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戰地記者和近現代戰爭如影隨形，對新聞和外交工作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戰地記者既有強大的使命感，敢於深入戰地採訪實況，通過深入報道引導輿論走向，同時還要在復雜難辨的環境中靈活應對。一名合格的戰地記者，除了熟悉運用駐在國語言，具備良好的身體和心理素質，掌握熟練的採訪技巧，還要有敢於冒險的精神，以及對新聞真實的執著追求。

關鍵詞：戰地記者﹔政治傳播﹔使命感﹔輿論

中圖分類號：G21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7）05-0127-02

戰地記者是新聞工作者中專門從事戰地新聞採訪與報道的那些人[1]。戰地記者區別於軍事記者，戰地記者是和戰爭緊密相連的，和平時期則無此說法。軍事記者則多指軍事媒體內從事相關採訪寫作報道的新聞工作者。自國際關系史通常列為起點的三十年戰爭開始的歷次大型戰爭，讓戰地記者作為一門職業開始活躍在國際舞台上。在大型戰爭發生期間，活躍在採訪一線的，除了本國記者外，還有來自國外媒體的記者。以久負盛名的威廉·霍華德·拉塞爾為例，由於其在各大戰場上的出色報道，他被英國女王授予爵位，逝世后被安葬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他一生採訪過超過十場戰爭，包括克裡米亞戰爭、南北戰爭、普法戰爭等，為《泰晤士報》發回戰地報道無數。南丁格爾走上前線並創立戰地護理制度，就是緣於拉塞爾對戰場真實情況的報道而帶來的影響。拉塞爾的出色表現讓他由此成為后來各國戰地記者的榜樣。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也擔任過戰地記者，戰地記者的經歷對他后來成為政治家以及撰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優秀的戰地報道既能讓受眾在第一時間獲知前線戰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戰雙方對戰事的了解。由於戰地報道對於輿論走向的引導，戰地記者的工作也成為了政治傳播的組成部分。受限於戰爭雙方軍事機構的嚴格管制措施，戰地記者想要寫出優秀的報道，難度就會變大。所以，要想寫出好的報道，戰地記者就越需要更多的努力。總體來說，當好一名戰地記者，既要有明確的使命而且敢想敢干，同時還要在保証安全的前提下採訪到更多當事人挖掘到更多信息，當然還需要有良好的身體素質作為完成使命的前提。

一、戰地記者都有著偉大的使命感

戰地記者是一部分具有冒險精神的年輕人的理想職業之一，如何將戰場上變幻莫測的情況准確傳遞給廣大民眾，是戰地記者的偉大使命。作為戰場上沒有裝備武器的特殊人群，戰地記者所面臨的風險非常不確定。冒著生命危險寫出深入詳實的報道，為各國民眾帶去第一手戰事消息，正是偉大的使命感使然。

有一位中國女性被稱為“抗戰時期中國唯一的駐蘇戰地記者”，她叫胡濟邦。胡濟邦精通多國語言，一度在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她於1935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擔任新聞秘書，1941年開始兼任《中蘇文化》雜志駐蘇聯記者。蘇德戰爭期間，胡濟邦穿梭在戰場前線，採訪報道了列寧格勒保衛戰、莫斯科保衛戰和斯大林格勒戰役等系列戰爭，採訪過崔可夫、朱可夫等蘇軍將領。由於豐富的採訪經歷，她由此和多國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2015年5月7日，在出席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並訪問俄羅斯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俄羅斯《俄羅斯報》發表了題為《銘記歷史，開創未來》的署名文章。文章在提到中俄人民共同反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的戰斗部分時，特別提到了胡濟邦並表達了對她作出莫大貢獻的認可，“中國女記者胡濟邦以柔弱之軀全程經歷衛國戰爭，冒著炮火報道了蘇聯人民的堅貞不屈、法西斯軍隊的殘暴、俄羅斯軍民勝利的喜悅，鼓舞了中俄兩國軍民抗戰到底的決心。[2]”

二戰歐洲戰場上的中國戰地記者，除了胡濟邦，還有著名作家蕭乾。蕭乾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三S”之一的斯諾曾是他的老師。1939年二戰期間，蕭乾時任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負責人，他在好友余道泉的推薦下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系任教，同時兼任《大公報》駐英特派記者。一方面是學業的繼續，另一方面是血雨腥風的戰場。蕭乾大膽作出決定，中斷學業作為戰地記者奔赴歐洲。除了戰場上的相關採訪外，蕭乾還採訪過聯合國成立大會和波茨坦會議以及紐倫堡對納粹戰犯的審判。兩位戰地記者的出色表現，都是出於對新聞工作的熱愛和報道戰場第一手新聞的執著使命。

近年來，鳳凰衛視在華文媒體中大放異彩，駐外戰地記者們在第一時間發回的獨家報道功不可沒。從2001年開始，香港鳳凰衛視記者閭丘露薇多次深入阿富汗前線發回現場報道，除了三進阿富汗採訪報道，她還於2003年赴伊拉克，2011年赴利比亞進行戰地採訪。此外，還有活躍在沖突地區發回第一手戰地報道的盧宇光，遠赴利比亞戰場採訪的女記者傅曉田等。正是在包括閭丘露薇在內的記者們的努力下，鳳凰衛視的國際報道和國際評論得到了廣大受眾的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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