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年記者》

2009年，在賈鶴鵬先生主編的《科學新聞》雜志改版后，筆者曾就“記者，離科學有多遠”的話題與他進行過觀點的交流。8年過去了，國內的科學新聞、科學傳播環境發生了很大改變，賈鶴鵬先生在美國進行相關領域的研究深造也已經有7年的時間。本期《青年記者》“科學傳播創新”的選題，讓我們有機會在大洋兩岸進行一次隔空對話，接著聊聊科學新聞和科學傳播的話題。

新媒體的沖擊使傳統媒體式微，科普和科學新聞欄目或媒體自然不能幸免。但相對而言，這對於科學傳播是一次機會

趙金：賈先生，您好！

8年的時間裡，我覺得傳播環境最大的改變就是移動新媒體的崛起。具體到科學傳播領域，越來越多的新媒體平台加入科學傳播領域，比如果殼網和“知識分子”“賽先生”等科學公眾號。這些新媒體的加入，讓科學傳播的渠道和形式更加多元化，傳播主體也更加專業化。我們今天的交流很難離開這樣一個大背景。

8年前，我們曾經談到，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科學新聞業現狀不令人樂觀，大眾刊物中發表的科學報道數量一直在減少，很多科學媒體發行數量銳減，新聞單位內部致力於科學新聞報道的部門不斷縮減，很多科技專欄也被取消。近幾年，情況更是不太樂觀，科學新聞更多地被化解在社會熱點事件如PX項目、疫苗事件、轉基因食品的報道中，或者轉移到養生健康類的欄目中去。您如何看待這些現象？

賈鶴鵬：謝謝您的問題。非常有啟發性。我覺得要把科學傳播與科學新聞受到的沖擊問題分成兩個階段來看。首先是科學傳播與科學新聞欄目受到沖擊，這不是始於今天的公眾號，而是始於中國媒體的市場化，其中也包括官方媒體的市場化導向。我覺得對於官媒來講，標志性的事件是2005年左右《人民日報》砍掉了教科文部﹔而對於市場化媒體，一開始就沒有重視過這一塊，《新京報》的“新知周刊”大概是市場化媒體中唯一的這方面的專欄，不幸也早就被砍掉了。在這一階段涌現出的很多科普紙媒，如《新知客》《新探索》或《新觀察》等，也都很快在市場化中做了“烈士”。但這些都是發生在以移動互聯為標志的新媒體平台對傳統媒體的沖擊之前。這段時間科普和科學新聞類媒體、專欄受到的沖擊，是相對於其他暢銷版面的沖擊而言的。

第二個階段則不一樣，在包括微信公眾號、今日頭條等的新媒體沖擊下，傳統媒體出現了生存危機。最關鍵的是不論傳統媒體如何有影響，廣告商都開始告別傳統媒體及其新聞網站，轉向能夠更加精准到達受眾的新媒體。在這種情況下，科普和科學新聞欄目或媒體當然不可能幸免，但重要的是，在這第二個階段，科普和科學新聞欄目或媒體並沒有受到比其他傳統媒體更加嚴重的沖擊。

搞清楚這個區別我覺得很重要。在第一個階段，科普和科學新聞欄目或媒體成為為數不多的“烈士”的時候，除了要感慨一下人們不重視科學了，我們也要反思，普通老百姓原來心裡是否足夠重視科學？是否很多科普和科學新聞欄目或媒體本身並不是市場化需求的產物而體現了國家意志？或者說是否是特定時代的需求？如《湖南科技報》1980年代曾經有過百萬份發行量，我們可以感慨那個“美好”時代，但把現在說成比1980年代世風墮落，則是不客觀的。當然，我這麼說不是唯市場主義，科普和科學新聞欄目或媒體需要政府支持，這個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一樣，這一點我們在下面來討論。我想強調的是，在媒體市場化改革初起時，科普和科學新聞欄目或媒體的弱勢確實可能體現了特定階段真實的市場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您提到的“科學新聞被化解在社會熱點事件如PX項目、疫苗事件、轉基因食品的報道中，或者轉移到養生健康類的欄目中去”，我覺得是正常的。因為在前移動互聯時代，新聞編輯很難找到各種科學信息的小眾需求者，所以這些熱點科技爭議以及養生健康就最容易成為大眾媒體科技報道的著力點。當然，您這裡少說了一點，那就是“高大上”的國家重大科技事件，比如空間站和深海下潛等，如果寫得有意思，還是有讀者願意看的，並不僅僅是政府指定的單向宣傳，因為人們不多的對與自己無關的科技獵奇心理與科技揚我國威的心態是很容易結合在一起的。所以每次神舟發射的時候，不光是《人民日報》或《科技日報》忙活，很多市場化媒體也會整版整版地跟進。

但在第二個階段，也就是眼下的傳統媒體式微階段，科普和科學新聞欄目或媒體，也包括傳統的科普網站，自然不能幸免。但相對而言，我反而認為這對於科學傳播是一次機會。首先，新媒體的精准閱讀功能讓科普和科學新聞欄目和文章更容易找到特定的讀者。其次，更加重要的是，新的公眾號等低成本媒體極大地解放了原來被壓抑的科學新聞採編人員，也將不少願意參與傳播的科學家調動起來。要知道，在大多數傳統媒體中，從事科學新聞採編的人員往往是比較邊緣化的，經常要被臨時調用從事其他方面的報道和編輯。但如今，很多仍然留在媒體的科學傳播人辦起了自己的公眾號，而專業的公眾號，諸如“知識分子”等，在得到了投資支持后，還可以通過基於科學界的資源影響層次較高的大眾。這與原來的黨報黨刊或《科技日報》等專業媒體完全不同，是市場借助新技術手段自發地對資源進行匹配。

當然，我剛才說到“仍然留在媒體的科學傳播人”，這句話的前提是有大量科學新聞採編人才流失到企業，比如阿裡系的媒體。這在短期內當然是這個領域的損失，但我覺得從長期來看，這樣的專業人才流向大的廣告和公關客戶，也可以幫助這些客戶看到科學新聞的更多價值，讓他們並不只是單純看點擊量。毫無疑問，科學新聞永遠也不可能比娛樂新聞和奇聞逸事更吸引眼球和流量。

傳統媒體假如能利用新技術更好地提升自身，降低成本，同時可以利用不同媒體形態實現不同功能，仍然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趙金：正像您說的那樣，新媒體傳播力日益增強的今天，大眾媒體影響力在持續減弱，科學傳播欄目和媒體也不例外。在我們為這個選題調研的過程中，也聽到一些聲音，認為既然科學傳播本身就是小眾傳播，現在新媒體在這方面又發揮著比較大的作用，那麼，傳統的大眾媒體不妨主動讓出這個領域。您覺得，傳統的大眾媒體在科學傳播方面還能發揮怎樣的作用？比如說應該加強、放棄，抑或轉移傳播陣地？

賈鶴鵬：我覺得傳統的大眾媒體在科學傳播方面還能發揮很大作用，但需要作出很多調整。首先，不論是紙媒、網站還是公眾號，內容仍然是吸引讀者最重要的地方。公眾號和其他自媒體借助新的科技手段克服了目標讀者的問題並大幅降低了運營成本，但如果質量不能得到保証，其讀者（粉絲）流失得更快。其次，傳統媒體如果能利用新的技術降低成本，貼近讀者，其採編方面的優勢將得到更好的發揮。

此外還有一點不得不提及，即便在眼下的新媒體沖擊之前，很多傳統的科技類媒體已經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財政或所在單位的經濟補貼了。這些補貼並不會因為新媒體到來而消失。傳統媒體假如能利用新技術更好地提升自身，降低成本，同時可以利用不同媒體形態實現不同功能（比如紙媒保持一定的宣傳特色以換取財政支持，公眾號等新媒體則做好讀者服務和讀者需求），仍然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當然，說到這裡，必須指出兩點：第一是政府的科學傳播、科普基金也應該充分考慮到新興的各種公眾號。現在這方面已經有了進步，比如中國科協的科普中國項目開始與騰訊、果殼網等合作，但目前仍然沒有涵蓋各種公眾號。第二是整體的媒介環境可能影響到各種科技類媒體的運作，包括傳統紙媒，也包括公眾號。比如我原來主編《科學新聞》時，在分析了市場后，我們主打科學家群體作為讀者群，主打科研儀器、出版等作為廣告來源，這個思路是沒有錯誤的，但在實際運作中我們發現，這個領域有大量的暗箱操作（不一定都違法，有一些則是制度逼出來的，比如為了按期花完科研經費，許多科學家對試劑等耗材提前備貨，這種情況下媒體信息是很難發揮影響的），有大量的非市場因素影響，媒體在其中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這樣的環境，對於今天新媒體的經營一樣會帶來很大影響。

以科學公眾號為代表的新媒體有效調動起了科學家參與傳播的積極性，也為科研機構的科學傳播帶來了機遇。建議政策層面更加開放，讓以公眾號為代表的新媒體享有與傳統媒體一樣的待遇

趙金：您上面提到，新媒體傳播科學新聞的優勢很多，比如，精准閱讀功能讓科普和科學新聞欄目和文章更容易找到特定的讀者﹔公眾號等低成本新媒體極大地解放了原來在傳統媒體採編陣營中比較邊緣化的科學新聞採編人員，也將不少願意傳播的科學家調動起來。除了這些，以科學公眾號為代表的新媒體在科學傳播中的優勢還有哪些？您對其發展有何建議？

賈鶴鵬：這裡我想根據自己的研究成果，重點談一下新媒體通過調動科學家而具有的科學傳播的優勢。我們進行的一個調查研究發現，促進科學家們上網從事科學傳播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對傳統媒體的不滿，大多數受訪者稱贊，新的社交媒體賦予他們公開表達意見的能力，並避免了不准確的媒體轉述。 但是，網絡賦予科學家們的自媒體功能並沒有顛覆傳統媒體。不少科學家還表示，撰寫博客反而讓他們獲得了更多的媒體採訪機會。一些科學家則表示，自己的博客和微信公眾號訂閱者中包括大量記者，通過撰寫博客或公眾號文章，在把正確的信息傳遞給媒體的同時，也能把一些所在單位願意傳達卻又不方便發布的信息以非正規的渠道傳達給媒體。還有一些科學家贊揚了傳統媒體所操辦的社交媒體無與倫比的巨大而可衡量的影響。雖然公眾號看起來像一個傳統的在線媒體，但它的轉發和分享功能使得文章能夠到達更廣泛的受眾。

具有自媒體功能的社交網絡也讓科學家們的科學傳播活動更容易“有利可圖”。我們的研究顯示，少部分非常善於傳播的科學家通過社交媒體極大地提升了個人經濟利益，但更多參與自媒體科學傳播的科學家獲得的是間接收益。比如，通過社交媒體發聲而獲得影響力，從而有助於申請外部科研資金（橫向經費），或者通過科學傳播獲得很大公眾影響力后，可能得到由行政官員主導的資金的支持。但必須指出，在我們所有調查的案例中，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不論是撰寫科普文章還是利用自媒體，都無法在申請科學基金這一由同行評議決定的最基本的科研資助中受益。但我個人認為這是好事，因為這表明中國的科學家開始利用科學自身的標准而不是政治影響力來決定資金分配。在西方20世紀科學界的自我意識開始發展時，也出現了這種科學家自發進行科普的行為。

還要提及的一點是公眾號也為科研機構的科學傳播帶來了機遇，讓這些機構能直接面對讀者，從而也為科學傳播陣營帶來了新生力量。也許有人會問，傳統的機構網站也不禁止普通公眾訪問，為何不能被視作新媒體呢？原因在於，技術上，通過微信平台的轉發機制和群機制，公眾號的文章可以抵達的人群更多﹔內容上，公眾號由於並不必然承擔官網所具有的傳播職能，可以變得更加活潑，並同時與科學家個人更容易投身傳播的情況吻合起來﹔機制上，公眾號還能讓運營者獲得一些報酬，哪怕數量很少，但都是一種對其工作的肯定﹔而可能更重要的是文化和理念上，公眾號從一開始就不像官網被作為意識形態和機構形象的載體。

但在公眾號大量進行科學傳播之際，也要注意一些傳統的宣傳話語正在通過增添網絡語言，將宣傳而不是科學的內容帶入新媒體世界。對於這些傳播者，我們需要作出提醒，由於技術所賦予個人的巨大的主動選擇性，這些傳播並不能起到預期的效果。如果要提升效果，還要盡可能放棄傳統的說教式、灌輸式傳播。

無論如何，在以公眾號為代表的新媒體影響下，社交媒體、學術交流、公共科學傳播以及科學與工業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了。這當然需要重新界定諸如媒體看門人概念和應用，但對於科學傳播的讀者而言，這總體上是一件好事。

對於下一步發展，我覺得現在還不到立刻能做結論的時候。隻能建議政策層面更加開放，應該讓以公眾號為代表的新媒體享有與傳統媒體一樣的待遇，這既包括申請科普專項經費，也包括應給予新媒體運營者同等的媒體地位（考慮到我國的管理體制，可以不用記者這個詞），讓其有機會參加新聞發布會、無障礙採訪科學家等等。

科學本身要與宣傳相區分﹔媒體不能把有爭議的科學議題塑造成戲劇性議題﹔圖片等生動表現形式會增加科學信息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趙金：如何提高媒體科學傳播與大眾溝通的效果，是一個老話題。比如，科學用語與大眾話語的轉換，如何展現不同學術觀點存在的合理性、科學性，如何對待公眾的質疑情緒、贏得信任等等。近些年在對於與公眾切身利益聯系比較密切的PX項目、核電站建設、轉基因食品等的傳播中，都存在這個問題。另外，對於一些專業性、學術性更強的科學問題的報道，如何贏得受眾的關注，起到好的科普效果，也是一個問題。您在這方面，有什麼建議給媒體？

賈鶴鵬：這的確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持久的問題，可以說，這個問題的有效性在以公眾號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仍然非常有效，甚至由於公眾號具有的快速“吸粉”和快速“掉粉”的特點而變得更加尖銳。

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有很多了。我想此處主要是重申一些原則性的問題。首先當然是記者或科學作者要把科學的問題搞明白。新媒體讓這種交流變得更加容易，但從記者方面而言，還要充分體諒科學家們，盡可能通過閱讀材料把基本內容搞明白，至少做到聚焦問題。

但無論如何，在搞清楚科學問題的基礎上，對這些科學問題的表述一定是根據場景來決定。一些專業性學術問題本身就是不適合大眾媒體的，如很多數學或理論物理、理論化學方面的問題。另有很多學術問題，需要通過強調其潛在的應用和忽略技術細節讓公眾更好地接受，比如有關引力波的報道，大概沒有幾個媒體記者完全搞清楚了激光干涉儀的工作原理，但這並不妨礙媒體報道出引力波科研的重要意義。注意，這裡的潛在應用實際上並不是科學問題，但並不妨礙科學本身就可以。比如為了獲得公眾對引力波科研的支持，一些科學家用微波通信打比方，說將來可能有引力波通信。引力波通信的研究離提上日程還差得很遠，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做這方面的展望。這無損科學問題自身的表述。

還有一個方面是我一直強調的，就是科學本身要與宣傳相區分，但同時也要看到，宣傳中也會體現出一些公眾興趣訴求。比如航天科技，很多人關注它不是因為自己是天文愛好者，而是出於民族自豪感而關注。在從事這方面的科普或科學新聞報道時，沒有必要刻意回避這種揚我國威的角度。同時，從新聞報道的角度，不能因為航天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義而忽視其缺陷，比如航天科技中民用科研和基於探索未來的天文學研究仍然很薄弱，這也是科學記者可以探索的話題。

有關科學爭議，應該說一直是科學報道的一個熱點。這並不限於今日中國。多年來大量的國內外科學傳播研究都表明，媒體喜歡把科學議題塑造成戲劇性議題，科技爭議是營造戲劇性的重要方面。對於記者而言，我們無疑不應忽視這些爭議，但應該基於到目前為止的主流科學共識來處理對爭議性議題的報道，比如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

最后，就是在新媒體時代，要大膽運用圖片、視頻和其他生動表現形式。有人說現在是讀圖時代。不論這個結論是否正確，圖片無疑會增加科學信息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也可以彌補文字說明中的缺陷。不光對普通人，對科學家也一樣，最近中國科技大學的王國燕教授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科學家讀到有圖片的論文后會更容易引用它。

科學家和專業科學傳播機構能彌補大眾媒體記者的很多不足，大眾媒體完全可以通過增加來自科學家一方的信息來控制自己的運營成本，這方面國外有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趙金：因為學科背景等原因，大眾媒體的新聞工作者普遍缺乏深厚的科學知識素養，如何借力專業的科學傳播機構或者科學家來進行科學傳播？您能否介紹一些國外的做法？

賈鶴鵬：我在回答新媒體帶來的科學傳播的機遇這一問題時，重點談到了以公眾號為代表的新媒體對調動科學家從事科學傳播的作用。無疑，科學家和專業科學傳播機構能彌補大眾媒體記者的很多不足。而且隨著科學家科學傳播素質的提升，很多大眾媒體完全可以通過增加來自科學家一方的信息來控制自己的運營成本。但要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還在於需要提升科學傳播的政策支持，需要從體制層面上調動科學家從事科學傳播的積極性。這方面確實有很多國外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首先，中外科學傳播體制各有各的優勢。美國的科學傳播者對我們的科學傳播有這麼多國家資源而羨慕不已。如果說國外值得借鑒之處，那就是職業科研工作者或科學家從事科學傳播的體制化措施。這裡說的體制化，並不僅僅是國家規定，也涉及基金的分配安排，科研機構的鼓勵和支持措施，以及科學家同行的鼓勵和包容。除此之外，則是社會機構和商業性機構對科學傳播的參與。

從體制化措施的角度，往往是各種措施合在一起產生合力。比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對很多常規項目（中國自然科學基金稱為“面上項目”）有做public outreach（公眾教育）的要求，特定比例的科研經費（一般不會超過5%，通常比此低）要花在這上面。這種制度安排與中國政府資助專門的科學傳播機構的不同之處在於讓科研團隊有動力來從事傳播。但僅靠國家或政府層面上的政策安排並不夠。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和科研機構都很重視科學傳播，雇用了很多科學記者，為科學家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比如我所在的康奈爾大學，粗略估算一下，校方和各院系的傳播團隊（作為研究型大學，科學傳播是其中主力）至少有30人，這些人很多是專業科學記者，兼職供職於大學，以類似咨詢公司的形式為科學家團隊提供服務。

與此同時，科學界同行間重視或包容科學傳播的氛圍也很重要。這也直接關系到國家層面的體制安排。比如數學領域對科學傳播的需求很小，這種情況也會反映到基金的設置要求上。生命科學領域對科學傳播的需求最大，但NI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很多經費通常並無強制的科學傳播要求和比例。在這種情況下，同行文化和機構支持就更加重要了，因為生命科學直接關系到人們的健康，對其科學成果的普及，既受公眾歡迎，也在科學家群體中形成鼓勵性氛圍，所以即便NIH沒有強制性需求，科學家也樂此不疲。

還有核心的一點，通過科學傳播，科學家是有收益的。不論是發表論文、論文引用數還是基金獲得情況，都有經驗研究証明這一點，最后這一點也特別需要中國的科學傳播研究者探究，為實際的科學傳播工作提供理論支持。

回到中國的情況，盡管包括中國科協在內的機構和專家呼吁了很久，但現在科學傳播仍然難以成為常規科學研究的組成部分。但與以前相比，已經有了兩個很大的進步，一個是一些國家重點科研計劃，如973項目，開始有了做科普的要求。另一個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雖然沒有把科學傳播作為課題任務的組成部分，但開始設立單獨的基金，供科學家們申請來傳播自己的科研成果。但這些項目仍然沒有形成系統，比如科學家仍然不知道該怎麼進行傳播，所在機構仍然無法為其提供系統性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指望科學家來彌補大眾媒體科學報道團隊的不足。另外，額外增設科學傳播基金而不是將其作為課題任務的組成部分，也無助於改變科學家整體上輕視科學傳播的局面。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科學傳播機構、資深科學記者與科研機構共同努力。媒體也應該主動參與這一過程，比如為科學家的傳播提出一些需求，通過參與科學家、科學界科學傳播能力的提升過程，媒體也能提升這方面的能力，並獲得很多有效的科學傳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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