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片的心理性探析與創作

鮑永紅

2017年07月07日10:15  來源:今傳媒
 

摘 要:人物傳記片是類型片的一種,跟其他類型相比,傳記片更加應該甚至必須全力以赴塑造真實的人物形象,這種真實應該是立體的,全面的,尤其是心理的真實。要想塑造出這樣的人物形象,進而打動觀眾,心理呈現是必須的途徑。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外人物傳記片在心理性上的差異,然后以徐舜壽的傳記片創作為具體案例,分析了中國傳記片的心理性及其創作與發展。

關鍵詞:傳記片創作﹔心理性﹔人物塑造

傳記片是電影類型片的一種,是以歷史上杰出人物的生平事績為題材而創作的一類影片。

由於工作關系,本人曾接手一部人物傳記紀錄片創作,傳主徐舜壽是中國航空設計事業奠基人,曾主持設計了新中國第一架自己的飛機,並且在60年代就開始為中國自行設計大型客機做著各種准備。1968年徐舜壽在文革中去世,年僅51歲。

筆者拿到的材料是一部關於徐舜壽的傳記——書中詳細記錄了他從出生到去世的人生歷程。面對一個人物長長的一生,創作者應該如何下手呢?

一、中外傳記片在心理呈現上的差異

雖然是紀錄片,但是創作規律是相通的,當然不可能按照傳主的人生經歷,從出生講到去世。不管紀錄片還是故事片,傳記片首先應該對傳主的人生進行解構,將人物的真實人生整體拆散,從中選取適合主題的素材,然后再按特定方式組合在一起。

那麼,在傳主漫長的一生中,該如何選擇素材?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解決傳記片本身的審美問題。傳記片的本體特性是什麼?傳記片追求的是什麼?

通過對中外傳記影片的對比,例如《飛行家》《莫扎特》《巴頓將軍》《梅蘭芳》《林則徐》《孔繁森》等,可以發現,我國的傳記影片在創作理念和創作手法上與好萊塢有著非常大的差別。

國內人物傳記片多是命題作文,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色,傳主多為干部、科學家、勞動模范,影片的創作目的往往是通過展現人物的先進事跡和高尚品格,起到宣傳、教化的作用。這樣的創作目的決定了影片的創作重點在敘事,一般來說是將人物放在歷史背景下,展現杰出人物的生命軌跡和突出業績,進而確立人物在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杰出貢獻。即使一些並無宣傳目的的傳記片,也往往只是將創作重點放在如何結構故事、設置懸念、營造歷史感等方面。

好萊塢的傳記片是類型片的一種,傳主的選擇看重的往往是人物本身人生經歷的傳奇性和戲劇性。在敘事的同時,好萊塢傳記片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它的心理呈現,敘事並不是第一位的,敘事是為心理呈現而存在的。

二、心理性是傳記片的靈魂

傳記片,顧名思義就是人物傳記,題中應有之義就是人物塑造,跟其他類型片相比,傳記片更加應該甚至必須全力以赴塑造真實立體的人物形象,這種真實並非指歷史的真實,而是所傳達給觀眾的感受,是一種藝術真實,這種真實應該是立體的,全面的。要塑造這種層面的真實的人物形象,打動觀眾,心理呈現是必然的途徑。

所以,心理性是傳記片這一類型自帶的特性,是傳記片的內在要求,是區別其他類型片的特質。因為我們拍攝一部傳記片,並不是為了去記錄一個人的生平,而是希望構建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個體的精神世界。“心理性的體現與否,體現的程度以及水平,對於傳記電影能否成功有重要影響” [1]。

“精神分析學認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個層面立體、復合地組成,一個完整的人物形象應具有各個層面的特質”。傳記片應該以豐富的人物塑造手段,表現人物不同層面的心理狀態,以及這些心理側面之間的矛盾沖突。這樣人物才能立體而豐滿,真實而感人。因此,心理性是傳記片的靈魂。

心理的發展又是一個完整的具有時間性的鏈條,在這個鏈條上勾連著人物一生中經歷的各種各樣的人和事件。傳記片應當盡可能地呈現出人物精神鏈條的完整性,這也是創作時選擇素材的原則,即選擇那些與心理發展有關的重要的生命節點和片段。

好萊塢傳記影片非常注重心理性,“注重傳主人格發展的完整性,心理世界的多層面性,盡可能深刻地進入傳主的內心,從而達到塑造一個“完整的人”的目的”。2004年馬丁•西科塞斯導演的影片《飛行者》是億萬富豪霍華德•休斯的傳記影片,曾獲得第77屆奧斯卡5項大獎。影片並沒有展開休斯的一生,而是選取了1930年代到1950年代他人生劇烈變化的二十年,影片由片斷式的跳躍情節組成,情節更多的是為了烘托這個傳奇人物鮮明的性格特征而存在,所謂傳奇生涯反而排在第二位了。影片全片著力點放在休斯執著、任性以及為電影和飛機而癲狂的極端個性的刻畫上,大量場景呈現了休斯潔癖、強迫症發作、精神出現幻覺等狀態。影片的另一條線索即休斯與幾個女人之間的關系,這條線索的目的也是為烘托休斯的個性特征。

而國內的傳記片常常忽視人物本體,轉而關注敘事。在人物個性刻畫上,大量篇幅用在人物的超我層面,著力表現人物無私的精神、高尚的品格,而在“自我”“本我”層面基本沒有著墨,使得傳主的形象局限於單一層面,造成人物形象扁平化、臉譜化的結果。

三、圍繞心理呈現進行創作

由於創作理念上有這樣的差別,所以在創作手法上國內傳記片與好萊塢之間也有著巨大的差異。

好萊塢傳記影片目的是塑造真實立體的人物,刻畫復雜的心理圖景,所以電影畫面往往具有“心理呈現性”。例如影片《飛行家》中反復出現的童年的休斯洗澡的場景,就是對他未來性格形成的心理暗示,還有反復出現的洗手的場景,都屬於心理呈現場景。尤其當休斯的航空公司面臨聯邦法案的制裁和被兼並,休斯連續幾個月將自己封閉在房間中一段,影片用了十幾分鐘的長度,採用了風格化的光影處理手段,風格化的構圖手段,呈現出了休斯瘋狂錯亂的內心世界,那種讓人感同身受的歇斯底裡的癲狂狀態。

而我們很多的傳記片絕少有這樣的場景,畫面的功能基本上是敘事,缺少超越敘事的、具有心理沖擊力的場景,所以很難呈現傳主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矛盾沖突,也就無法很好地塑造一個立體的人物形象。

當然這並不全是創作者的問題,而且有可能根本不是創作者的問題,這與我們電影制作過程中的諸多因素有著非常直接的關系。我們拍攝傳記片大多不是商業目的,而是為了宣傳、教化。當然也有不少傳記片在自覺追求類型化的表達方式。導演丁蔭楠在拍攝《孫中山》時曾談到:“必須走向人物心理”、“以一個全新的人物心理片的姿態走上世界影壇”、“結構成以藝術的造型與聲音為表現形式的一部哲理性的心理情緒片”[2],“正是因為有著自覺的藝術追求,《孫中山》並沒有試圖展現孫中山的一生,而是聚焦於他在顛沛流離中屢敗屢戰、不斷探索的心路歷程”[3]。

在閱讀和採訪之后,筆者決定隻選取徐舜壽最后十年,即從1956年到1966年之間片斷式的人生經歷作為影片的素材,在這十年中,他一方面不斷地為自己的夢想,設計中國自己的飛機,努力著,另一方面,由於他的個性,又不斷地遭受著歷次政治運動的沖擊,直至文革中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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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馬瀟(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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