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魏建功。

　　1951年4月，新華辭書社工作人員在原出版總署院內合影。

　　初版《新華字典》封面及內頁帶有科普性質的插圖。

　　1945年台灣光復后，魏建功帶著《國音常用字匯》去普及“國語”，那裡面“和”的多個不同讀音中包括“hàn”。示范讀音的齊鐵根正是老北京，這才把“和”的“hàn”音帶到了台灣，並且一直沿用下來。

　　不過，隨著白話文的普及，“和”作為連詞時也更普遍地被讀作“hé”。1953年的《新華字典》隻收錄了老百姓最常用的三個讀音，hé、hè和huò。

　　在收字、收詞方面，《新華字典》也一改不少舊辭書脫離人民群眾的語言實際、輾轉傳抄的做法，從普通老百姓的鮮活語言中汲取了不少營養。比如“垃圾”，本是吳語方言，讀“lè sè”，北京話原來沒有“垃圾”一詞，都說“臟土”。這兩個字傳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認字讀半邊兒”，讀成了“lā jī”。因“垃圾”用得逐漸廣泛，初版《新華字典》就收錄了這個詞作為字頭，並同時標注了普通話讀音和方言讀音。此外，馬達、摩托等近代常用的外來語也被收進了字典。

　　實際上，不僅第一次編寫，《新華字典》在后來的歷次修訂中，也一直堅持“廣收活語言”、注重實用性的原則。曹先擢告訴記者，從1956年開始，隨著語言的發展，為進一步規范普通話讀音，國家語委進行了系統性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工作。《新華字典》修訂時，總能及時吸收審音工作的成果，有時甚至在審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錄百姓口中廣泛使用的活語言。而台灣的“國語”在幾十年時間裡大體還是以1932年確定的“新國音”為准，相對守舊一些。這也是兩岸讀音產生差異的一個主要原因。

　　舉個例子，初版《新華字典》中，“癌”字的讀音是“yán”，從1962年版《新華字典》開始改成了“ái”。對此，曾參與1962年版《新華字典》修訂的金有景撰文進行了詳細說明，“在北方話裡，‘癌’字本來讀‘yán’，跟‘炎’字完全同音。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畢竟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硬要說成一個音，也是很麻煩的，因為得了‘肺炎’或‘胃炎’並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胃癌’可不得了……”

　　金有景說，在浙江方言裡，“癌”、“炎”兩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發音接近普通話的“ái”。而在醫學界“癌”字讀成“ái”，也已有不少年。他推測，很可能是北方的醫務工作者聽到自己的南方同行發音，覺得是個辦法，就學著改變了“癌”的讀音。

　　辭書學家韓敬體也曾回憶，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華字典》修訂工作的丁聲樹曾一度住院，當時他特意就“癌”的讀音向醫護人員請教過。最終，考慮到醫療工作和人們生活的便利，這一版《新華字典》改動了“癌”的讀音。不久，普通話審音委員會也確認了這一改動。但在1982年出版的台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中，“癌”字的讀音仍然是“yán”。后來隨著兩岸交流的增加，“癌”在台灣的讀音才慢慢發生了改變。

　　脫了舊字典的窠臼

　　“某，某某也”，這是傳統字書、字典釋義最常用的句式。即便是出版時間距離《新華字典》最近的《增訂注解國音常用字匯》，無論釋義還是舉例，仍是滿紙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對那些最需要字典的文字初學者而言，很可能會出現看不懂字典的尷尬。

　　《增訂注解國音常用字匯》中“胡”字的一個義項，這樣解釋：“何，如‘弗慮胡獲’，見詩經。”要明白這個字，恐怕還要先讀懂《詩經》。翻開初版《新華字典》，“胡”字同樣的義項就解釋得簡單明了多了：“疑問詞，為什麼，何故：~不歸？”今天的我們可能對此早已習以為常，但這種脫離“文言”的全新面貌，最初的編寫者們卻隻能憑經驗琢磨。

　　20世紀上半葉，雖然主張“言文一致”的白話文運動高潮迭起，但直至新中國成立前，除了共產黨領導的蘇區和解放區外，白話文也只是在文學創作上佔據了主流，在報刊、書信、論文等應用文體中，多半還是文言或半文言。曹先擢舉例說，胡適是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最早的倡導者之一，但他參加起草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其中例句大多數仍是文言的。也正因此，民國時期的辭書無論收詞還是釋義，基本都是文言文的地盤。

　　參與初版《新華字典》編寫的語言學家劉慶隆回憶，“開始時，葉聖陶拿來一本開明書店的小字典稿子，想在這個基礎上加工，后來感到內容不合適，遂決定另行編寫。”“當時的做法是：每個參加編寫的人都有一本《國音常用字匯》，按照這個順序，每人分幾個字母，由編寫者自己從《國音常用字匯》裡選字，選編的字就畫個圈。”

　　至於每個字的釋義和例句，則要依靠30多萬張人工摘抄的小卡片。曹先擢曾在2000年后擔任《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的審訂委員，他介紹說，現在有了互聯網，編辭書要找例句時隨便在網上一搜，語料就多得不得了，太方便了。但在上世紀50年代，找語料必須徒手翻報刊、文學作品、教材等。初版《新華字典》的參與者李文生就曾回憶：“從新中國的小說、文藝作品裡選詞，然后把這些詞抄成卡片， 或者剪貼成卡片，按音序排列，我們的資料就是一步步這樣做下來的。”

　　如此，到了1951年夏天，字典初稿就完成了。沒想到的是，新鮮出爐的初稿一匯總，卻被編寫者自己打了個不及格。原來，由於編寫工作分頭進行，各守封疆，每個人都按自己的經驗和想法編寫，結果每個人的稿子收字的寬嚴、注釋的詳略、舉例的思想性等都不一致，分歧很大。看過部分初稿的葉聖陶則覺得稿子不夠簡明，他在日記中感嘆：“辭書社所編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義一項，均用心思。唯不免偏於專家觀點，以供一般人應用，或嫌其繁瑣而不明快。深入淺出誠大非易事也。”編寫工作一時陷入了困境。

　　怎麼辦？辭書社隻好從編寫的初稿中選了一部分油印，送給一些領導、專家、中小學教師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審閱提意見，還分別開了座談會。語言學家王力先生從廣州來北京開會，也被單獨邀請座談。結合各方面的意見，辭書社內部終於統一了意見：初稿不能用，改！

　　劉慶隆回憶，當時確定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稿子分歧太大，不統一﹔二是政治思想性太差，比如“八路扒路”、“詐尸確有其事”、“不走大街走小巷，專為飛眼吊膀子”、“吃窩頭淒心”等等。

　　有了初稿的教訓，編寫者們決定改變工作方法。第二稿前先開了一系列業務會，重新擬定編寫方針，制定編寫原則，並且試寫了一部分。1952年夏天才正式開始動筆。

　　劉慶隆的回憶中，還記載著當年嚴格的編審流程：第一步，初編，初編者分成小組，每個人編的稿子由小組互審提意見，個人再進行修改﹔第二步，看稿，看稿人根據編寫細則的要求進行審閱修改﹔第三步，社領導審閱定稿。沒有計算機的年代，所有的編寫工作都得落在筆頭上，初編用藍墨水，看稿人用紅墨水，定稿則用綠墨水，每個經手的人都在稿子下邊蓋章，層次清晰，一目了然。除了辭書社的工作人員，葉聖陶也親自上陣，逐字逐句看稿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樣進行修改”。辭書社內部定稿后，又刻寫油印，再次分送領導、專家、中小學教師等提意見。最后，收集各方反饋意見，再次修改定稿。

　　1953年12月，歷時三個春秋的《新華字典》終於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殺青付梓。

　　不過，編寫者們層層審定，還是百密一疏。字典剛印了一部分，時任出版總署圖書期刊司副司長金燦然就發現“民”字下的“國民”注釋錯了，當時是這樣解釋的：（1）取得某一國家國籍的人。（2）人民民主國家裡專政的對象，他們不能享受人民的權利，卻要遵守規定的義務。這裡的第二個義項顯然是把“國民”解釋成了“敵人”，與“人民”對立起來了。

　　好在這一錯誤是在印刷過程中發現的，得知情況的葉聖陶急忙聯系辭書室（1952年夏，新華辭書社改為人教社辭書編輯室），在已經印刷的三百萬冊上用重新印制的小紙條貼蓋，尚未印刷的兩百萬冊則直接改版。發行后不過半年多，五百萬冊字典便在全國銷售一空。

　　至此，初版《新華字典》終於塵埃落定。盡管並非盡善盡美，但這確是中國第一本完全以白話釋義、用白話舉例的現代漢語字典，用魏建功的話說，“總算脫了舊字典的窠臼”，算是一個創新的好東西。

　　掃盲拐杖

　　初版《新華字典》發行時，新中國的國民基礎教育尚未普及。考慮到當時大多數人文化水平低，《新華字典》還請人教社繪圖科專門繪制了300多幅插圖，附在正文中，其中以各種動植物居多，比如芭蕉、柏、蝙蝠、狼等，都附有自然、形象、逼真的插圖。此外，附錄中收錄的注音字母表、出版總署1951年9月公布的《標點符號用法》、中國歷代紀元公元紀年表等，都與今天的《新華字典》類似。其中，《標點符號用法》所用例句均為最新的白話文，或出自政府文件，或出自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文稿。

　　字典發行后，蘇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區讀者來信反映說，他們對注音符號不大熟悉，字典按注音符號音序排列，查起來感到不方便，有的讀者甚至要求退書。於是，魏建功、李文生兩人參考《康熙字典》，很快趕寫了一份《筆形部首檢字表》的補充說明，作為小冊子隨字典贈送，買過書的也可以來領。隨后，辭書室又著手編寫了新的部首排列本字典，於1954年春完稿，8月出版。

　　魏至告訴記者，部首排列本字典並非完全照搬《康熙字典》的部首，而是進行了改良。比如，“手”和“扌”、“人”和“亻”、“水”和“氵”等，過去都是一個部首，從1954年《新華字典》開始，才被分開成兩個獨立的部首。這種“論其形不論其義”的做法，大大方便了無太多文字學知識的初學者，他們隻需從直觀的偏旁找部首，就能找到要查的字。

　　就在部首排列本《新華字典》發行不久后，新中國的一系列語文規范化工作也拉開了序幕。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召開﹔12月，文化部、中國文改委發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1956年1月，國務院公布《漢字簡化方案》﹔2月，中國文改委發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

　　為貫徹這些新法規，《新華字典》很快開始了一次全面修訂。繁體字改成了最新發布的簡化字，漢語拼音還是草案，字典便仍按注音符號音序排列，但同時標注了漢語拼音，並把部首索引附在了正文前后。1956年7月1日，人教社辭書室並入中國科學院語言所詞典室﹔此次修訂的《新華字典》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便是1957年的商務“新1版”《新華字典》。

　　1958年2月11日，漢語拼音方案經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批准，正式公布實施。《新華字典》也隨之改為按漢語拼音方案字母順序排列漢字，於1959年出版了漢語拼音音序本。這時的《新華字典》，已經極其接近我們今天使用的《新華字典》之面貌。

　　從1953年的初版，到1959年的漢語拼音音序本《新華字典》，都在凡例中明確指出其服務對象是“小學教師、初中學生和（相當）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實際上，它的服務對象遠不止此。曹先擢1954年剛剛考上北大時，就喜歡帶一本《新華字典》隨時隨地“補課”，他說，自己在一次次翻字典中認得了不少新字，獲益匪淺。

　　另一方面，由於字典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民間漢語言的鮮活狀態，袖珍的體型又方便攜至街頭巷尾、田間地頭，《新華字典》無異於一所沒有圍牆的學校。

　　上世紀50年代，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那時在北京門頭溝區干部職工業余學校教語文的王紹才回憶，掃盲時“大約用三周時間學員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就讓學員每人買一本字典，一般要求是新華字典或小學生字典。告訴他們用新學會的拼音方法去查字典，中國的漢字就都認識了。學員初步學會拼音，一查字典果如老師所說，興趣非常高，接著進入識字階段……”當時，掃盲結業考試的標准之一就是“應掌握注音，一般會查字典”。

　　著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與《新華字典》也有一段淵源。出身貧農的她原本不識字，與出自詩書世家的戲劇家吳祖光喜結良緣后，為了識字學文化，字典成了她最愛的書。后來，她不僅脫了盲，甚至還能自己寫書，留下了《新鳳霞回憶錄》等500余萬字的著作。

　　對於解決掃盲運動中常見的回生復盲現象，《新華字典》也功不可沒。語言學家呂叔湘在談到掃盲運動的典型山西萬榮縣時就說過，萬榮縣曾有將近三萬四千人脫盲，但大多數沒能鞏固。后來，學員重點掌握漢語拼音，學查字典，這樣“就不受識字數量的限制，可以自由閱讀政治、文化、科技各方面的注音通俗讀物，不怕‘攔路虎’，無需找人問字”。注重實用的《新華字典》，成了很多脫盲者長期受用的拐杖。

　　1964年，我國進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周總理保護了《新華字典》

　　無論是1953年的初版《新華字典》，還是此后修訂的幾個版本，發行后都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但到“文革”時，《新華字典》也沒能逃過波折的命運。

　　1965年丁聲樹主持修訂《新華字典》，同時准備了一個農民版《新華字典》，為的是讓更多人能夠按照自己的需求查詢。結果稿子送到商務印書館時，剛好趕上1966年開始的“文革”。這個版本的字典便沒有公開發行，農民版則連底稿也失去了蹤跡。

　　到了1970年春小學開學時，各地教師學生深感辭書奇缺的不便。據說，有一位小學教師備課時，有些字不認得，沒辦法隻能跑到學校旁邊的路上，等有文化程度較高的過路人，就向他請教。

　　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總理指示重新修訂《新華字典》。任務交給了北大中文系，當時已在北大任教的曹先擢擔任修訂組的副組長。他介紹說，這次修訂是以1965年沒有公開發行的版本為基礎，修訂組共有50多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們幾乎都參加了，包括魏建功、游國恩、周祖謨、袁家驊、朱德熙等。

　　修訂工作從1970年9月開始。魏至告訴記者，最開始提出的修改意見多達407處，周總理看后指出還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動、封建、迷信的不改不行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動。根據總理指示，最后才隻修改了64處。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還出現了一些現在看來似乎是笑話的事。比如，“背”字有一個義項“背著”，舉例為“背著太陽”，開始被認為有背著紅太陽之嫌而刪掉了。總理得知情況后氣憤地說：“神經過敏！”這一個例句才得以保留下來。

　　曹先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周總理對此次修訂的直接關懷，有時甚至仔細到每一個條目的修改。比如，“役”字字條裡原來有“勞役，兵役”的義項，修訂小組擔心兩者並提可能讓人從服兵役聯想到“苦役”，就刪去了“兵役”。結果總理看完稿子后認為服兵役是積極的，沒必要刪去，這才保留了“兵役”。

　　實際上，1970年開始的這次修訂，真正改動的“硬傷”特別少，正文隻找到一個錯別字：“炁（qì）”字被錯印成了“（ài）”。曹先擢說，應該是排版工人不小心拿錯了字模，因為隻有1965年版中有這個錯，之前的各個版本都是正確的。不過，1965年版沒有公開發行，這個錯也就沒人發現。

　　關於這一版《新華字典》，還有一個小插曲。1971年4月12日晚，周總理在中南海小會議廳聽取出版方面的工作匯報，曹先擢也參加了。他還清楚地記得，這次會議一直開到凌晨，當時總理看了字典封面上的“新華字典”四個字，問是誰題的字。他回答是集魯迅的字。原來，《新華字典》1953年初版時，封面是魏建功先生用隸書題寫的書名，1954年出部首排列本時為了突出集體、淡化個人，就改用拼集魯迅的手跡。1956年開始推行簡化字，但魯迅從未寫過簡體的“華”，印刷時隻好從魯迅手跡中找了“化”和“十”拼在一起。總理得知情況后，認為這樣集字是對魯迅的不尊重。於是，從這一版《新華字典》開始，封面用字就改成了印刷體。

　　被周總理保護下來的《新華字典》，成了特殊年代裡最“安全”的讀物。這本面向初中文化程度讀者的工具書，甚至成了很多大學者的“寶貝”。

　　語言學家周有光當時被下放，干校不許帶書，他就帶了一本《新華字典》和二三十本各國文字的《毛主席語錄》，這些成了他的“比較文字”研究材料，《新華字典》則被用作字形分析。“文革”結束后，他在干校的研究結果被整理出版成了一本書——《漢語聲旁讀音便查》。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變化，《新華字典》也在不斷修訂，隨時代常新。每一次修訂，它都力求貼近語言的實際應用。比如，1998年修訂時，修訂人員為了解釋新收錄的詞條“焗油”，兩次跑到美發廳向老師傅請教，還親身體驗了兩次，才定下了“焗油”的釋義：一種染發、養發、護發方法。在頭發上抹油后，用特制機具蒸汽加熱，待冷卻后用清水沖洗干淨。

　　如今，最新版的《新華字典》已是“第11版”，這是從1957年商務“新1版”開始算起的。事實上，算上人教社1953年和1954年的兩個版本，以及1965年未曾公開發行的版本，《新華字典》已經累計修訂13次，出版過14個版本，重印過百余次。今年4月，它以高達5.67億本的累計發行量，摘得“最受歡迎的字典”和“最暢銷的書”兩項吉尼斯世界紀錄。

　　63年的時光裡，《新華字典》長盛不衰、歷久彌新，而其服務的對象，也早已從當初的“小學教師、初中學生和（相當）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擴大到了幾乎每個中國人，以及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漢語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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