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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輿情管理的360度信息決策【3】

蘇婧
2017年11月23日1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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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互聯網引導突發事件

360度信息決策的關鍵一點就是糾正片面從網絡獲取信息支持管理決策的做法,跳出匿名發泄和利益博弈編織的互聯網,真實地了解民意、調研民情。越是在網絡無孔不入的當下,越要走出互聯網引導突發事件。

清華大學李希光教授在其《走出互聯網:話語權失衡的應對之策》⑥一文中指出:“有的黨政官員錯誤地認為,隻要時刻與媒體保持緊密的互動關系,在危機和突發事件中,緊跟媒體的議程,多說一些媒體愛聽的話,就不會引火燒身。結果,各級黨政官員雖然學習了一點媒體應對技巧,但一遇到危機,就陷入了資本集團主控的媒體設置的議程陷阱,忽略了在社會改革和社會變革中,黨最為重要的群眾工作——‘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正是由於沒有重視群眾路線,才導致積怨日深、矛盾凸顯,一些地方時常因為城管與小販的個別爭執引起大規模的群體聚集事件。”

2011年,魏偉就新媒體環境下的黨建工作在《當代世界》撰文⑦指出:“現代媒體助推人們的思想趨於多元,對主流政黨灌輸價值觀,整合社會思想增加了難度。在此背景下,政黨為保住和擴大社會基礎,乃至尋求執政地位,不得不冒著‘犧牲自身特色的風險,迎合大眾媒體的政策口味’,按照媒體的邏輯、規律和報道基調修改黨的綱領政策。其結果是,政黨價值觀和政治綱領的感召力下降,凝聚全黨和社會共識的能力被進一步削弱。”文章進一步指出,媒體社會削弱了黨員對黨組織的依賴,黨組織傳統的運作方式受到挑戰。“許多黨員特別是年輕黨員更喜歡通過社交網站等參與政治話題的互動,對政黨傳統的組織活動方式越來越不感興趣。”

如前文所述,各級政府對於突發事件發生后網絡輿情中批評的聲音過於敏感,反應過快,結果導致突發事件應急決策不是由科學理性而定,而是由互聯網上的意見領袖或媒介利益集團決定。與此同時,某些政府部門的網絡輿情管理簡單化,將輿情應對等同於封號、拔線、禁言、禁語。在網絡亂象的治理中,若僅靠上述封堵手段,可能會把最真實的輿情屏蔽掉。

具體到突發事件應急管理中:首先,應急主管部門需要走進基層百姓家裡、田頭、村鎮、工地、街道、廠礦企業,腳踏實地去傾聽人民的心聲,確保信息獲得的真實性﹔其次,在社會進入轉型期、改革步入深水區的當下,突發事件決策的公平性、正義性和合法性體現在其建立於真實民意的基礎上,而不是網絡意見基礎上,須確保其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是小集團的利益﹔第三,走出互聯網的民意採集,本身也是與民眾交流、產生互信的過程,這也是突發事件風險管理的價值——不是去引導網絡,而是去引導公眾。總之,要傾聽中國社會各階層真實的經濟訴求和政治訴求。隻有不同階層的人民群眾的要求與呼聲在輿論場中合乎比例地得到表達,決策者方能准確了解民意,真實把握中國社會現狀、社會思潮和民意趨勢,做到科學決策、民主決策。

注釋:

①Zeleny, M. Descriptive Decision-Mak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 Schultz(Ed), Application of Management Science. Greenwich, CT.:JAI Press,1981

②Simon, H.A. The New Science of Management Decis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60

③Witte, E. Field Research on Complex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The Phase Theor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1972

④轉引自郭曉科:《大數據》[M],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⑤孟小峰 慈祥:《大數據管理:概念、技術與挑戰》[J],《計算機研究與發展》,2013年第1期

⑥李希光:《走出互聯網:話語權失衡的應對之策》[J],《人民論壇》,2013年6月下

⑦魏偉:《外國政黨運用媒體創新黨建的做法及啟示》[J],《當代世界》,2011年第2期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科研部主任、健康傳播研究所副所長)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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