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作者意識

以金知雲的《甜蜜人生》、庾河的《卑劣的街頭》和尹忠彬的《與犯罪的戰爭》及韓冬郁的《新世界》的華麗問世，代表了具有作者氣質和商業訴求的新幫派電影的誕生。這類黑幫電影開始將個人命運的悲劇性放大，在黑白難分、正義缺席的世界，個人英雄主義已經不復存在，影片中一再為之奮斗、試圖用暴力討回正義的主角們到最后發現他們其實身處在一個毫無公平可言的世界。消費主義時代的黑幫片則常常是一群想入非非的小人物在充滿幻想的七彩舞台上盲打誤撞的滑稽表演[4]。

《新世界》被稱為韓國版《無間道》，描述的是三個男人之間背叛與犯罪、義氣與陰謀，講述一名潛入黑幫組織的臥底警察在幫會領頭人暴斃之后黑幫組織內部發生的權斗中，糾結在兄弟道義與身份責任的矛盾和痛苦中進退兩難的故事。導演將《無間道》式臥底動作片中悲劇英雄殞於現實秩序的情節模式，顛覆性地改寫成臥底變為黑社會老大再建新秩序的故事﹔《與犯罪的戰爭》描寫80年代韓國社會的黑幫現象，強調對韓國社會腐敗與幫派暴力的深刻反思﹔《卑劣的街頭》對人類內心潛伏的欲望在進行揭露，通過一個黑道混混的短暫的一生，展示了欲望是如何摧毀一個人的道德感和理性意識，不惜用背叛和暴力去實現自己的欲望。利益讓一切規矩都分崩離析，黑白兩道的界限甚至開始模糊不清，這種真實、冷酷、血腥體現了一種“英雄無路的悲愴感”[5]，也凸顯了新黑幫電影的作者氣質。同時，導演在創作上，也有著商業元素的考量，明星制的採用，善於在敘事時揉入好萊塢商業電影的敘事技巧，從而增強電影的敘述粘度，這種兼具社會觀察和人性考量的幫派電影加快了韓國電影進入成熟的國際化大片時代的步伐。

五、商業包裝

韓國幫派電影在動作上已經不再傾向於訴諸你死我活的殺戮快感，而轉移到了言語暴力的快感上。影片通常採用嬉笑怒罵的方式，暗藏尖刻的社會嘲諷，通過這種言語暴力的憤怒與對抗，讓觀眾獲得某種替代性的滿足。

在韓國幫派電影裡還有一個明顯的特色就是這些黑社會組織的成員不再是有著著各種凶神惡煞的紋身的無賴流氓形象，而是像時下的上班族一樣，遵循著集體和組織的一套秩序，黑白兩道界限開始模糊。

甚至如《王者》（2016）一片以韓國歷史事件和政壇更迭作為時間軸，講述檢察官們勾心斗角、荒淫腐敗的發家史，他們表面上道貌岸然，為正義搖旗吶喊，私下裡卻為了金錢利益和政治前途與地下黑暗邪惡勢力勾結犯罪，為非作歹，嚴重破壞國家和社會的秩序。平日裡象征嚴肅正義的檢查官們，在影片裡卻濫用職權，徇私枉法，本該有的高尚情操和雄心壯志最終被金錢和權力的無盡欲望和貪婪所吞噬。

資本撼動的不僅是秩序社會，也包括了地下世界。黑社會的管理方式也更適應著資本主宰的時代，暴力集團也改頭換代成為一個具有規模和秩序的利益集團。原來的古惑仔們也開始西裝革履，打架動作來更是不僅狠勁十足，也是多了幾分利落帥氣，滿足了一部分女性觀眾觀賞時的視覺快感。近年來的《與犯罪的戰爭》等電影參考好萊塢大片的創作模式，同時加入作者意識與動作美學的追求，劇作結構更為復雜化，場面更宏大，再加上內容和題材本土化的呈現，有效規避了與好萊塢大片在電影市場的正面沖突，而佔據韓國電影市場的有利高地。

六、多重指涉

與傳統的好萊塢警匪強盜片不同的是，韓國幫派電影中的黑社會幫派組織總是或明或暗地與當前政權機構密切相關，其野蠻粗暴與集權獨裁下的國家機器相類似，關乎“民眾生存的現實困境、政治傷痛的隱喻與難以撫平的歷史創傷”[6]，自覺契合了深化現實批判性與文化反思力的社會潮流。對主人公身處的社會背景的剖析，為黑幫電影找到了一個新的藝術與商業訴求出發點。

影片《局內人》（2015），講述了政客、財閥、媒體人、黑幫、警察這些在各個領域操縱國家機器的有權人士共生、寄生和爭斗的故事，是一部揭露社會陰暗面的黑色犯罪電影。影片一波三折的劇情充斥著對權力機關與利益集團之間勾結操控國家人民命運的辛辣諷刺，倒敘的手法抽絲剝繭般一步步將赤裸裸的政黑勾結與權色交易的幕后真相揭示於眾，原以為正義就此彰顯，帶有悲劇意味的結局彩蛋卻又將劇情推向了一個反轉的高潮。影片中有一個特別意味深長的鏡頭，在與老謀深算的記者暗示政商之間厲害關系時，狡猾的政界議員從兜裡掏出牙線來剔牙，政商之間的血腥又骯臟的聯系巧妙地隱喻在鏡頭中，震撼力十足。

七、結 語

從韓國特色大片到與國際接軌的視覺大片，從戰爭、災難等固定題材到喜劇片、現實改編電影、古裝歷史片、黑幫片的多元化題材，這些電影不僅見証了韓國電影和社會的發展，更展現了觀眾們觀賞口味和興趣的轉變。

以《新世界》《卑劣的街頭》《局內人》等為代表的諸多韓國幫派電影，就創作而言，這類中低成本電影越來越多地關切民眾的真實生活，不僅在敘事和影像均屬上乘，以“超群膽識、開放的思想表達與絕大多數韓國民眾的生命體驗與對韓國權力機關、司法制度等社會政治歷史的審視批判”[7]，並善於選擇觀眾易於接受的商業類型或藝術模式進行創作，以題材和人文情感的息息相關挑動韓國民眾的民族文化神經，極大激發了韓國民眾的觀影熱情。

流行文化研究學的成果認為：黑幫電影是現代工業社會機械體制壓力下，人們在精神領域尋求逃避的一個出口，與其說跟犯罪有關，不如說跟“浪漫”有關。韓國幫派電影的創作更以一種全新的姿態曾挽救了韓國本土影業的危機，作為一種經典的商業類型，它對於幫派文化的深度詮釋以及復雜人性的深刻表現，不僅使它具備了深厚的哲學底蘊，在渲染影視暴力美學的同時還具有豐富的人文內涵。它作為一種成熟的類型電影所具備的成功要素以及在創作上遵循的某種經典語言范式都是值得國產電影所面臨的“輕電影”現狀反思借鑒。我們都知道，在世界影壇，幫派電影也曾一直都是港片最主要的類型片之一，但近年來卻有不復當年之感，很多此類影片難以拍出新意，觀眾因此流失，但香港幫派電影在香港乃至整個華人世界影迷中的影響，卻並未因此抹去，相反，好的這類電影仍舊會是觀眾的最愛。

參考文獻：

[1] 張燕,譚政.2012-2013韓國電影產業復興的新界點[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4(2).

[2] 周婧.灰色人物的戲謔人生——韓國黑幫片探析[J].電影評介,2010(3).

[3] 趙衛防.建構、解構與再建構——再探香港黑幫電影[J].當代電影,2015(12).

[4] 范偉青.幫派電影的韓國特色[J].當代電影,2015(12).

[5] 程功.新世紀以來的韓國喜劇電影:策略、類型、風格[J].當代電影,2012(7).

[6] 張志峰.韓國電影新風貌[J].電影文學,2004(2).

[7] 葉勤.民族形象的自我書寫——韓國類型電影研究及對中國電影的啟示[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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