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訪問了美國幾所大學的新聞學院。其間，我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學院院長就“大學該培養什麼樣的新聞人才”展開了討論，帶給我關於新聞傳播教育中矛盾與沖突的諸多思考。

關於就業：“泛就業”與“專業就業”的對立

就業就是有能獲得報酬的工作可做，以保証基本的生存需求，它涉及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多年以來，在工作導向思維的作用下，教育部每年都會要求各個大學各個專業進行一次就業統計排名，對就業率連年走低的專業，會實行減少招生名額甚至停招的處理辦法。雖然這種做法的初衷是為了提高辦學質量、增加就業，以維護社會穩定，但不可避免地使學校與社會在一種“泛就業”思維的作用之下，走入了專業評價的誤區，習慣於認為“某個專業的就業率越高，該專業就越有前途”，於是就出現了在填報志願時，家長和學生對所謂的熱門專業趨之若鹜的局面。

與我國的“泛就業”思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所倡導的“專業就業”，他們主要以畢業生進入主流媒體的數量及其幾年以后所做出的貢獻大小，作為評價一所新聞學院價值與聲譽的標准。比如，某位記者是否獲得過知名的新聞類獎項、是否完成過有分量的新聞報道或其他新聞作品，新聞學院培養了多少名記者、名編輯、名策劃、名主持人等。因此，對於我國的許多新聞專業畢業生會進入企事業單位的宣傳部門工作這種現狀，他們似乎並不十分認可，更別提從事新聞傳播專業以外工作的畢業生了。因為這並不是他們所堅持的新聞學院的人才培養目標，他們認為，新聞學院主要就是為新聞媒體行業培養“具備新聞專業素養、能夠追求真理、挖掘事實真相、推動社會進步”的專門人才。他們堅信，這種人才一定是其他專業所無法培養的，這也是新聞學院、新聞專業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我國，“泛就業”思維導向成為主流，存在多方面原因：從政策角度而言，雖然教育部十分重視提高畢業生“就業率”，但對於“專業就業率”並未有嚴格要求﹔就高校整體培養模式而言，隨著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供大於求的就業壓力逐漸增大，“有一份工作就好”成為許多畢業生的無奈﹔就市場需求來說，新媒體和融媒體技術的方興未艾使得傳統的專業邊界日漸模糊，市場對跨專業人才的需要也在客觀上推動了“泛就業”的大趨勢﹔具體到新聞專業而言，傳媒市場的巨大競爭壓力與高強度的工作狀態，加之屢見不鮮的記者遭受攻擊事件，都給這個行業蒙上了一層陰影，讓許多畢業生望而卻步。據了解，目前有相當一部分報考新聞傳播專業的學生，並沒有從事傳媒工作的強烈渴望，甚至連相關行業都不想涉足，更遑論所謂的新聞理想了。學歷越高者，這種傾向越明顯。

我們可以理解學生就業的難處，也支持學生選擇工作的自由，但是如果四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系統教育，並未培養出學生的專業興趣、職業理想、付出精神以及為專業獻身的志向，那麼這個專業的設置目的與培養目標就值得我們深刻反思了，究竟新聞傳播專業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泛就業”與“專業就業”究竟哪個應該作為就業的衡量標准？應該怎樣去評判一所大學在人才培養上的貢獻程度？

無論市場對跨界人才需求有多大，學校培養中的主要學科方向與專業特征並不會改變。因此，國家在關注整體就業率的同時，理應將專業就業率也納入對學校與學科貢獻的評價指標之中。同時，也應當有意識地為傳媒專業美譽度的構建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給予著名媒體人應有的社會地位，使他們在盡其所能完成本職工作的過程中，獲得持續不斷的成就感，也為傳媒學子培養起專業榮譽感，使其立有目標、學有榜樣。這既是傳媒行業生生不息的基礎，也是社會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做黨和人民信賴的新聞工作者”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期新聞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作為培養新聞傳播人才的主要基地，高校應當轉變傳統思維，不以畢業生就業數量論英雄，而應將專業就業率的提升作為持之以恆的努力目標，讓名媒體人成為一所學校最有說服力的品牌標識。

關於教師：理論與實踐的矛盾

以我對新聞傳播學教師的多年觀察，他們絕大多數是愛崗敬業、盡心盡責的，充滿著對新聞傳播教育的執著與熱情，不乏為專業理想而努力拼搏的人。但是，仍然有許多難以破解的困難擺在他們面前：

一是新聞理想與現實要求之間存在矛盾。一方面，正能量宣傳能夠傳播真善美，催人奮進，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因此，“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就成為我們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也體現了新聞輿論工作者所必須肩負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社會是復雜的，假惡丑與真善美往往相伴相生，在面對社會丑惡現象時，新聞工作者應該大膽揭露、審慎批判，為社會激濁揚清、針砭時弊也是新聞輿論工作者的職責所在，許多時候，批評報道甚至比正面報道更能激發起社會正能量。理論上，我們都知道正面宣傳與輿論監督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但是在現實中，如何教會學生既堅持“團結人民、鼓舞士氣、成風化人、凝心聚力”的職責使命，又把握好輿論監督的時度效，如何既做好“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又做好“公平正義的守望者”，是每一位新聞傳播學教師必須長期思考的問題。

二是缺乏對業界導師切實可行的評價標准。新聞傳播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需要教師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因此，我國在設置新聞與傳播專業學位時，就將“雙師型”導師作為基本要求，以期將學界的理論教學與業界的實務操作相結合，相輔相成，相互支撐，為傳媒行業培養出真正的高級應用型人才。美國大學新聞學院的教師大多具有較長的媒體工作經歷，他們將實踐與理論密切結合，使得課堂教學猶如實踐操作，其效果不言而喻。近年來，國內高校新聞傳播學院也在不斷增加業界導師的數量，然而后續的問題隨之顯現：多數高校對業界導師的考核評價標准與校內導師並無二致，依然是以論文、專著與課題等學術成果考核為主，對於其採寫編輯的作品、獲獎情況、策劃的選題、欄目的好評度、經營管理成效等業務貢獻卻並不看重，這直接影響了業界導師的積極性以及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質量。如何將兩種不同的評價體系密切結合，最大限度地發揮出兩類導師的智慧和干勁，也是亟待我們解決的問題。

三是課程內容更新問題。近年來，在打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學科理論”的美好願景之下，國內各個學科的學者們都開始了豐富多彩的知識創新工作。對於新聞傳播學而言，知識的更新還要將課堂教學內容的更新考慮在內。與新聞是易碎品一樣，新聞傳播學術研究、課堂教學同樣具有很強的時效性，這就對教師的案例實時更新、新詞熱詞及時捕捉、迅速將實踐上升為理論的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雖然經典的理論不會有太大變化，但是，面對日新月異的新媒體、自媒體、媒體融合實踐，新聞傳播學的課程內容必須做到持續不斷的更新。如果今年的教案中仍然沿用往年的案例，則不僅難以得到學生的青睞，也不符合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征。新聞傳播工作是一個不斷接近真相、尋求真理的過程，來自世界各地生動的新聞案例不僅為報道活動增添了活力，也為理論研究充實了內容。倘若我們稍有偷懶，發掘新聞價值的腳步就會放緩，事實的呈現就會延遲，理論的歸納提升就會滯后，與新聞匆忙向前的腳步也難以契合。

關於新媒體：信息傳播以外的顛覆式創新

盡管我們對新媒體的概念還很難做出恰切的描述，但它的影響已經實實在在呈現於我們面前。傳統媒體基本上都是具象的，無論是採寫編評，還是攝錄制播，無論是選題策劃，還是經營管理，總有規律可循﹔而新媒體是不具象的，表現形態多樣多變，媒體邊界交叉雜糅，是傳播而又不僅僅是傳播，是媒體而又不僅僅是媒體。新媒體業務的開展也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它打破了傳統媒體“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進化格局，一種新的傳播形態尚處於萌芽之時，更新的樣態已蓄勢待發。從傳播者到媒體平台再到盈利模式，加上也許還並不太成熟的內容創新模式，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概念、新名詞爭先恐后出現，常常使我們萌生應接不暇的落伍之感。

新媒體的顛覆式發展，也給新聞傳播學人才培養工作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其一，課堂授課的主導方向：究竟是以媒體技術為主導、講授新媒體技術帶來的變革，還是堅持以媒體內容為導向，梳理新媒體內容傳播的變遷？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那二者所佔比重又該如何分配？其二，對新媒體價值的認識：究竟是注重其工具性價值，將新媒體看作新聞傳播的載體，還是注重其社會性價值，重點講述這個多種信息的交匯平台所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是重點傳授其商業營銷的工具性價值，還是其情感交流的社會性價值？其三，對新媒體性質的講解：我們常說，新媒體是一把“雙刃劍”，正負功能兼而有之，那麼在授課過程中，究竟應當把重點放在哪一方面？是媒體融合的引領者，還是社會動蕩的始作俑者？其四，授課內容的矛盾：由於我們對新媒體的認識和理解還浮於表面，也缺乏對其功能價值的全面把握，因此，倘若僅針對其單一功能進行講解，則無法使學生透徹地感受到新媒體之“新”所帶來的無窮魅力，倘若將其作為“全媒體”而展開，現有的教師知識儲備顯然還未達標。其五，理論與現實銜接：新媒體技術與形態呈現出快速更迭的特征，騰訊、新浪、阿裡巴巴等新媒體企業對新媒體的理解和應用速度總是先於大學教育，使得大學課堂上的新媒體教學，無論是理論還是應用，總是落后於實踐的發展，從而難以起到引領的作用。

如何跳出傳統新聞傳播視角去認識新媒體、講授新媒體、運用新媒體，依然是復合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亟待突破的思維障礙。另外，對傳統觀念的顛覆，是否意味著新聞傳播學院的學科邊界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新媒體帶給新聞傳播學教育的思考還有很多，如何培養高質量的新媒體人才，尚需繼續探索。

（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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