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我國社會結構和傳播生態發生變化的背景下，社會輿論調控機制失效、政治權威認同性整合效果減弱、價值觀多元化的沖擊、社會輿論場復雜化等導致社會認同性整合環境發生變革。為此，主流媒體應該具有社會擔當，成為現代社會“粘合”的工具。主流媒體可以通過主動介入公共事件、找好國家主張與公眾利益的“結合點”、策劃媒介活動建立“想象共同體”等方式，提高社會共識度，促進社會認同性整合。

關鍵詞：社交媒體﹔認同性整合﹔主流媒體

當前，我國社會發展加快，各群體和階層利益分化，導致傳統的社會穩定結構系統被打破，社會結構出現不均衡，甚至斷裂，從而對傳統社會結構的超穩定性產生動搖。與此伴隨，社會成員的共同集體意識逐漸削弱，個人意識成為主流。在此背景下，如何讓社會成員保持對公共決策和公共行動的共識，這對保持較高的社會凝聚力，建立較強的國家認同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時代意義。所以，“共識”的形成相應顯得尤為重要，“如果整個社會上沒有一種協調一致的機制或者是價值規范，整個社會的發展就無從談起。[1]”

社會整合的要素包括有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認同性整合。制度性整合是指運用國家的各種政策、法規和法律對各種社會關系進行條理化和合法化梳理，使其納入統一管理和控制的軌道﹔功能性整合從同一社會勞動的角度出發，對伴隨社會化分工出現的職業異質性加以整合﹔認同性整合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裡進行的思想性整合，目的是讓人們在社會的互動過程中達到認識上的一致。在各種社會整合要素中[2]，促進社會認同性整合的形成是尤為關鍵的要素。當前，我國人們價值觀念相對復雜，社會中舊的價值體系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發展實際，新的主流價值體系還沒完全被人們所接受，這導致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出現了“價值真空”。一些人的思想觀念處於無所適從的狀態，這反映出我國社會的認同性整合落后於實際的變化需要。能否培植適應時代潮流並為社會成員廣泛接受的基本信仰和價值觀，培養出民族自豪感，為我國社會長期的穩定提供價值支撐，成為當前穩定我國政治體系的關鍵。

一、社會結構和傳播生態變化下的認同性整合環境發生變革

（一）傳統的血緣和地緣關系中的“熟人”社會輿論調控機制失效

我國傳統社會是以家庭、家族、社區為單位，這都是建立在地緣和親緣關系上的典型倫理型社會。這種社會中被社會普遍承認的倫理和道德規范、民風鄉約約束著每一個成員，防止出現偏離正常的行為。一旦有背離規范的言論和行為，社會輿論馬上就會進行譴責並要求糾正，傳統社會的這種認同性整合力是很有效的。伴隨著我國社會現代化的轉型，那種高度同質性的社會結構被打破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轉變成為一種契約型的關系，依賴社會輿論來調控整合社會的基礎已經逐漸喪失或發生變動，這導致了社會整合力度大大削弱了，維護社會穩定的倫理道德基石慢慢消失了。近年來，每年春節來自不同的知識精英人士所寫的各種返鄉的調查報告和城鄉差距的文稿，都描述了現代化社會中傳統鄉約的瓦解。“以今日之鄉村，一些孝道的淪喪、笑貧不笑娼的村庄輿論、惡性的財富競爭、虛浮的面子觀、正義觀的混亂等等，構成了村庄異化的群生面向，傳統文化中的正面的道德秩序被異化的市場規則和經濟倫理所顛覆，新的鄉村生活世界被物化甚至殖民化，利用鄉約教化鄉民也似乎成為了一種田園挽歌。[3]”

（二）組織傳播大規模動員能力弱化，以政治權威建立起來的認同性整合效果減弱

過去計劃經濟和集體經濟時代，國家通過嚴格的程序化的組織傳播對社會成員進行大規模的政治動員，這種自上而下的動員方式在高度集中的社會中是很有效果的，整個社會成員思想統一、行動一致，社會也很穩定。

但是我國對農村施行自主經營和村民自治政策之后，國家對農村的直接控制減少，傳統的政權組織的社會動員能力明顯下降。城市企業“國改民”以及放權改革，社會個體經濟實體和自由職業增多，整個社會成員流動性增加，對於以“單位”為標志的政權組織的依賴性降低，社會整合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國家與個人或群體利益失去直接聯系后，整個社會舊的政治整合為中心的社會整合機制開始鬆弛，而介於國家和個人之間的社會中間組織沒有建立起來，那些過去建立在國家政權權威基礎上的認同性整合的作用和能力不斷淡化了。

（三）價值觀念多元化對認同性整合產生反作用力

過去傳統社會中，社會成員價值觀念相對單一，社會的歸屬感強，認同性整合作用明顯。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推展，社會工具理性高漲，加上外來文化的傳播，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逐漸多元化，各種觀念相互碰撞並發生沖突。以往倡導的大集體與小個人、大公無私、舍利求義觀念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而代之以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原有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體系所建立的認同關系，在當前社會的急劇變革中不適應社會的發展實際，這對社會形成認同性整合機制形成了反作用力，增加了建立社會整合的難度。

（四）媒體技術變革導致社會輿論場的復雜化

在傳統媒體時代，社會公眾接觸信息相對單一，媒體對於社會意見的整合能力也很強大，各種與主流意見不一致的輿論缺少公開表達的渠道。社會輿論場同質性特征明顯，社會民間輿論場、政府輿論場和媒體輿論場基本上呈現重合狀態。媒體技術的發展，社交媒體時代到來改變了這一局面。作為社會化媒體的社交媒體，是人們彼此之間用來自發分享意見、見解、經驗和觀點的工具和平台。它使得社會輿論場表現出復雜的局面，媒體輿論、民眾輿論和政府輿論會出現不一致的情況。加之，社交媒體形成的圈子文化和部落文化，各種圈子中存在的一些輿論，不一定能夠被公開表達出來，而成為一種沉默的輿論場，但是它們又潛在於社交媒體成員的話語交流中。這些不同意見市場的存在於不同社會群體、不同的階層中，成為整個社會成員之間交往的“區隔”，如果長期沒有得以疏解，這種群體隔閡會固化成員的身份和階層區分，甚至成為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因此，社交媒體時代，進一步發揮傳媒對社會整合的主導作用，是具有非常強的現實意義的。

二、主流傳媒應當成為“粘合”現代社會的工具

2016年有調查發現，我國網民人均周上網時長為26.5小時，每天平均上網接近3.8小時。除此外，人們還要接觸其他媒體形式。因此，現代社會中，形成人們接觸媒體時間多，對傳媒信息依賴程度高，並借之以對社會環境的感知。“由大眾傳播形成的拷貝世界信息環境，是現代社會中人們無法逃避的生活世界，它同感性世界並駕齊驅，成為決定人們生活情感、生活欲望、期待、認知和態度的兩大環境世界。[4]”

在每一個具體社會環境中，傳媒一方面傳遞主流價值觀，在整個社會中形成積極的和諧的氛圍﹔另一方面傳媒對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取向的價值意識及其行為的批評和揭露，疏導民意、營造健康向上的輿論，使不良的價值觀及其行為成為引發“公憤”的因素，並進而激發對正能量因素的認同，這樣來維持核心價值體系的穩定發展，最終推動社會各層面形成社會整體的“共識”。

傳媒在促進社會形成“共識”，這也是社會認同性整合的目標。在今天大眾傳媒已經“嵌入”現代社會成員的生活中，甚至可以說成為人身體的一部分了，正如德國社會學家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在分析傳媒制造的“輿論”時說的“在維持社會整合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就像作為‘容器’的皮膚一樣，防止由於意見過度分裂而引起社會解體。[5]”

當然，在傳媒格局不斷發生變化的今天，各種媒體的社會影響力、傳播力也在發生改變。一些傳統的主流媒體失去其應有的傳播力和影響力，而一些新興媒體卻具有足夠強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在反映和引導社會輿論方面效果顯著。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主流媒體”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主流媒體，它包含一些傳統的主流媒體，也包括一些影響力大的新媒體。這些媒體如何在社會大變革大轉型中，體現出社會擔當，在平衡不同階層和群體的意見表達權，疏導社會情緒，消除社會怨氣和戾氣，倡導主流價值觀，傳播理性聲音和社會正能量，推動社會輿論共識形成和理性互動中發揮自身的作用是時代賦予它們的責任。

三、主流傳媒促進社會認同性整合形成的措施

（一）主動介入社會變革中的公共事件

當前社會的變化快，各種風險性因素也在增加。社會經常會出現各種失范和沖突，這也是我國社會轉型期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但是如果這些風險因素得不到化解，將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

在社會失范中，傳媒應該積極介入對權力失范、道德失范的監督和糾偏。鼓勵社會建立合理的法律規制，倡導社會形成合理的價值觀體系，這需要傳媒對公共事件的第一時間主動介入，並積極發聲。

在社會沖突中，通常表現為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的分割與對抗，一些激烈的沖突甚至演化為極端的群體性事件。縱觀當前我國沖突性事件，多數是源自於發起者認為利益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而產生強烈的剝奪感。在這些事件中，傳媒要第一時間准確地發布權威的信息，以事實和邏輯的力量來消除各種雜音對正面聲音的影響。而不至於錯失解決突發性公共事件的良機，從而導致公眾對政府喪失信心，使得政府的公信力淪喪，以至於政府失去權威的合理性。當然，傳媒還應推動制度的完善，消除制度格局中不平等的現象。傳媒的這些介入，為促進社會建立認同性整合創造了有利條件，推動社會輿論共識的最后達成。

（二）找好國家主張與公眾利益的“結合點”，以適應大眾的話語方式來凝聚人心和共識

社交媒體時代，代表不同利益取向的群體或個人都可以借助一定的渠道、方式來向社會公開表達自己的欲求，這也是當前社會分化背景下不同社會階層的群體和個人為實現、維護自己利益的必然期待。一個現代開放社會，如果能夠為每個成員提供意見表達的暢通渠道，每個群體或個體利益的合理合法主張能得以伸張，且能夠得到公共政治權威及時的有效回應，那麼影響這個社會穩定的因素應該可以得到緩解或消除。目前我國各種多年所積壓的利益矛盾隨著改革的深入而日益突出，但是我國政治組織系統建立的利益表達機制還不完善，政府人員對公眾的訴求表達回應觀念和技巧滯后。因此，社會中不時會出現一些非制度化的甚至非法的表達行為，這嚴重破壞了我國社會的穩定結構，也對現有政權體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主流傳媒具有信息發布迅速、溝通快捷、運轉高效的意見和訴求表達渠道，現代政府可以借助於此來推動公共信息的發布、社情民意的收集和輸送、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協商對話，並形成規范化的機制，以促進政府主張和公眾利益之間不斷的協商和調整，最終達成一致，這樣推動社會認同性整合機制的建立。

這就要去傳媒在報道國家政策和國家政策執行過程時，既要突出國家制定和執行的公共政策所體現出的效率和公平的原則﹔又要善於扣住聯系社會公眾利益的“痛點”，以平易的視角和生動形象的語言來全面充分地報道，並為公眾作出深度闡釋，這樣可以使“高大上”的國家政策能夠針對普通民眾“入眼”、“入耳”、“入腦”，最后轉化為自己的行為。這樣提高了社會公眾對於公共政策的知曉度，同時也提高了他們對於國家政權的認可度。這樣，傳媒的傳播活動將有利於推動社會共識形成，發揮認同性整合作用。

（三）精心策劃媒介活動，建立社會集體的“想象共同體”

傳媒可以策劃社會活動，並使之成為媒介事件，並通過傳播成為整個社會的集體儀式，促進社會認同感的形成，對社會進行整合。

作為整個社會共同儀式的媒介事件，往往也是現代傳媒最感興趣的內容。丹尼爾·戴揚和伊萊休·卡茨從電視的角度對媒介事件定義為“關於那些令國人乃至世人屏息駐足的電視直播的歷史事件—主要是國家級的事件。這些事件包括劃時代的政治和體育競賽﹔表現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以及大人物們所經歷的過渡儀式——我們分別稱之為‘競賽’、‘征服’和‘加冕’”[6]。這些事件經過媒體傳播會成為公眾議題。

媒介事件打破常規，滿足了受眾“求新、求異”的心理，對他們具有很強烈的吸引力，傳播效果好﹔而且媒介事件還可以暫時轉移社會沖突和社會危機，引發公眾關注公共議題，影響公眾議題，將推動社會成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促進社會共識形成，凝聚社會人心。

參考文獻：

[1] 羅峰.嵌入、整合與政黨權威的重塑:對中國執政黨、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考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8.

[2] 文軍,朱士群.社會分化與整合及其對中國社會穩定的影響[J].理論與現代化,2000(12).

[3] 許娟.再論鄉約價值的多維消解和理性重整[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0(6).

[4] 沙蓮香.社會心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59.

[5]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202.

[6] (美)丹尼爾.戴揚,伊萊休.卡茨.媒介事件[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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