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本文選取《新聞愛好者》為研究對象，統計了2013年至2015年三年間發表在《新聞愛好者》上的800篇論文，並將每年的研究領域、研究主題、主要研究成果進行統計和分析，研究目的是通過對比分析，展示該刊三年來在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熱點和研究趨勢。

關鍵詞：新聞與傳播學﹔研究領域﹔研究主題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新聞愛好者》是河南日報報業集團主辦的河南省一級期刊，也是全國新聞核心期刊。本刊物是新聞界人士研討新聞、交流經驗的園地，是業余通訊員開闊眼界、自學成才的助手。本文採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2013年到2015年間發表在《新聞愛好者》上面的800篇論文進行歸類分析，以期從中窺探近幾年新聞傳播界的發展及研究方向。

本文對研究領域與研究主題的二級編碼主要參考劉自雄在《2012年度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綜述》中所採用的類目編碼[1] ,結合《新聞愛好者》自身刊物的特點，將研究領域劃分為 15個類型，分別為中外新聞傳播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媒介經營管理和產業化、傳播學、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輿論學、廣播電視、網絡傳播、新媒體(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廣告學、新聞傳播教育、名人名家名著和其他。 由於新聞傳播學本身是一種交叉性、跨學科性學科，加之當前媒體發展的融合化發展趨勢，因此在編碼過程中難免存在編碼誤差。但這樣編碼能夠比較清晰地勾勒出新聞學與傳播學的整體研究情況，呈現當年的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透過三年的統計數據的變化可以看到新聞傳播學研究的趨勢。

由於2013年至2015年三年間，《新聞愛好者》都開設了專欄對一些新聞傳播學界的專家、學者以及名著進行介紹。具有深邃思考和獨特人格魅力的名人、名家是時代的驕傲，也是后輩學習的楷模。新聞作品的欣賞有利於提高新聞業務水平。因此，在研究中將“名人名家名作”單列一項。

二、2013年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分析

2013年，發表在《新聞愛好者》上的論文總共313篇，經過統計分析，這些文章涉及中外新聞傳播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媒介經營管理與產業化、傳播學、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輿論學、廣播電視、網絡傳播、新媒體(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廣告學、新聞傳播教育、名人名家名作和其他15個方面或領域。子類目之間的數量存在一定差異，各子類目論文數量（詳見圖一）以及各子類目的論文數佔本刊當年論文總數的比例（詳見圖二）如下：

圖一 2013年《新聞愛好者》各子類目論文數量分布

圖二 2013年各子類目論文數量佔總類目論文數量的比例分布圖

2013年新聞傳播史研究的論文共13篇，均為中國新聞傳播史的研究，其中《埃德加·斯諾的紅色中國理想》是介紹外國人在中國的新聞傳播活動。文章“拋開斯諾研究中的革命化視角”,“從新聞活動自身規律的路徑梳理”[2]斯諾對中共產生興趣的原因，指出斯諾冒險進入蘇區採訪的最直接的動力“便是來自書商的鼓勵以及自己在華更好的生活的謀劃”。[2]其他12篇文章，研究跨度比較大，研究主題比較分散，既有早期新聞活動的研究，也有明清時期、辛亥革命、民國時期的新聞研究。這一年，新聞傳播史的研究集中在個案研究，研究論文高達8篇。

新聞理論的研究本年度共16篇，分別涉及到新聞的本質、新聞專業主義、黨性原則、職業道德、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幾個方面，其中對於媒體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的研究最為突出，共有8篇。鄭保章、胡靜靜對胡錦濤新聞宣傳思想進行研究，指出胡錦濤強調“新聞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堅持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牢牢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努力營造昂揚向上、團結奮進、開拓創新的良好氛圍。”[3]

新聞業務方面的研究本年度共59篇，數量最多。從業務流程來看，主要涉及到標題的擬定、新聞語言的使用、會議消息的寫作等方面。陳春艷指出，社會語境的變化促使新聞標題變為“言語平實與靈動——務實、求俗、趨利的社會文化心態下的新聞標題”，呈現“日常口語登上大雅之堂——務實性的價值取向”“方言詞、俚俗詞登上大雅之堂——娛樂性的價值取向”“流行詞語登上大雅之堂 ——時尚化的審美取向”。[4]新聞業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具體實踐案例的探討。從獲獎作品中總結經驗的文章共9篇。對個案報道進行研究，提出對策和建議的文章共27篇。

媒介經營管理和媒體產業研究的文章共32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傳統媒體的突圍和文化產業的發展。探討紙媒和傳統出版社經營管理的文章有 17篇。可運領提出地市報業求強的四個路徑：“貼中心、接地氣、求創新、促發展”。[5]陳學樺提出黨報突圍的基本路徑是“實現兩個突破 發揮三大優勢”“要突破舊的體制機制給發展帶來的巨大障礙”“要樹立以讀者為中心的辦報理念”“公信力是黨報最具競爭性的力量”“人才是黨報突圍成功的基本保証”“對獨家新聞的佔有是黨報決勝新媒體的關鍵”。[6]

33篇傳播學研究文章主要涉及文化傳播、政治傳播、危機傳播、傳播效果分析。其中文化傳播最多，高達12篇。陳力丹提出“禁果效應”，並指出“信息的自由流通是消除信息傳播中‘禁果效應’的方法。 單靠‘禁止’查禁和封鎖消息隻能使問題激化，產生對立情緒。”[7]楊奕“從‘人內傳播’的角度分析‘皮格馬利翁效應’。”[8]嚴瑜對伯克新修辭理論中的核心概念“認同”進行研究，提出認同構建的“具體方式包括重復形式、三段論式推進、隱喻和移情等” 。[9]

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研究方面，出境信息的傳播主要研究了我國華夏文化對外傳播、新疆對外傳播和深圳衛視國際頻道“走出去”策略。這一時期，對國外新聞傳播活動的研究是一個重要內容。日本的新媒體、印度農村新媒體、西方言論自由、戈爾巴喬夫新聞改革、英國電視數字化、新加坡新聞傳播媒體管理、美國的新聞媒體及其教育都有涉獵。張舉璽在研究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時談到“新聞公開性改革的走形而非新聞公開性本身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10]朱繼東指出“言論自由已經成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手中的一根任其隨意揮舞的大棒”“阿桑奇和維基解密所憧憬的理想化的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是希望能夠對政府行為實施監控 ，但殊不知一旦觸犯美國利益就遭遇到‘圍剿’和迫害”。[11]

輿論學研究方面，有對具體輿情案例的分析。顧明毅在對“表哥”事件的分析中指出網絡時代“一旦出現‘光靶’事主，就會吸引‘叢林’的集中傳播，形成輿論場結構化的一次對立情緒宣泄和表達”。[12]在輿情引導和應對方面的研究論文數量最多，共9篇。在謠言研究方面，楊虹認為“圖像的話語權越來越突出，以至於那些沒有直接圖像可用的網絡謠言，也要尋找一些資料性或花邊性圖像加以‘輔証’或‘修飾’”。[13]

這一年沒有發現對廣播的研究，對電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電視節目評估系統的建立和應用方面。互聯網方面研究主題比較分散。田宇認為“網絡傳播極易產生偏差，而這種偏差是‘信息階級’產生的一大原因”。[14]

新媒體（不含微博微信）的研究主要涉及微電影、IPTV、電子書、手機等社交媒體、傳統媒體入“雲”。李益在研究手機媒體中指出，“電腦之前的一切媒介把人都拴死了，或拘束在室內，或釘死在椅子上。唯獨手機把人從機器跟前和禁閉的室內解放出來送到大自然中去”。[15]針對微博微信公眾號的研究共有24篇文章，涉及的主題有傳統媒體官微、政務微博、企業微博，對微博的傳播特點、危機應對、社會影響力和侵權等方面進行了探討。

廣告學領域的研究數量較少，共9篇，分別涉及廣告創意、廣告攝影、廣告語言藝術、廣告案例分析、公益廣告、廣告傳播和植入式廣告研究。新聞傳播教育共10篇，主要集中在教育改革方面。

三、2014年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分析

經統計，刊登在2014年《新聞愛好者》上面的學術論文共248篇，主要涉及中外新聞傳播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媒介經營管理與媒體產業、傳播學、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輿論學、廣播電視、互聯網、新媒體（不含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廣告學、新聞傳播教育、名人名家名作和其他等15個領域。每一類目的論文數量及每一類目論文數量佔當年論文總數的比例如下圖：

圖三 2014年《新聞愛好者》各子類目論文數量分布

2014年各子類目論文數量佔總類目論文數量的比例分布圖

這一年，新聞傳播史研究論文14篇，時間跨度主要涉及魏晉、元代、民國、東北淪陷和抗戰時期。其中，對穆青的新聞實踐和新聞精神進行研究的文章有6篇。涂鳴華在研究民國時期女性燙發的媒介呈現時講到，“身體成為政治和時尚糾葛在一起控制的場域”，“政治和時尚終於在女人的頭發上成功握手言和”。[16]

新聞理論研究文章共14篇，探討了新聞侵權、新聞客觀性、傳媒公信力、人文精神、傳媒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等內容。哈艷秋對鄧小平新聞宣傳思想中的群眾觀進行了研究，“在指導思想上，鄧小平強調在堅持新聞工作黨性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突出聯系群眾、服務群眾、引導群眾和擴大群眾的監督。 在新聞宣傳實踐中，鄧小平要求新聞工作者拿事實說話，注重調查研究﹔辦報要關注‘群眾的議論、群眾的思想、群眾的問題’，培養良好的文風和過硬的作風”。[17]

新聞業務研究文章共42篇，涉及採寫心得、新聞標題的制作、獲獎作品探討、 “失獨”家庭報道、突發事件報道、深度報道、調查性報道和人物報道等。靖鳴認為，“隻有客觀、全面、平衡的報道，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負面新聞的正面價值，化解危機。”[18]趙志國指出，“就現實而言，媒體災難報道的最大考驗就是‘控負’的邊界”。[19]

媒介經營管理與媒體產業研究文章共25篇，研究話題涉及影視產業、紙媒行業、媒體融合、文化創意產業、新聞敲詐治理等方面，其中關於媒介融合的文章數量最多。孟建認為，“在‘官方媒體輿論場’和‘民間媒體輿論場’ 的博弈中，‘民間媒體輿論場’中的負能量往往在各種‘抗爭’運動（活動）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需要我們予以高度重視的極大問題”。[20]在產業集群研究方面，陸地指出“鑽石體系是一個互動的體系，它內部的每個因素會強化或改變其他因素的表現。一個產業若想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必須善用四大關鍵要素，加上機會、政府角色，彼此互動。”[21]

傳播學方面的文章共26篇，涉及危機傳播、文化傳播、體育傳播、政治傳播。王梅芳在探討時尚文化時，指出“時尚不停變化的特性決定了它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時尚可以用作文明過程的指示器”。[22]張貞貞在對媒介決定論和發展傳播學進行分析后指出，“傳播技術變革與社會發展是雙向互動的”，“傳播技術變革對於社會轉型的推動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間接推動社會各方面的發展來實現的。”[23]

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文章共13篇，除探討我國對外傳播之外，還研究了美國、蘇聯、德國、韓國和印度的傳播思想和實踐。柯澤指出“米德認為一切關系和互動的基礎是人人借助於符號而發生的交往和交流，”[24]“米德實際上是從信息交換和交流的角度切入到了人的社會化過程的研究之中”。[24]

輿論學方面的研究文章共18篇，其中四篇是關於輿論引導的研究，其他文章分別涉及輿論的作用、輿論特點、輿情演變。劉建明指出，“諍言、褒揚與曝光執著地追求真理，堅定地捍衛公共利益與正義﹔浮言、假話、謬理和謠言則套話連篇、顛倒是非，貽害國家和人民”。[25]“從根本上看，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制造了熱詞，也成為社會輿論的誘因。”[26]他認為，“即使千萬種媒體發出同一種聲音，連篇累牘，勢如燎原，公眾不理不睬，甚至嗤之以鼻，這種意見也不過是輿論泡沫。”[27]輿論“演變有‘社會燃燒模型’‘社會激波模型’和‘磁場引力模型’三種”。[28]

廣播電視方面的文章共14篇，研究廣播的論文1篇。電視研究內容涉及電視節目、電視新聞、電視發展、節目主持人方面。有一篇研究農民形象的論文。

互聯網方面的文章共11篇，研究內容涉及網絡時尚傳播、網絡政治傳播、網絡危機傳播、網絡文化傳播、網絡謠言、網絡輿情等方面。

新媒體（不含微博微信）的文章共12篇，主要涉及新媒體的界定、新媒體的作用、新媒體的發展和微電影。譚天認為，“‘媒體 ’是一個傳媒經濟學的概念”“新媒體其實不是‘媒體’，或者說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媒體’”“傳媒經濟的本質是意義經濟”。[29]微博微信的文章共18篇，主要涉及政務微博、微博輿情、微博營銷，還出現了微博時尚傳播研究。這一年開始出現微信研究。陳燕霞指出，“傳統媒體的微信公眾平台除了推送內容之外，還充分利用平台的自動回復和后台解答用戶問題的功能，實現了與用戶之間的溝通”。[30]

廣告學方面的文章共4篇。以個案的形式研究美國的公益廣告、整體關照研究中國廣告業，還有2篇分別研究廣告文化責任和高校廣告倫理教育。

新聞傳播教育方面的文章共10篇，分別涉及高校影視教育、新聞傳播教育、文化禮儀教育。新聞傳播教育方面分別探討了新聞教育改革、新聞實務教育、新聞人才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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