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勸服理論談社交電商的傳播行為
摘 要:小紅書作為一款移動應用發揮了社會化媒體與移動電商的優勢,基於勸服理論,分析其傳播來源、傳播對象以及傳播媒介在社交網絡中如何形成綜合、動態的行為過程。結合社會化進程中的高級戀物、消費升級等概念,激活“人”的力量,重視用戶體驗和傳播技巧,利用大數據提供精准傳播,才能實現社區與電商的共同成長,獲得態度勸服內在化的傳播效果。
關鍵詞:勸服理論﹔小紅書﹔媒介融合﹔社交傳播﹔用戶體驗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02-0045-02
霍夫蘭的勸服理論,在於設計操縱符號,以促使別人產生某種行為,勸服被定義為“通過接收他人信息產生態度的改變”。麥奎爾在承認大眾媒體的傳播效果的基礎上,倡導不同媒體類型的整合和立體化,他認為組織、群體和人際傳播在信任層面更具力量。在其受眾分析中社群作為因變量,在互聯網時代成為顯著的影響因素之一。“小紅書”主要針對境外購物人群,提供信息與產品的服務,定位為生活方式的分享平台。其用戶(在這裡既是傳播者也是閱聽人)沉浸在平台型媒體的社交體驗中,進而改變態度和購買行為。
一、傳播對象精准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詢)數據顯示,2016年73.6%中國海淘用戶為女性,30.9%中國海淘用戶月均收入為5001∼8000元。84%海淘用戶年齡為19∼40歲人群,45.2%中國海淘用戶位居江浙滬等東部地區[1]。根據這一海淘人群畫像,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跨境電商的目標用戶是收入水平較高,且互聯網涉入較深的群體。從人口統計學屬性看來,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的集中更容易產生良好的傳播效果。小紅書能在眾多跨境電商中獨樹一幟,首先源於其對自身屬性的精准定位。立足海淘、始於社區、情懷電商、體驗至上。“全世界的好東西”作為Slogan傳達出一切美好都可以從打開小紅書開始的理念,這裡的美好不僅是物質的極大豐富,更著眼於有趣的靈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起初小紅書只是提供購物攻略,后引入電商,在與聚美優品、樂峰網等網購1.0時代佼佼者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繼而在BBS引領網購潮流的網購2.0時代中找准方向,區別於楚楚街、蘑菇街等大眾化網購模式,強化其小眾目標,定位於都市精英。而在移動跨境電商的網購3.0的競爭中諳熟互聯網規則的小紅書又一次佔有了一席之地,連接用戶,增強服務,給予審美品位與價值觀的情感歸屬與身份認同。
二、傳播媒介的進階
互聯網以其自身邏輯重構著社會秩序,重新理解媒介,進而實現媒介融合的途徑是打造一個開放的、能夠重建媒介生態的平台型媒體。過去的“媒介融合”大多是站在媒介組織邊界來理解,從最初的內容生產環節和資源的整合,逐漸延伸到媒介產業層面。而現在,需要從社會形態的變化來理解“媒介融合”,即以數字技術為元技術平台,將不同緯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為一體,形成一個全球化的、涌動的“網絡社會”,而媒介組織就是這個網絡中的一個節點。(黃旦,李暄,2016)[2]這種轉向不僅指向新聞媒體及其知識體系,更涉及面向整個網絡社會的新的傳媒產業形態的革新。
互聯網時代從新聞媒體到所有社會實體都與公共傳播、人際傳播發生聯系,媒介的變革引發社會結構的改變。傳播不再局限於對信息的編碼解碼,信息化的到來使傳播的影響力更加分散,UGC使公共傳播轉向更多的私人領域的人際傳播,傳播行為擴展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社群屬性與社交屬性顯而易見。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麥克盧漢早在幾十年前提出的願景在今天實現,小紅書以移動應用為載體,不止是內容的承載器,更改變了用戶之間的關系。
小紅書的意義在於把媒體電商化與電商媒體化融匯聚合,在媒介、社交、文化這三大因素的促進下,通過UGC生產內容、以用戶為基礎,依托用戶思維和大數據,從消費行為回歸到人們連接、溝通的本質。當然,小紅書的成功還在於消費文化和戀物文化下形成的狂歡式購買儀式,后物欲時代帶來的消費升級在小紅書上體現為“我想要更好的生活品質”“我要成為更好的自己”,甚至是出於身份的焦慮與對更高級的社會階層的向往。
三、用戶在社交網絡中的群體歸屬
大眾傳播依賴內容驅動,互動傳播依賴信用驅動。用戶的口口相傳成就了小紅書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最早的一批核心用戶是小紅書的“意見領袖”,通過社交網絡建立良好的口碑,從一紙攻略成為社區型電商的典范。從最初的導購工具發展成為既有UGC(用戶內容生產)又兼“意見領袖”的PGC(專業內容生產)的社區(且UGC與PGC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新技術帶來的內容與產品邊界的消融以及資源的重組,智能算法、私人定制實現的聚合傳播,在符合互聯網邏輯的平台型媒體之路上不斷在完成價值鏈構建,同時利用社交播帶來商業利益,並在社區中設置相應規則,進而形成自覺維護和自淨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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