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了，我們的故事要從一個青年人開始講起。

　　一個30歲左右的年輕人匆匆地走在路上，黃包車從他身邊飛馳而過，刮起一地黃葉。他下意識地用手按壓了一下塞在自己胸前口袋裡的那封書信，還好，還在。他鬆了一口氣。

　　此時，黑勢力恐嚇的話，又一次回蕩在他的耳邊：“我警告你，你膽敢再在報紙上大放厥詞，我就立馬找人卸了你的胳膊！”

　　這位年輕人並沒有懼怕，他理了理衣服往前走，堅定地走向抗戰前線。這個人就是共產黨員惲逸群，當時他的身份是一名記者。而壓在他胸口的，是遺書和採寫的新聞稿。

　　兩個月后，惲逸群又多了另一個身份：“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的發起人之一。

　　幾天前，精心復原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成立會址紀念館在上海市山西南路的南京飯店與大家見面了。在這個50多平方米的展館中，近百件展品詳細記錄了那段塵封的歲月，那些動人的往事。

　　經過3個月的激戰，淞滬抗戰逐漸進入尾聲。隨著國民黨軍隊總撤退命令的下達，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來同志的關懷下，成立了一個特殊的組織。范長江、夏衍等15位來自不同報刊的青年記者匯聚一堂，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在淞滬抗戰隆隆的炮聲中誕生了!

　　后來人們把這個組織簡稱為“青記”，就是今天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的前身。當年“青記”的徽章，一枚鋼筆尖上，畫著一支上了刺刀的槍。以筆為槍，為中華民族救亡而吶喊，成為這些年輕人的追尋。

　　1938年3月，他們在漢口青年會二樓禮堂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喊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全國新聞界團結起來，奪取抗戰的勝利！隨后“青記”又組織大批記者奔赴抗戰前線採訪，成為進步青年的匯聚地。

　　有一位一身戎裝的年輕人叫石寶瑚。他在徐州前線採訪時，不光以筆做刀槍，還為自己准備了一把真槍。他跟同行的伙伴講，這把槍裡的最后一顆子彈是准備留給自己的。

　　1938年徐州抗戰戰場，范長江和陸詒深入到離日軍陣地不到1000米的前線指揮所中觀察戰情採寫新聞。在前線“青記”記者的行動和號召下，一時間從全國各地奔赴前線報道抗戰的記者達到了30多人！

　　在日軍的猖狂進攻中，當地《動員日報》的報社被炸毀了。一片廢墟中，大家挖出了燒毀的油印機。范長江堅定地說，隻要人在，報紙就在、抗戰的新聞就在！

　　那時，大家都很驚訝《大公報》的新聞特別快，隻要哪裡發生了戰斗，第二天就能見報。實際是每天夜裡11點、12點、1點、2點，武漢的編輯部裡總能接到范長江的電話。電話裡范長江口述稿件，后方的編輯記下來后直接送到印刷廠。范長江的兒子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我問過父親，當時怎麼每天都能找到電話呢？父親意味深長地說：抗戰就是民族的救亡，這個時候，隻要心誠，就沒有辦不到的事。

　　他們在戰壕裡寫下的戰地通訊《台兒庄血戰》和《大公報》前線專稿《台兒庄日軍主力師團被擊潰》等消息被全國各大城市的報紙轉載，極大地鼓舞了全國抗日軍民。參戰的31師師長池豐城對范長江立誓：一定打一場勝仗給你們看！而范長江也獲得了讀者的贊譽：“長江一支筆，勝過百萬兵”。

　　抗戰中,“青記”將進步青年記者的自發救亡行為變成一種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他們精誠團結、共同救亡，將文化界、新聞界凝聚在抗戰的旗幟下，鞏固和擴大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些進步青年記者，像種子一樣播撒到全國各地，起到了先鋒隊的作用，也為新聞記者這一職業留下了異常寶貴的精神傳承。

　　這是民族救亡中新聞發出的力量，更是老一輩新聞工作者堅定誠摯的愛國情懷，舍生取義的英雄氣概，團結合作的集體主義，堅持真理的職業精神！很多記者，也在全國統一抗戰的旗幟感召下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在以后幾年的艱苦抗戰歲月中，隨著抗戰局勢的變化，“青記”輾轉在武漢、長沙、桂林、重慶等地成立分會，繼續為抗戰奔走呼吁。

　　抗戰期間，范長江等“青記”骨干巧妙地利用“青記”和國新社共同工作的特權，利用國新社公開報道真實的抗戰情況。這樣做既能夠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還能向全世界展示中華民族頑強抵御侵略的決心。

　　1941年因堅持自由、民主、進步的立場，“青記”被國民黨當局查封了。伴著共和國成立的腳步，經過多年籌備，1957年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在北京成立。作為黨領導下新聞界的全國性人民團體，它漸漸成為百萬新聞工作者溫馨的“家”，而11月8日這一天，也被國務院確立為中國記者節，長江韜奮獎也成為中國新聞界個人成就的最高獎！

　　80年崢嶸歲月，老一代新聞記者永遠跟黨走，為國家分憂、為民族奉獻的優良傳統，已成為我們的核心基因！

　　80年光陰荏苒，老一輩新聞記者永葆革命之志，永懷人民之心的高尚精神，也成為我們的強大動力！

　　傳播黨的政策主張、記錄時代風雲、推動社會進步、守望公平正義，更成為我們的不變追尋！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