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2016年9月刊

摘要：近年來網絡已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平台，但由於網絡傳播的低門檻和隨意性等特點，肆意標簽化甚至丑化與惡搞事件當事人的現象愈演愈烈。本文將以最近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的“五道杠少年”事件為切入點，通過分析不同的網絡傳播平台對該事件的傳播內容來探討網絡傳播標簽化的特點和成因，並對未來網絡傳播的規范性秩序提出建設性意見。

關鍵詞：網絡傳播的標簽化﹔“五道杠少年 ”﹔社交媒體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隨著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發展，廣大網友成為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的活躍者。然而網絡這把雙刃劍在帶給人們眾多便捷的同時，其負面效用也不容忽視。

一、“五道杠少年”事件回顧

這一事件時隔五年后再次進入人們視野。早在 2011年5月，一組“武漢市少先隊總隊長”黃藝博的照片在網絡上走紅，據媒體報道，黃藝博兩三歲開始看新聞聯播，7歲起每天讀《人民日報》《參考消息》，且在全國重要報刊上發表過100多篇文章。黃藝博身上籠罩著“全國五星雛鷹獎章”“全國十佳少年提名獎”和湖北省“十佳少先隊員”、湖北“首屆美德少年”等諸多光環。①與此同時因為其所佩戴少先隊臂章為五道杠而被廣大網友標簽化為 “五道杠少年”。從此以后圍繞“五道杠少年”為中心的話題在網絡上不斷發酵：曾有網友爆料黃同學並沒有考上武漢的示范學校水果湖高中，是經所在初中學校大力推薦后，被水果湖高中破格錄取的﹔也曾有網友調侃黃藝博長得有點“官相”、文字有點“官腔”﹔甚至還有網友用兒歌《讀書郎》曲譜重新作詞的惡搞歌曲《五道杠少年之歌》也在網上熱傳。這則《五道杠少年考進武大》的文章近日再次刷爆了微博、微信以及各大網站的頭版，文章中提到“‘五道杠少年’黃藝博已經通過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自主招生面試，隻要高考成績超過湖北一本分數線38分，即可錄取。”於是正在高考的黃藝博再次成為網絡輿論的焦點，網絡媒體樂此不疲地炒作與消費著這個少年：“‘五道杠少年’考進武大 引發國人關注”、“‘五道杠少年’黃藝博高考多少分”、“‘五道杠少年’重出江湖考上武大”、“‘五道杠少年’黃藝博高考成績距離本省一本線相差80多分，未能順利進入武大”……

二、網絡傳播的標簽化特點與成因

所謂標簽化是指一種自發的認識歸類方式，將某一個事件或者某個人物自發地歸為一類事件或一類人物，而不是將其視為一個獨立的個體。[1]標簽化本身是一個中性詞，但如果將其作為定語而置於特殊的人或特定的事之前，其具體語境便會發生了變化從而帶有主觀色彩。這裡要說明的是，標簽化是符號學裡一個復雜概念，而本文所謂的標簽化，相異於著名學者萊默特標簽理論所指的那種同“社會的正常人”區分開來的越軌行為，而是僅指我國傳統意義上的習慣性理解。在我國傳統認知中，除了商品標簽、事件標簽等等之外，僅人物標簽而言，有正面的，如明君賢相，抗敵英雄，文學大師等等﹔也有負面的，如奸臣、漢奸、賣國賊等等。但在當前，尤其網絡媒體發達的今天，標簽的正面性質急劇萎縮，其負面性質被無限地放大。其負面性的標簽概念與標簽傳播符號在新聞報道中屢見不鮮，“釘子戶”“官二代”“富二代”等標簽標號相繼產生。一旦一個人或某類人被貼上標簽，即使其本身並無過錯甚至無一絲“越軌行為”，而在人們的理解的中，往往蒙上被矮化的甚至恥辱性的社會烙印。

標簽化源於認知中的刻板印象以及未加探明事件真相的簡單化歸因，產生於認識的偏差而又使其認識更加偏差化。而當前網絡媒體對於標簽的娛樂化與污名化，使受眾或用戶在無形中與無意中對被標簽者進行負面化的理解，從而將傳播者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地“刻板化”。

本文的標簽化，是專門就其負面性質進行分析的。負面化的標簽行為，在當前也已達到惡意人身攻擊的極致化狀態甚至踩上法律底線，不能不引發社會的嚴重關注。而將這種應以為恥的惡搞匪夷所思地當作時尚，更是不可小覷的一種文化悲哀。

（一）網絡傳播的匿名性助長了傳播者肆意標簽化他人的行為

相比於傳統媒體而言，網絡傳播的匿名性是其傳播的主要特點之一。這種匿名性使網絡傳播的群體的負面情緒被放大化，著名作家池莉曾說“網絡的最大問題在於匿名，因為匿名，每個人都可以毫無顧忌的釋放多重人格，使許多交流都帶不上真實性。”由於網絡傳播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屬於一種虛擬的集合行為，因此群體模仿在這種網絡虛擬集合行為中依然存在，特別是當這種模仿處於匿名狀態時，這種模仿的非理性行為則更加突出。

在“五道杠少年”事件的傳播過程中，事件起因於黃藝博的博客被網友發現並圍觀，以“五道杠少年”標簽化黃藝博傳播現象時，網友起初多處於圍觀狀態，之后有網友以跟帖的方式來對黃藝博開始進行娛樂消遣的標簽化。因為網絡傳播的匿名性特點，這種惡意標簽化當事人的行為愈加超越道德底線，進而形成一種偏見性的網絡輿論暴力，於是“五道杠少年”這一僅僅帶有刻板印象但仍顯中性的符號，成為黃藝博身上撕不掉的明顯污名化的標簽，這種污名化標簽化的背后是一種主觀惡意的人身攻擊。從此“五道杠少年”黃藝博成了教育失敗的反面教材，成了少年老成、官腔十足的“官樣小大人”，黃藝博照片甚至遭到網友PS惡搞被配發各種低俗文字，以至於“五道杠少年”一詞已成為網友嘲笑和鄙夷黃藝博專屬標簽。同時因為匿名，通過標簽化他人來發泄個人內心的不滿情緒也在網絡輿論場被不斷放大化，眾多網友 “處於一種沒有社會約束力的‘匿名’狀態中，這種狀態使他失去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2]86從而做出非理性的行為選擇。

（二）網絡傳播的監管乏力性使得惡意標簽化他人成為一種網絡時尚

當“今天你被標簽化了嗎？”成為一種網絡時尚語，似乎隨意標簽化他人已成為廣大網民的一種“言論自由”，然而這種“言論自由”多是建立在踐踏他人的人格尊嚴基礎之上。我國憲法第38條明確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在互聯網快速發展的今天，通過網絡惡意標簽化他人的行為顯然違背了憲法的有關規定。然而目前由於網絡傳播的監管乏力，加上在具體操作中的維權困難，網絡傳播中的不法行為很難得到相應懲罰，這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網絡傳播的不良習氣。

最早給黃藝博貼上“五道杠少年”標簽並賦予其貶義色彩之人是誰，我們已無從追問。因為網絡傳播的監管制度不夠完善，少有網民因為標簽化或惡搞他人而受到懲戒。沒有約束就沒有規矩，即使五年前的黃藝博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亦或是五年后今天他也享受所有青少年應有的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然而“五道杠少年”的貶義標簽又將他推上的網絡輿論風口，個別網友似乎不願輕易放棄這樣一個再次惡搞“五道杠少年”的機會，似乎消遣這個孩子已成為一種時尚，他（她）為逞一時口舌之快，肆意踐踏和羞辱著這個少年：黃藝博在武大自主招生過程中成績被晒到網上，甚至更有好事者預測其高考成績不能達到武大錄取線。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這種因為網絡標簽化給他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維權至少在當前還十分困難。

（三）網絡傳播中傳統媒體的缺失是造成主觀標簽化他人的重要原因

網絡時代的到來，特別是隨著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發展，網絡傳播的世界裡人人都是自媒體，網絡平台已成為信息的集散地，這當中不乏謠言和各種主觀偏見言論。相比於傳統媒體客觀中立的傳播行為，社交媒體更傾向於先入為主的主觀臆斷傳播行為﹔傳統媒體極力避免涉及他人隱私的傳播行為，而社交媒體則極力奉行挖掘他人隱私及肆意標簽化他人的傳播行為﹔傳統媒體更重媒體的公信力，而社交媒體則注重轟動效應。傳統媒體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其輿論主導地位雖然受到強烈的沖擊，但其權威性、信譽度依然是網絡媒體無法企及的。隻有權威的傳統媒體發聲，一些無根無由的謠言、偏激看法也會最終被消解、被化釋的，這也被現實中諸多事實所証明。但實際情況是，在此次“五道杠少年”的標簽化網絡傳播中，社交媒體充當了網絡輿論的主導者，一些網友甚至不惜以人肉搜索的方式挖掘涉及黃藝博種種個人隱私的內容，進而對其進行家長裡短式的評判。社交媒體之所以能在網絡平台上肆意傳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傳統媒體在此次網絡輿論傳播中缺失或是不給力，從而導致各種以“五道杠少年”為噱頭的言論甚囂塵上。傳統媒體在該發聲時未發聲，不僅自己失職失責，而且給這一事件的發酵留下沒有防火牆的巨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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