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體話語權的爭奪由來已久。電視新聞話語權在新媒介環境下迎來了諸多新變化。地市電視台的新聞話語權呈現出語言符號親民、物質基礎堅實可信、權力利益博弈“平衡兼顧”等特征。新媒介環境下，民意輿論場不可控、不可測因素凸顯，地市電視台的新聞話語權面臨新媒介對電視新聞“現實”構建能力的解構。未來，地市電視台要重塑新聞話語權，必須積極擁抱新興媒介，打造電視新聞品牌欄目，培育草根意見領袖，深植群眾話語體系，重新掌握構建“現實”的主導力。

關鍵詞：地市電視台﹔電視新聞﹔話語權﹔解構﹔重塑

話語權主要表現為語言控制權力和輿論影響能力，語言的靜態與固定、抽象與有限，以及包含諸多假定等特性①，使得話語的編碼與交流、概括與傳播變得變幻莫測。新聞媒介是公共輿論場得以形成的主要傳播載體和渠道，新聞話語權則成為媒體輿論控制力和影響力的顯要表征。電視新聞話語的輿論影響力不容小覷。

一、市級電視新聞話語權特征

新聞話語權就是利用新聞報道影響輿論導向、社會行為和國家政策的能力和權力。不同類型、不同層級的新聞媒介話語權不一，甚至同類型、同層級的新聞媒介話語影響力也不盡相同。地市電視新聞話語權呈現出以下典型特征：

其一，“民意對接”的親民符號表達。相比省級媒體和中央級媒體，地市電視台是最基層的媒體、最接地氣的媒體。其電視新聞話語體系更加充滿開放性和社會性，具備對接民意的便利和優勢，這從地市觀眾對本地電視台民生新聞的高度關注可以得到印証。

其二，“堅實可信”的話語物質基礎。地市電視新聞雖出基層，但同樣是主流媒體，是政府的宣傳工具，台屬資源、品牌、公信力等歷經較長時間積累，比網絡媒體具備更為可信、可靠的影響力基礎。

其三，“平衡兼顧”的權力利益博弈。媒體市場化轉型背景下，決定傳媒經濟效益的市場、監督引導的黨政宣傳部門、作為消費者的用戶三者共同塑造著媒介組織②。市級電視新聞話語權建設既要“顧上”，又要“兼下”。一方面，其特性決定話語體系要為國家和政府利益代言﹔另一方面，作為用戶“夠得著”的權威媒體，必須尋求更好方式對接群眾。

二、新媒介環境下地市電視台新聞話語權面臨解構

新興媒介已成為電視新聞話語權研究的重要情境，尤其在新媒介環境下輿論環境、利益博弈等日趨復雜，對電視新聞話語權建設形成了沖擊和挑戰。

（一）新媒體削弱了電視新聞構建“現實”的能力

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李普曼的“擬態環境”、麥克姆斯和肖的“議程設置”理論，均指出媒介信息活動對客觀環境的重新選擇和結構化過程，一定程度上，媒介就是現實，電視新聞話語權由對新聞事實的選擇性、結構性和傾向性報道而逐漸形成。電視新聞“議程設置”本就面臨“時滯問題”，即電視新聞對公眾產生影響存在一定時間差，尤其面對“三微一端”的即時、現場和真實等優勢，電視新聞時效性、在場性和影響力等均不可同日而語，人們不再僅憑電視新聞“擬態事實”作出行為反應。新媒體首發效應引領下，電視等權威媒體跟進報道或評論，用戶觀察初級輿論場形成情況才作出行為反應。當下，電視新聞在構建“擬態現實”的過程中扮演著“跟隨者”“家長式”的角色，承擔著還原事實、引導輿論的職責，但其首發優勢已明顯減弱。在“見仁見智”的用戶面前，掌握著權威話語權的電視新聞媒體往往成為了“沉默”的群體。

（二）民意輿論場不可控、不可測因素進一步凸顯

喬舒亞·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s）的情境媒介理論認為，傳播媒介應被視為社會環境的一部分，把情境視為信息系統，每種獨特的行為都需要一種獨特的情境。③當前，社會情境的典型變化是民意輿論場日趨復雜化、結構化和組織化。例如在2014年廣東茂名“PX事件”中，部分民眾聚集游行，甚至做出打砸、破壞公共設施等不理智行為。民意輿論場不可預測的因素越來越龐雜，不可控制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由言語激化為行動的時間差縮小，致使允許電視新聞“反應”的時長越來越短，而群眾對其時效、真實、態度等要求卻越來越高。茂名新聞媒體在PX事件中雖反應不夠迅速，但做到了真誠對接群眾，針對謠言一一進行了澄清，起到了正本清源的效果。民意輿論場的不可測、不可控對新聞媒體的發聲速度、話語態度、語言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草根利益崛起打破了電視新聞維持的利益平衡

市級電視新聞話語權受到物質基礎、利益平衡、政治博弈和價值觀等綜合因素的影響。電視新聞作為權威信息的出口，維持著黨政宣傳部門、媒體經濟利益和普通群眾知情權之間的利益平衡。

新媒體蓬勃發展導致民意輿論場話語力量的擴充，為用戶個體表達訴求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和勢能，“素人”的話語能力得到充分釋放。一方面，普通民眾的表達平台激增，激發了他們話語表達的訴求和意願﹔另一方面，民意輿論場上草根意見領袖崛起，成為民眾語言訴求的“代言人”，增強了民眾話語表達的能力。市級電視新聞話語權不再僅僅由政府所主導並賦予，普通群眾聲音變得越來越重要，注重對接群眾的期望、需要和利益成為電視新聞話語權建設的重中之重。

三、地市電視台新聞話語權重塑

新媒體發展勢頭強勁，危機輿情事件頻發，既對電視新聞話語權構成挑戰，也為強化市級電視新聞話語權提供了機遇。市級電視新聞仍然可以通過擁抱新媒體，塑造品牌新聞欄目，培育意見領袖等舉措，強化話語權。

（一）積極擁抱新媒體，重掌構建“現實”的主導力

輿論場上，尤其是危機輿情發生之時，新媒體信息流和謠言流助推了多元嘈雜聲音和復雜多變氛圍的凝聚，亟需“首要責任主體”澄清事實、主持大局。危機輿情發生之初，地市電視新聞應主動掌握主動權，因應受眾期待，實現話語影響力、說服力最大程度地強化。遺憾的是，在現實中，很多媒體主動放棄或貽誤了這種主動權，從而導致輿論失控或謠言滿天飛。

盡管在重大安全事件等社會問題上，媒體在相應主題的話語權通常讓渡給了政府機構部門，但是在專業性與權威性不足的背景下，媒體借助新媒體或民間消息來源，扭轉了被消息來源設置的議程，完成了對話語權的重新掌控。④

（二）做優民生新聞欄目，樹立新聞欄目品牌

品牌新聞欄目既是電視媒體實力的彰顯，也是新聞話語權的主要表征之一，擁有品牌新聞欄目的電視媒體，其話語影響力不可小覷。品牌首先面向用戶，電視新聞品牌欄目在受眾心智中佔據重要的位置。

在時政、民生、專題、訪談等新聞節目類型中，民生新聞欄目塑造品牌更具優勢。首先，民生新聞對接群眾、聚焦群眾關心的話題，表達群眾的利益訴求，能夠解決群眾生活中面臨的實際問題。其二，市級電視新聞欄目具備借鑒優秀同級媒體辦欄目經驗的優勢和便利，取長補短做優民生新聞欄目。其三，地域文化特色是塑造民生新聞欄目品牌的又一優勢，地市級電視新聞要善於利用地域文化塑造新聞欄目品牌。其四，吸收新媒體新聞優勢，可以拓寬民生新聞來源，強化民生欄目活力。

（三）培育草根意見領袖，深植群眾話語體系

意見領袖從事著“兩級傳播”：媒體消息首先抵達意見領袖，再由意見領袖傳達給“人口中不太活躍的那一部分”⑤。當下，傳播環境發生巨變，政府和媒體培育意見領袖的作用和意義不再局限於“上對下”的中介傳播效果。與之相反，通過意見領袖更好地了解群眾訴求，更好地疏通“下對上”的意見表達渠道，成為政府和媒體的當務之急。地市電視台可嘗試培育台屬草根意見領袖，為他們提供更多接觸並使用媒介的機會，促進他們與其他群體交往，為他們參加各種會議提供機會等，促使他們形成主流價值意識和客觀理性的話語體系。通過“電視新聞——台屬草根意見領袖——普通群眾”的循環路徑，將理性話語充分植入群眾話語體系和意見訴求中去。

注釋：

①[美]沃納·賽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M].郭鎮之等 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88-94.

②劉毅,郝曉鳴.新聞控制、採編話語權與報道影響力[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 (03):23-37+126.

③董璐.傳播學核心理論與概念（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52.

④陳娟,王文杰.話語權分配與爭奪：廣州市食品安全報道分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 (12).

⑤[英]丹尼斯·麥奎爾,[瑞典]斯文·溫德爾.大眾傳播模式論（第二版）[M]. 祝建華 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55.

（作者單位：東莞廣播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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