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華夏傳播理論具有“心傳天下”的特質，以仁兼濟天下為指歸，為中國傳播學增添一縷人文精神。為深入闡揚華夏傳播理論的核心特質，文章先從儒道佛思想與傳統文化中的成語入手，然后著重從內向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三個維度出發，力圖勾勒出華夏傳播理論的主要內涵，進而總結出其主要特征，最后基於歷史與現實考量，提出拓展華夏傳播理論的相關建議與對策。

關鍵詞：華夏傳播理論﹔心傳天下﹔仁﹔和諧

研究問題源起當前傳播學界的焦慮，那就是中國亟須有中國自己的傳播理論來回應中國社會問題。雖然現今的中國政治、經濟飛速發展，整體社會發展水平迅速提高，但是文化軟實力卻沒有跟上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甚至有部分文化虛無主義者全盤否定自身的傳統文化與當代價值。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日益迅猛，國與國之間的聯系空前加強，文化霸權主義橫行，所以努力發展自身文化，提升文化軟實力迫在眉睫。對此，中國傳播學界不但不能缺席，而且應當積極發展“華夏傳播理論”，打造出傳播學“中華學派”，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中華傳播學的智慧。

在中國自身五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中，有大量先賢總結的傳播觀點和原理，亦有不計其數的傳播事件和現象，這些豐富而極具價值的寶藏等待著我們去發掘、整理和提煉。我們要努力繼承發揚這些有價值的文化寶藏，並結合當今世界實踐與中國的具體社會現狀，加以綜合創新，打造富有中國氣派的華夏傳播理論，進而以華夏傳播理論作指導，更好地指導中國的傳播實踐。華夏傳播理論誕生於我國幾千年傳統社會的背景下，聚合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基因，擁有復雜又獨特的多民族文化傳播語境，並且隨著我國社會發展，而不斷豐富完善。這種理論體系與西方以實証主義、理性思維為主導的系統性傳播理論完全不同，以仁兼濟天下，具有“心傳天下”的理論特質，並且帶有濃重的中華色彩。

在思維與研究方法方面，華夏傳播理論多為生活經驗升華的哲理反思，而且非常注重傳播各個環節的和諧共通，注重受眾的心靈共鳴，重視傳播過程。另一方面，華夏傳播理論並非刻意探索規律，而是隨著歷史變遷演化而成，其表達方式也多為經驗式的總結，利於迅速傳播。總之，華夏傳播理論不像西方學術性的傳播理論體系那樣具有極強的系統性與實踐性，與之相反，該傳播理論是看似零散卻又自成體系的﹔看似虛無卻又無處不在﹔看似晦澀卻又適用於各種日常實踐﹔看似簡單卻又蘊藏著博大精深的一整套非常精妙的理論體系，隻不過，還缺乏發現她的一雙雙慧眼。

為此，筆者從有關華夏傳播理論的內容著手，則以儒、道、佛三家學派作為主著力點，再加上傳統文化中的成語、諺語等內容，分別從人際傳播、人內傳播、組織傳播等維度，對華夏傳播理論的主體進行總體梳理與詳細分析，在此基礎上，對華夏傳播理論的整體體系與特征進行概括總結。

一、華夏傳播理論的核心內容

華夏傳播理論，又稱華夏傳播學，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中的傳播活動和傳播觀念進行發掘、整理、研究和揚棄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能夠闡釋和推進中華文明可持續發展的傳播機制、規律和思想方法的學說，亦是立足中國歷史與現實，能夠華文明傳播現象，解決中國社會傳播問題，運用中華術語建構起來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體系。

（一）傳統文化中的成語、諺語等透露出的傳播智慧

在古老的華夏文明體系裡，除了已經自成體系的成熟的各學派理論之外，我們還有許多民間智慧的結晶：如成語、諺語、俗語等，這些理論更加能代表古老中國在傳播方面的領悟與智慧。在此筆者僅列舉部分有代表性的例子作為切入點進行概略地分析論証。

1.人心叵測：內向傳播的復雜性與人際傳播的負外部性

“人心叵測”，即每個人的內心都是難以捉摸且可能極具危險性的，這個詞語充分表達出了內向傳播的復雜性，內向傳播作為一種個人內部“主我”與“客我”的交流與過程，與他人的聯系本就不太緊密，又因為每個人在思考與處理事情時，著力點與思考方向是完全不同的，種種主客觀因素的累加愈加造成了內向傳播的復雜性。

另一方面，“人心叵測”還揭示了人際傳播的負外部性，因為內向傳播是個人在人體內部（主要是人的意識世界中）進行信息處理的一系列過程，所以對他人而言，僅從人類的共識來理解往往存在解碼上的難度。具體說來，自我的編碼不一定能被他人恰當地解碼，很容易造成解碼錯誤，從而加大了這種傳播難度，埋下了誤解乃至沖突的根源。可見，“人心叵測”“知人知面不知心”等表述中蘊藏著內向傳播復雜性的認知，甚至衍生出人際溝通的許多負面印象。

2.心有靈犀一點通：內向傳播的共同性與人際傳播的特殊規律

與上面的“人心叵測”相對應，還有另外一種傳播現象：“心有靈犀一點通”，這個詞語又揭示了內向傳播的共同性，即個人內部的信息處理活動也是可以被他人恰當地解碼並加以傳播的。另一方面，這個詞語還暗示了人際傳播中的一種特殊規律，即心照不宣，心領神會，這種特殊的傳播形式可以脫離一般傳播要素的束縛，轉而以相同或相似的人類經歷和先前的溝通交流形成的對彼此行為方式的深切感知，加之相應的認知能力和價值認同作為前提條件，從而實現在某種條件下的非言語溝通。

當然，這類成語只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冰山一隅，值得我們去發現與探索的傳播智慧還數不勝數，這些都需要我們對華夏文明進行深層次、多維度地學習與探索。

（二）重視倫理關系，仁禮同構的儒家

儒家主張修身養性，齊家治國，注重秩序和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仁禮同構，並堅持奉行中庸之道。它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以“仁”為核心，和諧溝通思想貫穿其中。

儒家重視人際傳播，人際傳播甚至為其思想核心所在，同時在組織傳播與內向傳播方面也有較多貢獻。人際傳播方面，形成了注重規范、和諧與責任的成熟傳播體系，內向傳播方面，重視人的自身修養，強調個人內部的和諧與“中庸”之道，組織傳播方面仍是以“仁禮同構”為中心思想，強調秩序與和諧共行。

1.和諧與規范並行，注重責任和誠信的儒家人際傳播

（1）三綱：強調表率性與責任的人際傳播。三綱五常是中國儒家倫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最早源於孔子。“三綱”的主要內容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一思想如今普遍被認為是古代封建君權社會的文化產物，已不適用於人權平等的現代社會。但是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完全可對這一思想作出全新的闡釋，“綱”者，表率也。所以我們可把“三綱”延伸為：君主理應成為臣下的表率，父親理應成為兒子的表率，丈夫理應成為妻子的表率。根據這種現代意義的延伸與理解，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身處某種位置，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從古至今，儒家這一基本的倫理思想對塑造表率性的人際傳播關系，促進人際傳播中的責任培養起到重要作用。

（2）五達道：強調規范的人際傳播。五達道主要是運用中庸之道調節天下通行的五種基本人際關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之間的交往。到了現代社會，將君臣關系視為上下級關系，這五種人際關系仍然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傳播脈絡，我們可以以“五達道”為傳播范本，對日常的多種人際關系進行梳理分類，找准自己在五種基本人際關系中各自的准確定位，恰當地把握並且正確處理這五種人際關系，促進規范的人際傳播關系的建立，最終達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

（3）誠信：人際傳播的基礎。儒家倫理重誠信。孔子一向非常重視“信”的價值，並且將“信”列為個人、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類目。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1]，他將“信”看作個人建功立業的前提條件﹔還說，“言必信，行必果”[1]， 將“信”看作個人待人處事中不可缺少的品德。直至今日，誠信都是一切人際溝通順利進行的基礎。

（4）和諧傳播：整體和諧、群體和諧與道德和諧的人際傳播。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和”與“同”是我們對待日常人際關系的兩種基本取向。但是什麼才是真正的和諧呢？真正的和諧不是沒有分歧、沒有原則的純粹相同，而是各種不同的意見通過交流、討論、融合之后形成的新的均衡狀態，這種和氣是尊重不同的“和”，即“和而不同”。

儒家的和諧內涵主要包括三個層面：

儒家和諧的第一層面超出了西方普遍意義上的組織、人際、人內傳播領域，從一個更為整體宏觀的視角對“和諧”進行考察，即注重人與自然、人與宇宙萬物的整體性和諧。在這一領域，較為典型的有我們最為熟知的“天人合一”、“萬物一體”思想﹔第二層次則偏重於人際傳播領域，主要強調人與社會、人與人的群體和諧。《尚書·堯典》中“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主張，其實描述的就是古代以國家、族群為主體，進而達到它們之間的一種和諧狀態。而《周易·乾卦·彖辭》所說的“保合大和……萬國咸寧”，文中提到的“太和”也是作者認知中群體和諧的理想境界﹔第三層次則對應於現今的人內傳播領域，強調個體的身心和諧[2]。

綜上所述，儒家文化的和諧觀，其實是整體和諧、群體和諧與道德和諧辯証統一的和諧觀，它是以尊重“不同”為前提，以“仁”為核心價值觀照，以“和”為目標，同時也將“和”視為方法途徑，以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等范疇為主要著力點的道德人文主義思想體系[2]。

（5）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人際傳播。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自己不願承受的事切莫強加在別人身上。人應當以對待自身的行為為參照物來對待他人，這是對他人的一種基本尊重，也是平等待人的基本修養。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除了關注自身想法，也要注意他人的存在，人與人之間是對等的，切勿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這也是人際傳播中處理人際關系的一大重要原則。

2.仁禮同構、仁者愛人的儒家組織傳播思想

（1）仁而有序，仁禮同構：注重秩序的組織傳播。儒家在組織傳播方面，強調“仁而有序”，在堅持其一貫的“仁”思想之外，注重“禮”與“序”，即強調秩序，強調尊卑等級之分。這一思想對現代的組織傳播也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注重組織傳播中的秩序與分層。

（2）仁者愛人：注重道德、愛心與包容的組織傳播。在古代封建社會，儒家思想強調德政、禮治和人治，注重道德感化。儒家傳播遵循仁禮兩大核心思想為真理。孔子認為，仁作為價值之源，一切德行之源，一切禮儀之本源，是絕對的，它超越一切時空架構。仁是內在性原則，它可表現為不同的德，而呈現為不同的形態。而禮是相對的，禮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不同的人際關系中都具有相對固定的形式，並且它隨社會形態的變化而改易其內容。這種外在性的規約彌漫在各種不同人際關系之中，並成為調整人際關系的規范[3]。

到了現代社會，德政與禮治同樣適用於現代組織傳播，即注重愛心與包容、道德，在堅持以“仁”為核心的前提下，注重“禮”，強調組織秩序的建立與維護，最終達到清除、減少組織及組織成員對自身環境的不確定性，溝通組織內部聯系，促進和諧包容傳播的目的。

3.講究克己復禮、力行中道的儒家內向傳播思想

（1）內向傳播的基礎：注重道德規范的“自省”、“克己復禮”。儒家強調個人的自省，克己復禮，即約束自己，使自己品行提升，最終使每件事都歸於“禮”。儒家強調的“禮”是當時西周的禮，但是經過千百年的演化，其內涵早已產生了許多引申與轉化。我們現今社會的內向傳播同樣可以此為基本准則，即內向傳播中要注重自我反省，克制並戰勝自己，不為外物所誘。“禮”字即是“理”字，禮乃固理之不可易者，復禮就是要恢復到人際規范的原本的合理狀態。

儒家還強調“以禮馭情”，我們要時刻注意以“禮”為標准，約束自我，使自己的舉手投足都能遵循社會認可的道德規范。總之，即注重個人反省，這個層面的傳播注重自我身心關系的處理，屬個人內部傳播，是內向傳播的基礎與前提。

（2）內向傳播基本准則：注重主觀意志力量與責任的“五常”觀念。貫穿於中華倫理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成為傳統中國人規范自我，提升自己的思想指南。古人最先提出了“仁”的觀念，也就是如今所謂的換位思考，它以愛為核心內涵，注重關系和諧，而這一切都源於個體高尚的道德意識，以實現他者的利益為達到個人利益的前提和基礎。“仁”看似是最基本的德目，但是要深入地貫徹堅持它，又談何容易，所以“仁”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最高的德目標准，與此同時，“仁”還是一種最普遍的德性標准。而以“仁”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操，經過現代改造，完全可以轉化為適用於當代社會的現代人文精神。

義，經常與仁並用，通常意義上被視為道德的兩個典型維度，並稱為“仁至義盡”。在價值觀方面對“義”進行解讀，即是倡導我們根據自己的“位”做適宜的事情，體現出強烈的責任擔當意識。如“義不容辭”，“義無反顧”，“見義勇為”，“大義凜然”，“大義滅親”，“義正辭嚴”等﹔另一方面，如果在人生觀方面對“義”進行解讀，“義”則是強調人生理應承擔的道義責任和奉獻精神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發展，“義”如今仍是中國人崇高道德的表現，如義診、義演、義賣、義務等。

禮，與仁互為表裡，仁是禮的內在精神，禮是仁的外在表現。第一，在組織傳播與社會整體發展的維度，我們強調“明禮”，廣義上來說，是講文明﹔狹義上來說，作為社會中待人接物的表現，我們謂其“禮節”、“禮儀”﹔第二，在內向傳播維度，“禮”也是調適個體修養的重要原則，我們謂其為“禮貌”﹔第三，在人際傳播維度，在處理個人與他人的關系時，也注重“禮”，我們謂其為“禮讓”。而關於“禮”的這些原則，不管是禮節、禮貌還是禮讓，它們其實已經成為一個人、一個社會、甚至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表征和直觀展現。“禮之用，和為貴”，“禮”的最終價值取向是“和諧”。如今我國正在積極構建和諧社會，更加需要我們對傳統的“禮”進行新的繼承發揚。禮有禮儀與禮義兩個互為表裡的內涵。禮義是禮儀的內在指導思想，而禮儀是禮義的外在表征。個體隻有深切的體認“禮義”才能在行為上表現為得體的“禮儀”。

智，矢口日，矢，即是箭﹔口即是口﹔日即是太陽。表義為口中言語如箭出口而說太陽。內義為，知日，知太陽之陰陽也。廣義為明萬物陰陽之本，對事物過去現在未來的變化對答如流，胸有成竹。所以“智”其實包含兩個基本層次，首先是科學智慧，而后延伸到了道德領域，夸獎一個人經常稱其為“智者”，其實正是對其科學智慧與道德情操的雙重肯定。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懷美妙地結合起來，相互促進，這正是我們今天亟須發揚的。另一方面，智還是理性的體現，欲行仁盡義合禮都需要有“智”的配合，因為隻有正當性、合理性的“智”的考量才能有效地履踐人文精神。

信，乃人言，是說人要對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信”不僅是為人處事的根本，更是興業與治世之道。言而有信、一言九鼎、一諾千金、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關於誠信的古代諺語數不勝數，也在各個層面上表明，守信用、講信義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始終堅持並且共同認可的價值標准和基本美德。“信”成為獲得他人認同的關聯性概念，內向傳播的目標是通過身心的調適，進而外放為言行舉止，而言行舉行獲得他人、社會的認同，可以說是實現了“信”。

五常是儒家道德規范的核心內容，也是引導自我內部傳播與規范人際溝通的基本准則，這一思想對塑造中華民族性格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如重視發揮個體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愛惜自我的節操，培育堅強的自我克制能力，樹立遠大理想，勇於擔當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等。

（3）中庸之道：促進良性循環的內向傳播。中庸之道，即指奉行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被認為是實現美麗人生、和諧社會和世界的方法論與道德境界。這種思維方法強調個體思維不走極端，保持中正、中和、時中、經權等方面靈活統一。

中庸之道含有多層意義，第一層含義是：人生不偏離，不變換自己的目標和主張﹔第二層含義是：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第三層含義是：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一技之長，做一個對他人、家庭和社會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忠實於自己的崗位，在其位，忠其職。總之，中庸之道通過以上三個方面，力圖達到天性與人性合一，理性與情感合一，外內合一的理想境界。

總之，中庸之道的要旨是啟發人們自覺地開展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升華，進而把自己培養成為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聖人，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如此看來，中庸之道不啻為促進個人良性循環的內向傳播的良好方式。

（4）個體內部的和諧傳播：身心和諧。上文已言，和諧傳播的第三層次是著力於內向傳播維度的自我身心和諧。孔子提出的“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修己以敬”等主張，都在各種層面上強調了個人的身心和諧，並且倡導人們通過道德修養達到這種內向傳播的和諧狀態，進而成就君子人格。

人內和諧是指個體內心清靜寧靜，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全的人格，能夠自然覺地做到“慎獨”。與之相對應的是，先秦儒家非常重視內向傳播，並且提出通過“內省”方式促進人內和諧的明確主張。儒家文化在內向傳播領域，一直強調自身的修身養性，並且提出 “三省吾身”的主張，“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1]，從各個層面著手，通過各種方法，力圖達到人內的身心和諧。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身心和諧理論已經超出了現今普遍意義上的所謂內向傳播、人際傳播領域，而是將其提升到了治國安邦、世界和諧的高度，這種情況正體現了中華文化歷來十分重視發揮個體的主體性。而且，儒家的主體性是一種“求諸己”而非“求諸人”的主體性。梁漱溟曾說過，中國人的人生是向裡（即內省) 用力的。在我國的人際傳播觀念中，各種關系能否實現和諧共處，關鍵在主體自覺地以禮來自我約束[4]。而這種情況更加証明了人內身心和諧的重要意義，隻有傳播的源頭——傳播主體達到了個體內部的身心和諧，才能促進其他各種人際、組織、社會關系的整體和諧與發展。

（5）化性起偽：注重個人與社會的良性互動。荀子提出“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5]，他認為可用禮義法度等去引導人的自然本性，改造人的本性，使之樹立道德觀念，這是內向傳播中個人與社會良性互動的經典法則。而“化性起偽”這一學說，在方法途徑與目標方面都注重個人與社會的結合與互動。

從方法途徑方面，荀子這一獨特的“化性起偽”學說，主張用禮義、法度去引導、改造人的自然本性，使之樹立道德觀念。荀子以“勸學”為入手處，提升個體理性自覺，而以“明禮”作為為學的基本目標，即通過學習來知禮，守禮，從而一方面達到道德教化的目標，另一方面又實現了社會和諧有序的效果。從目標來看，“化性起偽”以“成人”與“天下治”為道德教化的終極目標，就個體來講，是“成人”，即通過人的努力，實現“性偽合”﹔就社會來講，是“天下治”。當個體的“成人”境界達到了，他們達到了理想的道德操守境界，通過化性起偽，達到“性偽合”。如此具有道德理性的“成人”多了，整個社會就會呈現公平正義，明禮守法的“天下治”局面[6]。

4.內向傳播、人際傳播到組織傳播的遞進與融合

（1）儒家思想的核心：貫穿三種傳播的“仁”與“和諧”。“仁”與“和諧”是貫穿於儒家傳播的兩個基本思想與關鍵詞，且貫穿於內向傳播、人際傳播與組織傳播三個主要環節。

如儒家在內向傳播方面，“自省”“克己復禮”“為仁由己”“修己以敬”等觀念，都是注重個人內部的和諧傳播﹔還有注重主觀意志力量，強調責任的“五常”觀念，以及促進良性循環的內向傳播的中庸之道，這些內向傳播的相關觀念都是以“仁”與“和諧”為核心。而在人際傳播方面，如強調表率性與責任性的三綱，強調規范性人際傳播關系的五達道﹔還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強調和諧的人際傳播觀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強調尊重與平等的人際傳播觀念，這些人際傳播觀念都是以“仁”與“和諧”為核心准則。在組織傳播方面，儒家的“仁而有序，仁禮同構”觀念及“仁者愛人”這些組織傳播觀念也都是注重道德、愛心與和諧包容的。

（2）三綱五常：適用於三種傳播的核心准則。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主理當給臣下當表率，父親理當成為兒子的榜樣，丈夫也應成為妻子的楷模。身處何種位置，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這種注重角色定位與責任的傳播觀念對於每個人的內向傳播都起到積極的作用，促進個人注重自我反省與提升﹔另一方面，這種觀念可以促進每個人對父子、夫妻關系的理解，有利於塑造表率性的人際傳播關系，促進人際傳播中的責任意識培養，有效地促進我們對人際傳播關系的處理﹔而其對君臣關系的理解對現代社會的組織傳播更是有諸多可借鑒之處。

五常：仁、義、禮、智、信。這一准則其實在強調人際傳播與組織傳播的責任與秩序的同時，也重視個人主觀意志力量與內向傳播的培養與促進。

所以說，即使放在現代社會，“三綱五常”經過現代性詮釋之后也是極具價值的，這一思想准則依然適用於內向傳播、人際傳播與組織傳播三種傳播方式，並且可以積極有效地促進這三種傳播關系的和諧發展。

（3）內聖外王：三種傳播類型的良性互動。儒家思想體系是倫理政治型的體系，其目標是達到“內聖外王”的思想境界。內聖外王，指內具有聖人的才德，對外施行王道。“內聖外王”觀的發展又分為幾大階段：從孔子的“由仁及禮”到孟子的“性善政仁”，再到荀子的“盡倫盡制”。

“內聖外王”一詞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但是從宋朝之后，儒釋道三教合流，理學逐漸興起並且迅速發展，許多人開始用“內聖外王”這一理念對儒學進行闡釋與解讀。《論語》有雲：“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1]由禮啟仁，強調禮是仁的基礎與前提﹔孔子還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1]，由仁及禮，強調了“禮”對各種道德的約束功能，認為“仁”是“禮”的核心內涵.綜上所述，由仁及禮，由禮啟仁，二者緊密聯系，相互作用，為儒家內聖與外王的組合奠定了理論基礎。孟子因襲了孔子由仁及禮的思想，並且在其基礎上提出了“以仁心通仁政”這一塑造“內聖外王”理想人格的路徑。另一方面，孟子較為注重傳播主體本身主體性的發揮，他提出“性善論”，強調人具有“四端”的天然道德自覺，可見其突出了“內聖外王”中“內聖”這一層面的極端重要性[7]。與孟子注重“內聖”的思路不同，荀子則是重點強調理想人格的“外王”一維。在這一思路的基礎之上，荀子進一步提出了造就“外王”理想人格的具體路徑，即“天地一禮義一君子”。[7]

老子的《道德經》有言：“治大國如烹小鮮”。此語體現出“內聖外王”的思維和理路，強調了領導者當有舉重若輕的氣度和愛民親民的不折騰的理念。“內聖外王”這一思想作為儒道互補的典型成果，是我國傳統社會與文化的思想精髓，蘊含著深厚民族精神和道德情懷，隻要加以合理利用，它完全可成為我們當代道德與社會發展的重要依據與發展動力。

在“內聖”方面，孔子主張“為仁由己”，非常重視主體性的發揮，認為能不能成為品德高尚的仁人，關鍵在於自己。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身”為著力點，而以“治人”為試金石，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自不正，則雖令不行。在儒家思想中，內聖和外王是相互統一的，內聖是基礎，外王是目的，隻有內心的不斷修養，才能達到內聖，也隻有在內聖的基礎之上，才能夠安邦治國，達到外王的目的，即內向傳播促進人際傳播與組織傳播。同樣，內聖隻有達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義，外王實現了，內聖才最終完成。即組織傳播促進人際傳播與內向傳播的最終實現。

“內聖外王”的這一思想，體現了儒家道德與政治的直接統一，道德偏向內向傳播與人際傳播，而政治偏向組織傳播，“內聖外王”即倡導內向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的融合與統一[7]。

（4）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種傳播類型的遞進與融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那些要想讓天下人都成為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自己的國家先達到這一點﹔要想治理自己的國家達到這一點，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先要涵養自身的德性﹔要想涵養自身的德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先要做到真誠自己的意念。修身主要指個人的內向傳播，齊家則屬人際傳播，而治國平天下意屬組織傳播。可見，這句話可說充分地體現了內向傳播、人際傳播與組織傳播間的層層遞進與最終的融合。

（三）追求道法自然與辯証思維的道家傳播智慧

道家以尊道貴德、虛靜無為、去欲不爭、返朴歸真為品格，講究自正自化，主旨是自然和諧，道法自然，以無為治國。從而在內向傳播、非語言傳播、人際傳播等方面的思想獨樹一幟[8]。內向傳播方面強調清靜柔弱與自我升華，人際傳播方面注重“慎言”思想，強調含蓄內斂的溝通方式，組織傳播方面則以“無為而治”為思想核心。

1.物我消融的道家內向傳播智慧

（1）庄子“吾喪我”思想：人物合一，和諧自然的傳播。“吾喪我”[9]思想，形容人表面上臻入一種行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但本質上卻是主體能“以明”、“葆光”、“朝徹”、“見獨”而與物為一，忘記了自己，進入忘我的至高境界。對“吾喪我”的理解主要有幾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吾喪我”是物我兩忘的意思﹔第二種說法認為“吾喪我”是忘己形的意思﹔第三種說法認為“吾喪我”是摒棄我見的意思。

《庄子》書中所描述的“吾喪我”境界，主要包含兩層含義，既要“喪形”，又要“喪心”，這種境界聽起來的確很難達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認為的“喪心”，應該不是意味著心之活動完全停止。甚至與此相反的是，在達到“吾喪我”的境界之后，呈現在自我意識中的，不僅不是一片黑暗荒涼之“無”的世界，而是有著相當豐富多彩的畫面，世界本來的豐富性都對自我敞開了。總而言之，這是形容精神因解放而得到自由后的理想境界。

“吾”喪我之后是如此一種解放自由的理想境界，但是怎樣才能達到這種境界呢？“吾”又是如何“喪我”呢？庄子提出“以明”與“道樞”的解脫法門。何謂“明”，即知事物的本末究竟，自然不“昧”，自然不“芒”，謂之“明”。不管是“道樞”、“以明”這兩種基本路徑，還是“兩行”、“知至”、“葆光”等相關思想，這些都是從正面對人生的理想境界進行探索，而“喪我”則是從反面而言的超越，兩者一正一反，成為一個合體，從而促進了庄子“齊物”思想的達成，而“齊物”這種思維方法其實是一種辯証看待事物的眼光和胸懷。[10]

眾多學者普遍認為“吾喪我”之后能夠達到一種理想中的自由境界，但是這種境界究竟是怎樣的呢？其實，“吾喪我”的狀態不是主體自我的不存在，而是受世俗塵垢污染的那個“俗我”的拋卻、丟棄。而隻有拋卻了“俗我”，才可以臻至與物一體的完全“物化”的狀態。

總體來說，庄子的“吾喪我”思想體現了人物合一的理想境界中的一種內向傳播狀態[10]。

（2）老子的無身觀：消除外界干擾與自我升華，自我主體意識。老子的自我觀蘊藏著獨特的內向傳播智慧，主要體現在要求自我確立起“惟道是從”的主體意識，進而以”道”的符號象征意義為媒介來引導自我省思，不斷消除世俗價值觀的污染，最終實現“無為而無不為”的自然、自由的人生境界。與側重考察自我與社會互動的西方內向傳播理論相比，老子的內向傳播智慧反而更傾向於消融社會性對自我超越的干擾，注重自我內心通過向“道”的復歸而實現自我升華[11]。

老子倡導清靜無為，待人處事柔弱不爭，從而能夠營造一個平安喜樂的良好心境，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心定於道，一方面，以“唯施是畏”自警，對自己的言行保有高度自覺。另一方面，以“惟道是從”自勵，堅信道是平安的源泉，正當的追求可以實現，可能的過錯也易於消逝。世人如能以大道的寬容、謙下、中和等本性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就能在實踐中做到“清”“靜”“淨”，洋溢出一派“聖人”的氣象，此時便無身無我，逍遙自適，這正是老子內向傳播的要義所在。

另一方面，老子呼吁人類更多思索自身，即提倡從內向傳播上實現個人對自身人生意義的完整佔有。但是，在具體實現路徑方面，老子提出了與西方傳播學內向傳播理論相反的操作指向，即通過對社會性活動的有意識地減損，進而虛空心靈，破除成見，超越人類已有知識，進而促進自我升華[11]。老子告訴我們，在求學的過程中，知識會日益積累增加﹔但是當我們探尋“道”時，就不能靠積累知識，而要靠‘玄覽’、‘靜觀’，要逐漸減少自己的主觀意識與思維見解。“為道”是不斷超越一切有形、有名的存在，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要不斷減損自我對社會和他者的依賴，最終才能達到像“道”那樣無可匹敵的自由，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理想境界。

（3）守一：注重內向傳播的專注性。《道德經》第十二章深刻地指出“五色”具有令人“目盲”的可能危害﹔“五音”具有令人“耳聾”的可能后果﹔五味具有令人“口爽”的味覺傷害﹔“馳騁畋獵”，具有產生“令人心發狂”的可能后果﹔“難得之貨”，往往令人的行動受到妨礙﹔所以，聖人奉行“為腹不為目”的生活法則[12]。不管古代還是現代，人們經常會受到色、聲、香、味等等外界事物的干擾和誘惑。尤其是在現今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如果我們不能及時控制自己，任由自己的心意追隨外界事物不停地忙碌，時間久了一定會危害自身的身心健康。相反，我們如果能夠遵從道家的“守一”[13]原則，放鬆並回收自我的心志，聚焦於自身，力求身心合一，不為外物牽絆，保持氣定神閑的心靈境界，如此便能身心康泰。

因此，聖人“為腹不為目”之意，一方面是吃飽肚子維持生命的基本生存，另一方面是強調意識向內，不向外去追逐聲色犬馬的享樂，自覺摒棄各種花花世界的誘惑，滿足於清靜自然的生活方式。堅守堅定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貫徹“守一”原則，以實現自我身心愉悅作為人生的自然。

“守一”指在身心安靜的情況下，通過心理調節、心理暗示等方法，把意念集中到身體的某一部位，以改善身心環境，其側重點不在煉形，而是養神，目的是通過對心神的調節與修煉，排除心中雜念，保持心神清靜[20]。根據以上的種種闡述，我們將道家的內向傳播歸結為排除干擾，保持清靜的內向傳播方式。

2.自然天成的人際傳播智慧

（1）“君子之交淡如水”：自然不造作的人際傳播智慧。庄子在《庄子·山木》一章中，提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9]這是庄子對人際傳播的主要觀點之一，意思是賢者之交誼，平淡如水，不尚虛華。深層含義是：君子之間因心懷坦蕩，所以無須存有戒備之心，不用講究太多禮節及客套語，不用太過謙卑，可以輕鬆自然，心境如水一樣清澈透明。這表達了道家對人際傳播的基本認識，即提倡自然不造作的人際傳播，不需過多刻意的經營與修飾。

（2）素朴純粹的人際傳播境界。道家待人處世，待人如待己，皆以一而不變。相對儒以仁義而為，道家待人多以虛無，齊物，弱柔，純粹，素朴，亦使人得虛無，齊物，弱柔，純粹，素朴，即“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12]，（二章）總之，道家在人際傳播方面注重純粹齊物，力求達到素朴純粹的理想人際傳播境界。

（3）以慎言之心，重視非語言符號的力量。在人際傳播方面，庄子一直強調“慎言”、“少言”的人際傳播策略，“不言”是庄子的最終理想，也是他的傳播總則。雖然一直強調“少言”甚至“不言”，但在這種“言意之辨”的思考中，庄子還是認識到了語言的表意功能。但是因為受到不可知論的影響，庄子強烈地放大了語言與含義之間的矛盾，認為“言不盡意”，即言語難以全面深刻地表達曲折深遠的情意。為化解這個矛盾，他進一步提出了“得意忘言”，“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9]，庄子認為言詞是用來表達我們的意思、意圖的，既然已經知道了意思，就不再需要言詞，在另外一個層面上觸摸到了傳播實質的一個核心法則，即傳播的最本質意義不是其形式、主體抑或途徑，而是其互相理解的最終傳播效果。[15]

根據上文所述，在人際傳播的關系處理問題上，《庄子》一直表現出對語言較為謹慎的態度，在許多傳播情境中，作者都更加重視非語言符號的力量。庄子學派主張行不言之教，並且提出了“慎言”、“隨順”、“真誠”等相關理論與方法。

（4）含蓄內斂的人際傳播方式。庄子在人際傳播方面，十分重視傳播活動中受傳者的感受，可以說相當洞悉當時人際溝通中的種種世故。與上文強調“慎言”、“少言”的傳播策略相對應，庄子提倡含蓄內斂的溝通方式，甚至有時候可以達到迂回曲折的境況，但是他始終強調保持人際溝通的和諧，不與人直接發生對抗性沖突。最終庄子學派闡釋出了一套既保全自己，又不得罪他人，以真誠動人，並且能達到很好勸服效果的策略[15]。

3.順其自然，充分發揮個人創造性的組織傳播

在道家的組織傳播思想中，主張“無為而治”，老子認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12]（五十七章），這三句話從不同層面上始終強調了一點：無為才能無不為。其實“無為而治”的本意並不是不為，而是不妄為，我們要順其自然，不去過多地干預，從而充分發揮百姓的創造力，最終達到“無不為”的理想境界，不僅促進自我的實現與超越，還促進萬民與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在現代組織傳播領域，“無為而治”可延伸為：順其自然，不過多地干預每個人，充分發揮個人創造性。

（四）圓通處世，靈活統一的佛家傳播智慧

因為佛家總體上偏向於宗教性質，有許多自成一派的思想觀念與論斷，所以在此我們不對其思想做過多贅述，而只是單獨列出其與傳播相關的主要觀念進行梳理分析。

1.注重和諧、平等傳播的佛教人際傳播觀

（1）因果輪回：主張度己度人，和諧傳播。佛家深信因果，堅信有因必有果，造業必受報﹔種什麼因，必得什麼果，造何種業，必受何種報。這種思想看似帶有某種迷信、神秘色彩，但是佛家這種三世遷流、因果報應的學說對於勸說人心向善，培植良好的社會道德體系，進而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人際傳播，都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而且佛家所說的因緣果報，是一個辯証的、復雜的、非線性的動態開放系統。因果報應說的基本用意在於啟迪世人認清一切關系都有產生后果，因此不可不慎。與因果學說相對應，佛家更是強調正知正見，超脫輪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16]。擴展到現代人際傳播方面，佛家這種理想化的推動人心向善的相關思想與精神，其實正是力求建立和諧的人際傳播關系。

（2）世間萬物生靈平等：提倡人際平等傳播。佛家鼓勵人們行善，勿惡，忍耐，戒欲，這些看似無情的鋼鐵戒律其實都是在貫徹一條基本准則：即堅持世間萬物生靈平等。佛教的平等觀也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主要是從“人與人”的平等發展到“眾生”乃至“諸法”平等[25]。

佛教小乘、大乘的差異，不僅是度人能力的差異，而且是境界、視野、胸懷、格局的殊異，反映在平等觀念上，便由最初的“人與人”發展到“眾生平等”，最終提出“諸法平等”的主張，這種范圍的逐漸擴大，其實和佛家自身的變化緊密相關，小乘隻追求個人解脫，而大乘則追求普渡眾生[17]。“人與人”的平等，強調人際關系的平等傳播與策略處理﹔而“眾生平等”，主要是從佛性的高度而言的，如《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五中說：“不應問生處，宜問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賤生賢達。”我們不應當去追問人的出身，而應當關注他的所言所行。人人皆具佛性，隻要每個人一心向佛，身體力行，當都可讓卑賤變成賢達，最終達到“眾生平等”。從早期的“人與人”平等，發展到“眾生平等”，最后達到“諸法平等”的層次，這其實是佛家整體思想的一個跨越性進步。因為它擺脫了人類中心的知見障，把宇宙看成整體，一切有情、無情的事物，都與宇宙整體息息相關。所以佛家的這種平等觀可以說是宇宙主義的平等觀[17]。

2.強調自身修養，主張出世的佛教內向傳播觀

佛家理論總體屬唯心主義，強調自身修養，主張超出世俗，用一種超然的眼光與視角去看待所有的人、事、物，包括審視自身。以梁漱溟為例，梁先生即是受了佛家思想的影響，以出世的心態來經營入世事業。梁先生少年時將佛教作為解決人生苦悶的根本出路，在對佛學有了深刻體悟和真實契入后，他以出世為解決人生問題的唯一歸向，然而，目睹時艱，感慨民困，他發出了“吾輩不出如蒼生何”的沉痛呼聲。於是抱著“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的心情執教於北大，主教佛學，不僅如此，他還從事鄉村建設於山東，奔走抗戰，呼吁和平。其實，梁先生在積極從事這些入世之事的同時，其內在精神支柱便是強烈出世的心態底蘊[18]。佛家這種將入世行為與出世心態恰當結合的內向傳播觀值得我們深入探索。

3.圓通處事，靈活且辯証統一的佛教組織傳播觀

佛家在組織傳播方面看似並沒有太多的論斷與分析，但是當我們對佛家整體思想做了梳理分析后，可以發現貫穿佛家傳播的一個中心詞是“圓通”。這個“圓通”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八面玲瓏抑或圓滑之類，而是一種極為高深的處世智慧，“圓”代表著根據不同情況適當地改變自己、提升自我，而“通”則是對“圓”之后的狀態的表述，“圓”后自“通”，這是一種理想的傳播與生活狀態。“圓”代表的是一種靈活的傳播方式，而“通”則是一種辯証統一的理想狀態。

從有關佛家的眾多成語、俗語來看，我們也可對佛家思想窺探一二，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醍醐灌頂等，在這一點上，佛家與道家有些許相似，即認為世間萬物都是辯証統一且互相轉化的。所以我們把佛家關於組織傳播的思想歸結為：非常靈活且注重辯証統一的傳播。

（五）儒道佛三家的相同之處：仁與和諧為中心，包容的天地情懷

綜上所述，儒道佛三家思想在人際傳播方面，都強調和諧傳播，注重仁義﹔在內向傳播方面，都注重自我反省與提升﹔在組織傳播方面，注重道德規范的約束作用。因此，我們可以將儒道佛三家的共同之處總結為：“仁”與“和諧”貫穿始終的天地情懷。何為天地情懷，即一種包容性極強，極具人文關懷的中國式傳播精神，其實中國人一直對天和地有著別樣的情結，這種情結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表現，而在古老的華夏文明與相關傳播理論裡，這種情結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雖然儒道佛三家的學術流派與思想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在傳播思想方面的主張卻是有著這一大共同點，即以“仁”與“和諧”為中心，極具包容性的天地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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