輯理論研究文獻中,常會看到研究新聞編輯思想、觀念、策略以及對新聞編輯活動的宏觀把握及認知,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新聞編輯活動現象的歸納和提煉,然而卻對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穩定機制或規則滲透不深。

劉九洲認為“人文科學同社會科學一樣,都存在三點研究基點,即基於本體論去回答‘研究什麼’﹔基於認識論去回答‘如何研究’﹔基於目的論去回答‘為什麼研究’。在新聞理論教材中,這三種研究基點都是存在的”。[5]2那麼在新聞編輯理論中這三點同樣可以作為研究基點。說到底新聞編輯理論研究的應該是新聞編輯實踐活動和現象背后的規律,其基本內容的構成也應當以介紹新聞編輯領域內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論為主。而基於新聞編輯實踐經驗而來的新聞編輯理論,由於較少深入到新聞傳播規律當中,脫離了新聞的本質研究,簡單將新聞編輯活動抽象化就難以在更高層面上對實踐活動進行指導。

(二)新聞編輯實踐注重微觀技術,忽視“專業”思想

在我國雖然新聞編輯實踐活動為新聞編輯理論構建提供了素材,但實踐研究多集中於稿件的微觀操作,如標題制作、版面和圖片編輯﹔評論、專題等不同體裁的編輯方法﹔時政、經濟、軍事等不同類型新聞的編輯。以上微觀研究雖然內容豐富,但研究狀況整體上看來散雜,切中要害的探討較少,主要表現在新聞從業者依賴於“常識”的積累,新聞編輯實踐與新聞專業主義的分離。

新聞編輯依賴於“常識”從事新聞活動與脫離新聞專業主義有著明顯的因果關系。所謂“常識是指理智正常的人通常所具有的知識或信念,它可以用判斷和命題來表示。常識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明性、直接性和普遍性:它是清楚明白的,不需要証明就為人們普遍同意”。[1]新聞編輯研究領域,新聞從業者的研究成果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而長期從事行業內工作的編輯、記者往往憑借自身從業經驗,將新聞活動的慣性思維簡單上升為理論層面,尤其是我國新聞業改制轉型、實行企業化管理后,受到各種外部環境的影響,編輯、記者的新聞專業主義意識也在逐漸缺失。較早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研究的我國學者郭鎮之認為,“專業主義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重要概念,起源於美國,前提是新聞自由。最突出的特點是對新聞客觀性的信念,相信可以從非黨派的、非團體的立場准確報道新聞事實”。[6]因此新聞專業主義就是在新聞傳播活動中新聞從業者所必須持有的新聞職業精神或職業規范。新聞編輯實踐活動是最具體的新聞活動,當然也應恪守新聞專業主義的要求。

此外,我國當前新聞編輯實踐忽視“專業”思想的另一方面表現則是新聞編輯人員與受眾意識的分離。通常認為“編輯工作具有中介性,具有初級信息的受傳者與終級信息傳播者的雙重身份,也正是這種中介性,使新聞編輯在信源提供者和受傳者之間建立起一座傳遞信息的橋梁”。[7]而新聞編輯若是缺乏受眾意識,編輯實踐活動的效果就會降低。新聞活動的本質是社會活動,新聞編輯實踐活動作為新聞活動的主要環節,同樣具有社會屬性,而受眾意識的缺少會造成新聞傳播功能的降低。編輯一味傳達自己的編輯意圖,忽視受眾感受和需求也是新聞編輯理論與實踐活動分歧的重要表現。

(三)新聞編輯理論中的技術主義傾向難以落實於新聞編輯實踐

新聞傳播活動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活動,與社會發展密不可分。隨著新媒體技術的日新月異,新的傳播技術帶來了新聞理論的革新,新聞編輯理論也隨新的技術環境進行創新。然而理論上的新興媒體編輯,新興全息化的編輯室,新的媒介載體及內容生產卻很難在編輯實踐中及時發揮和生效,一方面欠缺相應的技術人才,另一方面相對滯后的網絡經營管理規范和法規也阻礙著新的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理論上的設想和規劃大而無當,對新聞編輯工作的指導作用落后於實際工作的需求。《中國報業》在2009年刊發了史蒂夫·奧汀的文章《全數字化的新聞編輯室近在咫尺》,文章對新型數據新聞編輯室寄予厚望,然而在我國新聞編輯部室改革實踐中能真正做到“近在咫尺”的尚且不多。再者,關於新媒體語境下的新聞編輯研究近幾年來一直屬於熱門領域,但是研究多集中於現象描述,例如編輯的把關力量遭到分化,“公民新聞”對編輯身份的挑戰,編輯主體的“大數據運用”,但具體到實踐方法層面,編輯如何轉型,媒體如何建立數據化的新聞編輯室,如何利用好各類新媒體加強傳播效果往往點到為止,沒有實踐性的材料或案例,理論概括也顯得不到位。

(責編:劉雨霏(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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