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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省級新聞與傳播學術期刊研究取向分析【2】

——基於《新聞愛好者》(2013--2015年)

王燦發  王 芳  任洪忠
2016年12月13日1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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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5年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分析

2015年,發表在《新聞愛好者》上的學術論文共有239篇,主要涉及中外新聞傳播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媒介經營管理與媒體產業、傳播學、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輿論學、廣播電視、互聯網、新媒體(不含微博微信)、微博微信、新聞傳播教育、名人名家名作和其他等14個領域,廣告學領域的文章沒有。每一類目的數量及每一類目佔當年論文總數的比例如下圖所示:

圖五 2015年《新聞愛好者》各子類目論文數量分布

圖六 2015年各子類目論文數量佔總類目論文數量的比例分布圖

這一年,新聞傳播史研究論文比較少,共4篇,一篇探討五四時期報刊的發展動因,一篇探討抗戰時期民營報紙與政黨報紙聯合經營模式,一篇是《歷史就在你的腳下——讀台灣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剩下一篇研究古代輿論,提出了“問政於輿論,還政於民心”[31]的古代十大輿論定理。

新聞理論研究文章共15篇,主要涉及媒體的地位、主流媒體的認知、媒體公信力、新聞自由、專業主義、黨性原則等方面。黃何風濤指出,“近年西方新聞學者認為,每一種新聞媒介的信道,越來越被定義為控制手段”“新聞場是西方學者分析權力控制新聞、影響受眾的一個概念”“新自由主義新聞理論反對新聞媒介的公共化,主張媒體徹底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和報道的獨立、自決和自行負責的原則,反對國家對媒體的干預。”[32]

新聞業務研究文章共40篇,主要探討了新聞採寫、新聞標題制作、新聞策劃、醫患報道、調查報道、會議報道等內容。黃淑敏指出,“無論媒介環境如何變化,媒介技術如何更新,報道理念如何跟進,報道方式如何創新,我們必須始終堅持新聞本體、不離新聞本位,遵循客觀真實、多元價值、人文關懷和報道平衡這幾大原則”。[33]

媒介經營管理與媒體產業研究文章共38篇,主要探討了傳統媒體的發展、媒介融合、新型主流媒體建設、動漫產業、電影業、出版業等。在關於自媒體版權問題的探討中,王志剛提出“尋求版權利益平衡是媒介變遷的必然階段,需要制度和平台雙管齊下,平台運營商將成為重構版權利益平衡的主力”。[34]在數字化圖書營銷的研究中,他提出“數字化圖書市場交易中的‘檸檬’問題不僅會損害市場交易的公平公正,引發圖書行業間的惡性競爭,還會引發道德風險,導致市場失靈,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35]

傳播學方面的文章共30篇,主要涉及到傳播理論和健康傳播、公共傳播、文化傳播、政治傳播、危機傳播。張美靜在研究網絡表情符號emoji爆紅的原因時指出,“表情符號‘生長於文字表達的體系之外,掌管著語盡詞窮后廣袤的情感叢林’”“在網絡溝通及時便捷、表情符號又高度發達的當下,人們越來越少地深思熟慮、再三斟酌、反復推敲一個情緒的表達,我們越來越習慣把情感表達讓渡給表情符號,把自己變成一個在電腦屏幕前表情冷漠而在網絡世界裡熱情奔放的怪異動物”。[36]鄭保衛、王亞莘對習近平的宣傳藝術和傳播技巧進行梳理,總結出八大特點:“注重細節,善講故事”“崇尚簡潔,倡導新風”“善用俗語,朴實無華”“巧用典故,彰顯厚重”“區分對象,講求效果”“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與時俱進,不斷創新 ”“中國作風,中國氣派”。[37]

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文章共13篇,主要是對國外的新聞傳播進行研究。研究的國別主要是日本、美國,研究的范圍涉及傳播心理、文化傳播、新聞傳播等多個方面。羅彬在研究國外公共媒介管理制度的過程中提出,我國公共廣播電視管理制度建設要“分類管理”“重點放在廣播電視節目內容的制作上”“加快國家立法”“加快健全廣播電視體制機制”。[38]

輿論學方面的研究文章共16篇,主要研究了網絡辟謠、意見領袖、輿論監督、輿論思想和輿論引導。劉建明認為,“輿論辯論是思想達到真理的必經之路”“合法的輿論一律就是民意同化的一律。[39]”輿論傳播中,存在“恐懼孤立與追隨聲勢的眾意增減律”。 [40]雷揚、榮翌、王燦發認為,網絡輿論場中輿論勢力博弈存在四個新表現和新特征:“網絡輿論勢力的博弈展現出蝴蝶效應”“對抗性的輿論力量公開較量”“輿論勢力博弈陣地轉向社群媒體”“社會思潮參與網絡輿論博弈”。 [41]

廣播電視方面的文章共18篇,研究范圍涉及電視節目創新、節目主持人和廣播評論。陳沫認為,彈幕技術不僅“可以提高電視媒介的娛樂性”“提升電視觀眾與電視媒介的互動效率”“增強電視觀眾的黏性”,還“可以為電視媒介提供‘增值功能’”。[42]

互聯網方面的文章共14篇,主要探討網絡發展給社會、新聞業等帶來的影響和變化。陳力丹認為,“互聯網憑借強大的連接功能,正在重新整合社會、市場等資源,重構新聞機構組織流程與商業模式,實現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沈向洋所說的‘無縫體驗’。”[43]

新媒體(不含微博微信)方面的研究文章共19篇。肖艷憐對少數民族新媒體研究情況進行統計發現,“相關研究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失衡特征”“研究偏重於泛化的現象描述,多數研究缺少對社會環境、政治框架及制度的分析把握”“相關研究中使用理論作為研究支持的成果少”“忽略了電腦傳播系統實現的跨邊界數據傳輸與使用者也是信息發布者的特征,主要視點集中在新媒體的單方面信息生產、傳播與控制。”[44]微博微信的文章共10篇,主要涉及微博微信運營、傳播功能、大V的傳播行為、傳統媒體入“微”等內容。李凌達指出,“農產品電商的蓬勃發展,新媒介與商業的標簽捆綁在一起,通過農產品的載體,實現了對農民消費文化的灌輸”。[45]王鐃對《今日消費》微信公眾號進行研究后指出,它的成功之處在於通過“利用原創內容、有效活動黏粉、深耕傳播效應、合理商業化四大支點,將微信平台的運營打造成一個合理化的閉環”。[46]

廣告學方面的文章沒有。新聞傳播教育方面的文章共1篇,研究的是自媒體在新聞傳播教學中的應用。

五、2013年至2015年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對比分析

從數量對比來看,新聞業務研究一直是新聞傳播學研究和關注的重點,一直佔據當年最高比例。新聞理論和狹義傳播學研究穩中稍增,媒介經營管理和媒體產業的研究穩中有增,三年間增長了6個百分點。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研究一直在增長,新聞傳播史、廣播電視與新聞傳播教育研究有一定波動,廣告研究一直在下降。

從研究主題來看,新聞獲獎作品的研究是新聞業務研究的重點﹔新聞職業倫理道德、新聞專業主義是新聞理論研究的重點,輿情引導與謠言治理成為每年輿論研究的重點﹔在媒介經營管理與產業化的研究方面,媒體改革與媒體融合是研究重點,這跟當前的媒介發展形勢相吻合,同時也跟中央精神保持一致。文化傳播成為三年間傳播學研究的重點,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不同文化產品的傳播進行研究。三網融合的推動,手機媒體成為人們接受信息的重要途徑,這三年間對手機媒體的研究是新媒體研究的重點。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微博微信處於發展的井噴狀態,新聞傳播學界對其發展及其影響進行了研究。但作為新生事物,對它的研究還處於不斷探索之中,研究范圍也比較分散,對微媒體的理論創新研究和預測性研究幾乎沒有。

2013年至2015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實施的后三年,圍繞國家重大政策的調整和實施,《新聞愛好者》在推動媒體改革、促進媒體融合發展、加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方面的選題穩步增長,研究主題不斷細化,研究深度不斷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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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石思嘉(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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