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大數據時代，傳媒教育行業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責任和重擔，同時也提出了空前的挑戰，隻有將大數據與新聞傳播學相結合，學習並掌握新的思考方法和新的技能，研究如何將大數據有效地運用到傳媒教育當中，才能推動傳媒教育事業的突破性發展。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成立於1991年，前身為1968年創建的傳理學系，是香港最早開設傳媒專業的大學，傳媒教育享有“亞洲第一”美譽。浸大傳理學院擁有全球化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是全港首家應用“全球媒體網”的院校，把普通的教室變成全球化課室，讓來自多個國家的師生可以通過網絡一起學習與交流，以開拓學生國際視野來把握和發展教育，提升學生就業率。本期採訪的嘉賓正是傳理學院院長黃煜教授，黃煜教授1994年懷抱著奉獻祖國及人民的夢想，放棄英國電視台高薪工作，毅然加入浸大傳理學院，投身於祖國乃至世界的傳媒教育當中，至今已有二十余載，雖然得到過很多的獎勵，但黃煜教授最滿意的還是擁有一群忠於自己專業和理想、至今仍抱著浪漫主義的精神行走在新聞最前線的莘莘學子。今天，就讓我們走近這位讓人尊敬的傳媒教育學者，來聆聽他對傳媒教育的思考。

黃 煜，男，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傳理學院院長、新聞系教授。本科、碩士研究生均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博士畢業於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1994年加入浸大新聞系擔任講師，其后提升至教授。2006年至2011年出任新聞系系主任，2013年4月起任傳理學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傳媒轉型、新聞媒介、大中華區政治傳播等，發表研究論文及著作篇章50多篇（部）。2011年獲香港浸會大學頒發的“教學人員杰出服務表現獎”。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黃煜教授，您好！我們知道，在2015年最新公布的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香港浸會大學傳媒專業位列世界前100名，浸大傳理學院更被譽為“亞洲第一”，那麼就請您以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為例談談香港與大陸的新聞傳播教育在理念及方式方法上有什麼差異？您認為形成此差異的原因有哪些？

黃 煜：您好，很高興接受貴刊的採訪，有幸和讀者進行交流！大陸及香港高校的傳媒教育的理念及方式還是有很大不同的，香港高校的傳媒教育主要還是用英美大學傳媒教育的理念和課程安排，主要側重實務的訓練及方法的教育，對學生職業道德的引導也比較重視，4年學制中有一年到一年半時間是進行博雅通識教育，博雅教育是一種基於社會公民所需的通才素質教育。它不同於專業教育。在這之后才進行專才學習。這樣教育出來的學生更全面，也因為有早期的博雅教育，之后才能把專業的東西做得更好。

產生這個差異的原因主要還是香港實行的是英美傳媒教育的一種體制，不論從師資、設備、資源配給及考核評估等都和英美的教育模式基本相同。

香港傳理學院共分為三個學系，即有：傳播系提供組織傳播和公關及廣告專業﹔電影學院提供電影與媒體藝術專業﹔新聞系提供中文新聞、國際新聞及財經新聞專業。教學實行理論與實踐並重，在人才培養上注重實踐方法的傳授和實驗。學院備有完善的器材及設施，以配合教學與研究的需要，培養的學生畢業后大多都從事傳媒或與傳媒相關的工作。

記 者：近年來，貴院與內地傳媒院校學術交流日益密切，開展學術交流對貴學院的學科發展和體制建設具有什麼意義？這些交流活動對大陸和香港的新聞教育相互都產生了哪些積極的影響？

黃 煜：最近五年，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同內地很多高校的傳媒學院展開了密切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萬人計劃”、學習考察、交流訪問等方式，比如我院通過“萬人計劃”，每年學院會有近百學生去內地如北京、上海、浙江、重慶、廣東、雲南、湖南、江蘇等省市展開大規模的交流和學習，取得了很好的交流和互動效果，使香港和大陸的傳媒教育在辦學理念、教學方法、人才培養等方面有了很好的交流和經驗借鑒。同時我們學院的學生還參加了“新西行漫記”及“范長江行動”等有意義的學習之旅。與此同時，也有很多內地高校的老師及學生到我們傳理學院進行考察和學習，時間從數天至一周以上不等。這種交流，也使得香港與內地的聯系更加廣泛與常態化，同時也對兩地學生及老師產生了積極作用。未來我院還會派更多的學生去內地交流學習，也願意接受更多的內地學生及老師到我們這裡來，互相學習和交流。

記 者：作為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院長，請您談一下您對傳理學院未來的發展建設有怎樣的規劃及目標？

黃 煜：傳理學院未來的發展規劃主要按照浸會大學培養博雅型人才的要求，在教學、研究、服務社會、面向世界等幾個方面盡力做到最好，研究上達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鼓勵學院的老師在新媒體、大數據、公共關系、廣告、電影、文化產業等方面做世界一流的研究。教學上我們正在根據傳媒行業的變化重新調整課程的安排，目前正在和計算機系聯合設計新的課程，主要方向是大數據、人工智能、媒體傳播的結合，希望可推出一個本科4年的學士課程，使學生可以全方位地學習大數據、人工智能及新聞傳媒等，學習信息採集的新方法、新技術，使學生可以成為全媒體的復合型人才。

關於服務社會面向世界，這是我們作為傳理學院的使命。服務社會主要是參與社會的討論、提供專業意見，在社區和新聞界，建立更好的學術和專業標准。同時我們也同世界各地進行廣泛的交流，讓世界更好地了解香港，讓香港更好地了解世界。

記 者：在未來，新媒體將會是人們接收並發布信息的主要渠道，那麼您認為，新媒體的迅速崛起對未來媒體環境及格局會有怎樣的影響？

黃 煜：新媒體的崛起和廣泛使用，尤其是社交媒體，正在形成一種主流化的傳播方式，它對未來的傳播格局有一種決定性的影響，這種決定性影響已經將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大眾媒體和小眾媒體、個人媒體和社交媒體等的界限全部打破。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種廣泛的、高度滲透的，同時又是分化的、局域性的、線上線下全方位的媒體環境。這是一種世界性的變革。對今后的傳播渠道、生產內容、發送方式以及我們的社會交往都有巨大的影響。

從培養未來的全媒體人的角度來看，我們並不主張把媒體分為新媒體和傳統媒體，而是把它看成一種以社交媒體網絡媒體為主導的新型的社會傳播方式。在這樣一種傳播方式下，各種已經存的媒體形態，都將在媒體的大環境裡有其存在價值與功能。

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傳統的大眾媒體，比如說報紙、電台、電視台等，他們逐漸會改變形態尤其是報紙和雜志這樣一種紙質媒體，它們逐漸會成為小眾媒體。而廣播電視則隨著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會變形成為一種社交媒體表現方式，因為廣播電視有聲音和圖像並可配上文字。

現在預測未來還不太好說，但是我們認識到傳統意義的個體和社會、局部和總體、小眾和大眾，這些界限需要一套新的游戲規則來重新界定。

記 者：當前，出現有關傳統媒體，如紙媒及電視媒體等消亡論的說法，那麼請問黃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傳統媒體消亡論的？依您看，傳統媒體如何轉型才能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變化？

黃 煜：傳統的媒體，尤其是以紙質為載體的媒體正在逐步成為小眾媒體，像廣播電視則是轉型成為某種程度的社交媒體載體而已。所以他們形態的消亡目前不太好講。

那麼比如說最近五六年，我們開始大規模地使用手機、ipad等閱讀器來進行的這種代替以往的紙張性的書籍閱讀，從這方面講，並沒有說書籍消亡，而是轉換了形態。

記 者：這個問題是關於您的一個個人問題，但相信一定會引起新聞人對自我的一種思考。您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從事新聞事業這條道路？這條路對您又意味著什麼？

黃 煜：我出生在上海，上世紀80年代到中國人民大學攻讀新聞專業，當時選擇新聞專業也是一時沖動之舉，本來第一志願選擇的是法律專業，覺得畢業后出路好，而第二志願才選的新聞專業，但后來看報考新聞專業的人比較多，所以就臨時調換了專業，后來在1988年通過自己的努力，考取了“船王”包玉剛設立的中英友好獎學金，遠赴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也希望可以多接觸一些西方的傳媒理論。畢業后我最初供職於一家媒體，但對祖國的挂念及想為國人做點事的初心從沒有變，於是機緣巧合，也是通過自己的努力，1994年應聘到了當時的浸會大學執教，二十余年已過，培養過許許多多的學生，當看到他們學有所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及安慰。我曾感慨：“隻看耕耘，不問收獲，成功是整個團隊一起努力的成果，自己隻要和學生可以成為朋友，教好書，培養學生成才，就已經滿足了”。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