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帶一路”自提出以來就得到了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廣播電視媒體合作作為“一帶一路”內容之一，對促進沿線國家“民心相通”，構建新的世界輿論格局，發展文化產業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梳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廣電媒體合作歷程，並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可助力中國與沿線國家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深化媒體合作。本文認為中國廣播電視媒體與世界媒體的合作最早是從當前所說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始的，並且因為世界各國的競爭與合作，中國外交政策變化、經濟與文化體制改革，以及沿線國家經濟相對落后、社會不穩定、政策限制、媒體欠發達等因素，合作歷程大致分為曲折開展期、恢復開展期、穩步發展期以及戰略機遇期。

﹝關鍵詞﹞“一帶一路”﹔廣電媒體合作﹔走出去﹔“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

雖然“一帶一路”是習近平主席2013年才首次提出，但是中國廣播電視媒體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媒體卻早已開展著多項合作，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在廣播方面，最早的合作是1950年初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與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台交換文藝廣播節目。在電視方面，最早的合作是從人員技術培訓開始的。1953年，中央廣播事業局派遣了章之儉等十名技術人員遠赴捷克斯洛伐克學習電視技術。這十名技術人員於1956年5月學成回國，並與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電合作，共同研制黑白電視設備。此后，在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的重視和有關單位的配合下，北京電視台（今中央電視台）於1958年5月1日試播，9月2日正式播出。同年10月上海電視台成立，同年12月哈爾濱電視台成立。1959年到1961年前后，天津、廣東、吉林、遼寧、陝西、江西、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湖北、四川、雲南等地也相繼建立電視台。1961年底，全國已建立電視台、實驗台、和轉播台26座。[1](p.249)由於電視台的陸續創辦，中國媒體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就增加了許多電視媒體的身影。總的來說，雖然由於世界各國競爭與合作格局不斷演變，沿線國家經濟相對落后、社會不穩定、政策限制、媒體欠發達等原因，廣電媒體合作呈現相對曲折的情況，但是隨著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改變外交觀念，改革經濟、文化體制等，中國廣電媒體與沿線國家的媒體合作還是呈現合作范圍逐漸擴大，合作方式逐漸增加，合作成效逐漸顯現的趨勢。另外，隨著“一帶一路”重大倡議的提出，中國廣電媒體也在不斷開辟合作新方向，基於此，合作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中國廣電媒體與沿線國家媒體合作的曲折開展期（1950-1978年）

（一）中國廣電媒體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下與沿線國家媒體開始合作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個帝國主義因二戰分崩離析，英國、法國兩大強國的力量嚴重削弱無暇顧及中國，而高居霸主地位的美國全球戰略重點雖然在歐洲，但是先后在中國台灣、朝鮮、越南布置了三條針對中國的戰線，並採用種種手段威脅、遏制新中國。[2](p.5)休養生息的蘇聯、東歐國家以及廣大亞非拉國家雖然有著各自的困難，但對中國還是採取了比較友好的態度。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新中國奉行“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等政策，因此中國廣電媒體也主要是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媒體合作。1950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廣播同行交換了文藝廣播節目。這是中國廣電媒體開展國際合作的開始。1953年5月7日，中國在布拉格同捷克斯洛伐克正式簽訂了中國同外國的第一個廣播合作協定——《中國與捷克斯洛伐克廣播合作協定》。此后，中國陸續同當前所說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了廣播合作協定。這些廣播合作協定推動了雙方媒體開始合作。進入20世紀60年代，隨著蘇聯執行霸權主義政策，中國奉行“反蘇反美”和加強同第三世界團結與合作的政策，中國廣電媒體與第三世界的合作也開展起來。到1966年，中國廣播電視媒體先后同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尼亞、蘇聯、阿爾巴尼亞、蒙古、朝鮮、越南、印度尼西亞、敘利亞、伊拉克等當前屬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媒體開展著交換節目、異地採訪等方面的合作。

（二）中國廣電媒體與沿線媒體合作因中蘇關系惡化、“文革”影響而受挫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兩黨分歧加劇，兩國關系開始惡化。1960年7月，蘇聯在一個月之內撤走了在華工作的全部1390名專家，撕毀了兩國簽訂的343份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257個科技合作項目，大幅度減少成套設備和關鍵部件的供應。給中國的建設事業和科研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中蘇關系公開破裂。[3](p.216)中國廣電媒體與蘇聯及東歐國家媒體的合作也因中蘇關系的惡化乃至中斷而受到嚴重影響。表1也顯示，從1960到1971年，中國沒有與蘇聯及東歐的國家簽訂一個媒體合作的相關協定。另外，自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組”成立開始，中國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國廣電媒體在“文化大革命”錯誤思想影響下與他國的合作也受到嚴重影響。比如，1966年到1971年之間，中國幾乎中斷了同20個國家簽訂的合作協定或合同，廣播電視界無一人出國訪問。雖然在文革期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等媒體依然向個別國家寄送相關作品，但是因指導思想的偏差，合作效果極差。以當時的北京電視台為例，“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電視台的出國片工作在極左思潮的影響和林彪、“四人幫”的控制下，奉行所謂“以我為主”、宣傳對象“以左派為主”的錯誤方針，出現了宣傳“以我為中心”“打到一切”的極左思想和自吹自擂、強加於人的嚴重情況，解說詞裡常常使用一些空洞的政治口號和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對外寄送節目，不看對象，不問國情，一律寄送大量的宣傳“文化大革命”的電視新聞片，致使有些國家接受不了，將原片退回﹔有個別國家不僅拒收，甚至提出抗議。[4](p.80)

（三）中國廣電媒體與沿線部分國家媒體圍繞簽訂的合作協定等重新合作

這一時期，雖然受到各種各樣的影響，但中國政府、管理單位以及媒體等還是與沿線部分國家簽訂了利於雙方持續合作的廣播電視合作協定、協議等。這標志著我國廣播電視界與外國廣播電視機構之間的合作有了較大的、富有成果的發展。中外廣播電視合作協定的主要內容是節目交換、在雙方國慶時舉辦專題慶祝節目、廣播電視和代表團互相訪問等。[5](p.1044)

表1:1953年到1978年，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合作協定、協議一覽表①、

中國廣播電視媒體與沿線部分國家的媒體圍繞著上述簽訂的各項合作協議，開展著播出新聞專輯、採訪、交換節目等各項合作。以當時的北京電視台為例，該台不定期地播出了蘇聯中央電視台、捷克斯洛伐克電視台、波蘭電視台、匈牙利電視台、羅馬尼亞電視台、保加利亞電視台等通過航空郵遞來的《蘇聯新聞》《捷克斯洛伐克新聞》《波蘭新聞》《匈牙利新聞》《羅馬尼亞新聞》《保加利亞新聞》等外國新聞專輯，以及少量的專題報道片和歌舞片，同時也向協議國家寄送各種藝術性的電視、電影，電視劇本，京劇、歌劇片段等。1961年，北京電視台開始與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即埃及電視台）交換電視節目，1964年與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中央電視台交換電視節目等。北京電視台派出記者赴緬甸、老撾、羅馬尼亞等國採訪，拍攝了一批反映這些國家人民生活和斗爭的電視紀錄片﹔1963年11月10-20日，北京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派出報道組採訪在雅加達舉行的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這也是北京電視台第一次派記者到國外報道體育活動。[6](p.1089)同時，中國廣電媒體與各國之間代表團互訪等合作也逐漸開展。比如1954年7月6日－9月5日，以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溫濟澤為團長的中國第一個大型廣播代表團一行18人訪問團訪問了蘇聯﹔1961年5月9日－27日，以蘇聯國家電視委員會主席卡夫坦諾夫為團長的廣播電視代表團也訪問了中國。[7](p.1088)進入70年代中期，雖然文革的影響依然存在，但是中國廣電媒體與沿線國家媒體的合作還是圍繞著簽訂的協議等開展著。尤其是在76年撥亂反正之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以下簡稱中央三台）等廣電媒體也逐漸開始與文革前合作的相關媒體重新合作，同時也開始與此前從未合作過的國家的媒體開展合作。總的來說，雖然中國媒體本時期與沿線各國媒體的合作還是屬於比較淺層次的，但也為未來進一步的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提供了一定的經驗。

二、中國廣電媒體與沿線國家媒體合作的恢復開展期（1979-1992年）

（一）中國廣電媒體與沿線媒體在中國外交策略及國際形勢變化中恢復合作

1978年12月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對外改革開放，對內搞活經濟”政策。會后，中國的外交戰略、經濟領域、文化領域等都有的新變化。中國的外交戰略從“一條線”“一大片”向“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部分參與國際社會”的轉變，對中國廣電媒體與世界各國媒體的合作都有新的指導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廣電媒體與世界各國媒體合作的范圍總體上擴大了，也逐漸恢復了同蘇聯及東歐國家廣播電視界中斷了近20年的交往。另外，以1989年東歐劇變到1991年年底世界上兩大超級大國之一的蘇聯解體為標志，延續四十多年的冷戰格局結束了，因美蘇爭霸而長期存在的世界大戰危險也基本消失了，國際局勢進一步趨向和平。面對這樣的國際形勢，進入改革開放第二階段的中國對外方針政策和總體外交部署也有了新的變化。由於以“穩定周邊，開展睦鄰外交，團結第三世界，打破西方制裁”方針為指導，以中國與老撾、蒙古、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國關系正常化為背景，中國廣電媒體與沿線國家媒體，尤其是與第三世界國家媒體在業務合作方面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當時，中國廣播電視以友好訪問、業務交流、經貿活動等各種形式出國訪問的團組主要是前往周邊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即今天“一帶一路”沿線的很多國家。

（二）中國廣電媒體與沿線國家媒體因經濟與文化領域變化而獲得合作實效

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領域、文化領域等都發生了許多的變化。這些變化也帶來了新聞傳播領域的變化。在1978年財政部批准《人民日報》等8家中央新聞單位試行企業管理的報告之后，這8家媒體逐漸開展廣告等經營活動。1979年也被稱為了中國廣告“元年”。80年代中期，國家對新聞單位全面實施“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各種媒體開始多種經營或成立公司。此后，中國廣電媒體與部分國家媒體的合作也逐漸出現了在經營、管理方面的談判現象，為后來的多樣化合作提供了基礎。另外，隨著中國逐漸開放，同世界各國簽訂的利於新聞、出版、科技、教育、體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文化協定更多。因此，中國廣電媒體與世界各國媒體合作更加頻繁，其國際合作的道路也逐漸體現出來。總的來說，中國廣電媒體不僅增加了合作國家、擴大了合作范圍，還深化了合作深度，提高了合作能力，更講究合作實效，比如中央電視台1986年與巴基斯坦合拍了電視劇《路之情》和《紐帶》，獲得了觀眾良好的口碑﹔1990年與泰國正大集團開始聯合制作的大型欄目《正大綜藝》，更是成為了當時最紅火的綜藝欄目。

（三）中國廣電媒體與沿線國家媒體圍繞著新增的合作協議等開展多項合作

中國圍繞著外交政策的變化與沿線國家簽訂的廣播電視合作的相關協議、協定等數量有所增加。據不完全統計，從1979年到1992年，中國廣播電視部、中央三台等同巴基斯坦、土耳其、塞浦路斯、科威特、印度、埃及、匈牙利、伊朗、捷克斯洛伐克、蘇聯、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利亞、蒙古、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朝鮮、越南、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沿線國家至少簽訂了33個關於雙方廣播電視合作的相關協定、協議、備忘錄、會談紀要等②。其中，1984年，中國同土耳其、塞浦路斯第一次簽訂廣播電視合作協定﹔1985年，中國同印度、伊朗、埃及第一次簽訂廣播電視合作協定。還值得一提的是，僅1992年，中國與各國簽訂的八個廣播電視合作協議中，7個均是與當前“一帶一路”國家簽訂的。圍繞著這些新增或者重新簽訂的合作協議，中國媒體逐漸恢復與沿線國家媒體異地採訪、交換節目等方面的合作，比如中國國際廣播電台1982年前往柬埔寨進行戰地採訪，1986年與菲律賓、土耳其、泰國、伊朗、埃及等交換了節目﹔中央電視台1984年與羅馬尼亞、朝鮮等國家電視台交換了節目。同時，中國廣電媒體還與匈牙利、埃及、馬來西亞等國的媒體進行了人員交流、技術培訓、高層互訪等方面的多項合作。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合作都有序開展，但是中國與柬埔寨、阿富汗、伊拉克、朝鮮等國的媒體也因為柬埔寨問題、阿富汗問題、中東局勢問題、兩伊戰爭問題、朝鮮問題等而受到了一定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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