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信息化的發展推動了微信這一新興媒體的產生，並在大學生群體中得到普遍應用。使得微信對大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與改變也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有效利用微信這一新興媒體的優勢，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從而對其思想道德和態度傾向的形成產生良好的影響成為本文所要探索並亟需解決的中心問題。

關鍵詞：微信﹔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路徑

一、用微信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理論依據

1.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交往觀

“人與動物的直接區別在於有自覺的精神活動和交往”[1]。而這一“自覺的精神活動和交往”也讓單個人擁有了多樣的社會關系，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人本身的發展、不同時期的社會環境、交往手段的發展等等‘多種多樣的某物’，構成了精神交往的物質基礎”[1]。這便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精神交往觀的基本理念。也就是說，單個人要想和外部世界進行交往，就需要獲取能夠滿足這種交往的物質手段。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也是一種精神交往，因此也就需要為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互動交流提供物質手段，即找到能夠推動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雙方交往的“中介客體”。

作為一種便捷的實時交往工具，微信不僅能夠突破交往的時空限制，而且其所具有的多樣化的表達方式、去中心化的互動交流，在為教育者以及受教育者營造了一個良好的虛擬交往環境的同時，也為雙方的精神交往提供了物質手段，並進一步推進以往教育機構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傳統單一主體性的培育方式向主體間性的培育方式的過渡，促進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相互開放，使其最終成為不可分割的共同體，從而使教育的感染力得到提升。

2.“強連接”與“弱連接”理論

“強連接引發行為”[2]。作為大學生，其交往對象多為父母親人、朋友同學，在這一關系密切的朋友圈子裡，各類信息自由傳遞，且進行交流的主體雙方相互信任、彼此肯定。也正是這種彼此之間毫無界限的信任和肯定，使他們形成了一種強連接關系，並從而對大學生的思想、情感及行為產生影響。

“弱連接傳遞信息”[2]。相對於強連接來說，弱連接主要發生在陌生的或不太熟識的人之間，雖然它不能使交往雙方產生極強信任感和肯定度，但是它能夠帶領我們踏入更廣闊的社交圈層、掌握更多的信息。正如馬克·格蘭諾維特所說：“弱連接常常扮演不同群體間的橋梁角色……可以將不同的群體結合為更大的網絡社會”[2]，而我們也得以在這樣一個大的網絡社群裡獲取源源不斷的實時資訊。信息的自由流動、先進思想的相互撞擊，為我們獲取信息、表達意見、提升思想提供了廣闊平台。

微信作為大學生普遍使用的社交工具，其所具備的熟人交際圈，能夠加強並深化大學生與父母親人、朋友同學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與此同時，大學生也可以通過“查看附近的人”、“掃一掃”、“搖一搖”等功能建立自己的千米交際圈與陌生人交際圈，為自身建立廣泛的“弱連接”關系，獲取源源不斷的新信息，從而更好地實現自身認識和實踐的高度統一。

3.使用與滿足理論

使用與滿足研究起源於20世紀40年代，是關於受眾媒介使用動機的傳播理論。它將受眾看作是有著特定“需求”的個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看作基於特定的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3]。該理論認為：受眾的媒介接觸是基於自己的需求對媒介內容進行選擇的活動，這種選擇具有某種“能動性”[3]。

作為多功能社交軟件，微信不僅為大學生與家人親屬、同學朋友溝通與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時也為大學生了解訊息、結交朋友、進行娛樂等開辟了渠道。微信的多功能、強社交以及低資費，使大學生能夠在花費較少的投入的同時，獲得自身需求的較大滿足。

二、用微信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現實依據

為更好地了解用微信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筆者於鄭州大學進行了“微信對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影響研究”的問卷調查，發放問卷200份，收回問卷199份，其中有效問卷193份，有效率96.5%。

1.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熟悉程度較低

調查結果顯示，在“你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識程度”這一問題的回答中，僅有8.8%的同學選擇“非常熟悉”，54.9%的同學選擇“一般了解”，1.6%的同學表示自己“一點都不了解”。同時，在以固定選項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關內容考察的問題上，僅有26.4%的同學做出了正確選擇，剩余73.6%的同學均選擇錯誤。由此可見，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熟悉程度相對較低，對其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極為必要。

2.微信在大學生群體中得到普遍運用

在收回的193份有效問卷中，100%的同學表示自己曾使用過微信，且有95.3%的同學“正在使用”。在對微信使用頻率的調查中，45.6%的同學表示經常使用，26.9%的同學表示“一般”，22.8%的同學表示偶爾會使用，隻有4.7%的同學表示幾乎不使用。這表明，微信在大學生中得到普遍使用，用微信對大學生進行信息傳遞能達到較大接收率。

結果還顯示，71.5%的同學在使用微信時會對“時事、新聞資訊”方面的信息感興趣，46.1%的同學對學習方面的信息感興趣。8.3%的同學表示經常主動參與微信平台上的互動，18.7%的同學表示一般都會參與，67.4%的同學表示偶爾參與，隻有5.6%的同學表示從未參與。由此可見，用微信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相關信息以及教育者通過微信平台與大學生進行互動交流的可行性較強。

作為人與人交流的一種圈子文化，18.1%的學生表示微信對其影響非常大，甚至成為了一種“生活必需品”，30.1%的同學表示微信對自己的生活、學習、思想等均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微信的三大交往圈層：熟人交際圈、千米交際圈（查看附近的人）以及陌生人交際圈（掃一掃、搖一搖等），為大學生提供了一個與家人、好友及陌生人平等交流的平台，使大學生能夠無屏障的表達心理感受，進行情緒宣泄。

3.大學生對於用微信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具有積極態度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教育者應順應潮流，積極創新教育載體，迎合學生媒體使用、信息接收的偏好，把微信納入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載體范疇，運用其獨特的公眾平台及朋友圈等功能，潛移默化地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使其受到良好的感染和熏陶。

調查結果發現：大學生對於用微信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具有積極態度。77.2%的學生表示可以接受通過微信平台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6.2%的同學表示非常樂意接受。在對方式的選擇上，67.4%的同學選擇了“關注公眾平台信息”，11.9%的同學選擇“與老師進行微信聊天”，18.7%的同學表示願意“通過微信群與老師和同學進行互動”。

三、用微信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路徑探析

1.注重個體：讓大學生成為微信平台上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中心力量

教育的過程雖然不能缺失對受教育者的外部施壓，但其中心主題卻應該是促進受教育者的自我改建和塑造。用微信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也應充分尊重其主體性。教育者可以以微信公眾號作為平台，征集不同學院的學生擔任公號運營者，征集單位細化至宿舍，並以周為單位進行劃分，讓不同學院的學生輪流進行微信公眾號的內容發布，及線上活動的規劃。使其親身融入到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中，並從中感受和領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刻內涵。

2.善於引領：教育者應注重“線上交流”和“線下互動”的雙向結合

首先，教育者應積極組建微信群，做到“每日一分享”，如：每天發送一篇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個層面的真人真故事，以此對大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其次，教育者應積極關注微信群體內部學生動態，了解學生真實想法，採取線上交流和線下互動模式，對單個問題進行線上溝通，對共同問題進行線下疏導。再者，教育者也可以通過微信進行線上活動征集，以此來推選出大學生所喜歡的活動形式，並定期於線下舉辦這些活動，讓學生們在活動中互動、在活動中成長。

3.保障內容：為大學生提供實時、熱點、貼近與多樣的內容

大學生是一個有著廣泛信息需求和興趣愛好的受眾群體。正如麥奎爾在《受眾分析》一書中所說：“受眾對新聞的關注，是根據此前產生的一系列復雜的興趣與需求來建構的，而興趣與需求又引導了人們的選擇[4]”一樣，通過微信平台為大學生提供的內容，不應僅僅局限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理論，也應能滿足大學生的需求、調動大學生的興趣，隻有這樣才能夠引起他們的關注，影響他們的思想，改變他們的行為。多樣的內容能夠滿足大學生對信息量的需求，實時、熱點、貼近的內容則能夠引起他們的好奇心，吸引他們的眼球，使他們“樂”於接受，“享”於其中。

4.改善環境：讓微信成為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純淨載體

環境是每一個人思想形成的必要條件，好的環境往往能夠讓人形成樂觀向上的思想。因此必須為傳受雙方營造一個運用微信進行交流的良好環境。首先，學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及相關文化、宣傳部門應踐行監督管理，對大學生微信使用情況進行周期性反饋調查，同微信運營商共同制定相關的高校微信監管制度﹔其次，教育者應與大學生聯合起來，積極通過微信來對其平台上的謠言及負面輿論作斗爭，及時通過微信來揭露謠言及負面輿論的片面性和虛偽性，使其無法繼續傳播﹔最后，教育者還應努力把握輿論導向，主動設置議題，佔領微信平台中話語權高地，以此來更好地傳播正能量、弘揚主旋律。

參考文獻：

[1] 陳力丹.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2] (美)尼古拉斯·克裡斯塔基斯,(美)詹姆斯·富勒.大連接[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3]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4] (英)丹尼斯·麥奎爾.受眾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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