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體智庫化的主要目標不是尋找新的營利模式，而是提升戰略和政策研發能力、研究成果匯聚能力，探索中國特色新型媒體智庫的建設規律。

　　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浪潮中，“媒體智庫”是意外的收獲。因為在原本的頂層設計中，並未預料到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會扮演如此關鍵的角色。以新華社《瞭望》雜志社、人民智庫和光明日報《智庫》版為代表的中央和主流媒體（黨報黨刊）都把智庫概念作為發力的突破口，在媒體如何建設新型智庫的理論探索和模式構建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也產生了一定的政策影響力和公眾影響力。但是，媒體的智庫化依然面臨一系列需要認真研究與反思的認知和行動上的問題。

　　智庫與媒體是共生共榮的現代公共機構

　　智庫是從事戰略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咨詢和傳播的非營利性機構。引導輿論和塑造輿論是智庫的基本功能之一。現代智庫和現代媒體都是公共空間的建構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沒有現代媒體就沒有現代智庫。

　　在美國智庫體系中，智庫直接影響行政決策的機會並不多，大部分智庫還得利用主流媒體來影響輿論，從而影響決策系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的意見版和評論版中相當一部分文章來自智庫的筆杆子，就體現了媒體和智庫的共生現象。西方的主流媒體號稱是“第四種權力”，雖然在互聯網時代這種地位有所削弱，但是它們的政策影響力和公共影響力仍然不容小覷。這種影響力主要來自資深記者對公共議題的深入研究，從智庫的視角看，這些資深記者就是非常專業的政策分析師。在減稅、醫保、控槍、移民、網絡安全等主要公共議程上，美國的主流媒體都有一批能夠強力發聲的專業記者。因此，現代智庫天然有媒體的基因，而現代媒體天然有智庫的基因，彼此共生共榮。

　　我國主流媒體同樣如此。作為黨的喉舌，宣傳是主流媒體的主要任務，但是，中央級主流媒體起初的架構設計就有信息搜集分析等情報功能和智庫功能。比如，大部分中央主流媒體都設有內參室，其主要工作就是政策分析研究和上報研究成果，派駐地方的各級記者站也有搜集整理和向中央匯報地方社情民意的職責。主流媒體一般都是按照領域設立採編部門，各部門都有一批資深的記者和編輯，他們的分析和研究能力並不亞於一般的學者，對實踐議題的把握甚至優於一般的智庫學者。據觀察，不少智庫都聘請有媒體經歷的資深記者從事智庫的傳播和內參工作。這正是智庫對主流媒體專長的肯定。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激活了現代媒體的“智庫基因”，媒體智庫化是其內生和本質的職能，在新的政治、社會和技術環境下，激活媒體的智庫基因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智庫化成為主流媒體改革發展的重要戰略

　　我國主流媒體的發展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有的是長期的，有的是當下的，有的是未來的。智庫化是媒體應對經濟、政治、技術等環境變化的重大選擇。

　　第一，智庫化豐富了媒體商業模式。雖然主流媒體主要承擔著公共職能，但是也要接受市場的考驗，以改善財務狀況。智庫化是媒體市場化的一條重要路徑，這方面已有成功的先例。如英國《經濟學人》創辦的情報服務事業部，為企業提供研究咨詢服務，成為媒體辦智庫的典范。1946年設立的經濟學人情報研究部（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The EIU），如今已經是全球領先的商業情報機構，它的業務不僅僅局限於商業情報，權威產品還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的人口統計學預測﹔國家和城市發展預測﹔基於事實的公共政策研究等。經濟學人情報研究部有130名全職研究專家和經濟學家，其中75%具有高級學位，分支機構遍布全球24個國家和地區，使用25種工作語言。這對我國媒體界有一定啟發意義。辦一個市場化的營利性咨詢類智庫，盤活和變現媒體資源，這種商業模式到底是否有效，還需要實踐來檢驗。

　　第二，新時代政策研究的多元供給體系逐漸形成，主流媒體為避免被邊緣化必須辦好智庫。十八大以來，國家治理體系日益開放、民主和科學，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改變了少數體制內政策研究機構主導決策咨詢體系的局面。主流媒體政策議程的設置和政策解讀的壟斷地位也受到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主流媒體不參與智庫建設，在政策生產供給中缺乏話語權，那麼勢必會被邊緣化，成為單純的內容消費方。為避免被邊緣化，主流媒體辦智庫有助於打通政策過程的全產業鏈，在政策研究、咨詢、評估、發布、傳播各環節布局，形成價值共創的局面。

　　主流媒體的主流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目前黨報黨刊的影響力分化非常明顯。主流媒體的權威性不光來自黨和政府的賦權，更重要的是來自自身的能力和影響力，來自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深度報道、獨家報道和精辟評論，來自對主流社會（決策者、產業界、知識界）觀點和思維的塑造能力。2018年1月13日，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中國傳媒數據中心、南京大學江蘇省社會輿情分析與決策支持基地聯合發布“MCI指數”，用以19項指標構成的綜合評價體系來為中國各界媒體的融合傳播效果排位。2017年第四季度，在參與評估的829家媒體中，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環球時報、新華通訊社、澎湃新聞位列前五。澎湃新聞的“問政”頻道為智庫搭建了一個成果發布的有效平台，不少智庫紛紛入駐，擴大了澎湃的政策影響力。

　　第三，新技術條件下融合發展戰略要求媒體智庫化。21世紀以來，互聯網與新媒體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顛覆了整個新聞業，有人甚至認為新聞這個行業已經終結。當然，事實並非如此悲觀。融合發展成為新聞出版行業普遍的發展戰略。媒體融合體現在技術融合和經營業務融合兩個方面。技術的融合比較好理解，容易被接受。經營業務的融合要復雜和困難得多。媒體智庫化被許多媒體看成是經營和業務融合發展的一條重要路徑，有助於業務的提檔升級，有助於內容生產的精細化和精准化。

　　媒體智庫化戰略的實施路徑

　　媒體智庫化雖然已經成為主流媒體改革的重要戰略選擇，但是大部分媒體在戰略落地過程中都發現，頂層設計容易，落地很難。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理念、模式、機制、運維和激勵等多方面的問題。如果不能克服這些瓶頸，那麼媒體智庫化隻能“永遠在路上”，無法落地。

　　第一，深刻把握現代智庫建設的規律是媒體智庫化的邏輯起點。一方面，我們對海外現代智庫發展的歷史和規律了解還比較膚淺。比如，我們現在談智庫言必稱美國智庫，可是我們恰恰對美國智庫的多元性缺乏認知。譬如，作為美國智庫典型的蘭德公司，本質上並非獨立性的社會智庫，而是服務於美國軍方和政府的“聯邦資助研發中心”，為美國戰略科學及軍事戰役、后勤、行動和工程學評估服務。美國政府大量的決策咨詢和評估服務是由“體制內”的研究咨詢機構完成的，並非是華盛頓特區智庫街的社會化智庫所承擔。

　　我國媒體智庫顯然不能以華盛頓的獨立智庫作為建設的“原型”。我國主流媒體受到黨和政府的特殊政策扶持，並無生存之虞，智庫化不應該隻著眼於營利目的，黨和政府注入的財政資金和賦予的市場優勢地位都可以看成是黨和政府對主流媒體服務的買斷和先期支付，因此，主流媒體智庫化的主要目標不是尋找到新的營利模式，而應該以提升主流媒體戰略和政策研發能力、提升主流媒體戰略和政策研究成果的匯聚能力、提升主流媒體戰略和政策研究成果的傳播能力等為主要目標，全面探索中國特色新型媒體智庫的建設規律。

　　第二，創新主流媒體智庫化的模式與機制。主流媒體智庫化的模式應該多元化，要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和文化傳統形成獨特的智庫化模式和相應的運行機制。以新華社為例，原本的內參系統積澱深厚、運轉良好，也有一大批善於寫內參的資深記者，形成以內參生產、報送、傳播為核心的智庫化模式和相應的機制就體現了特色，也體現了創新。光明日報社的智庫化則採取了另外一種路徑。光明日報的理論文章在學術界影響力較大，在2014年12月25日由理論部主導創辦了《智庫》版，成立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光明日報社的智庫化模式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開發自己的特色智庫產品，和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聯合研發了“中國智庫索引”（CTTI），通過CTTI來源智庫目錄遴選，團結了廣大智庫，推動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共同體建設﹔二是利用光明日報社的品牌優勢和渠道優勢，和著名高校舉辦各式智庫論壇，擴大在政策研究界的影響力。光明日報和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兩屆“中國智庫治理論壇”，每屆與會人數都在800人以上，該論壇已經成為我國智庫界實際上的年度工作會議。光明日報和復旦大學聯合舉辦的大學智庫論壇、和武漢大學聯合舉辦的珞珈智庫論壇等都是品牌智庫論壇。因此，光明日報社的智庫化模式特色鮮明。

　　無論是新華社還是光明日報社，智庫化本應該走得更遠、成績更大，但是因為大型事業單位的人事、財務和業務流程機制相對固化，嚴重制約媒體的智庫化步伐，在人員聘任和項目管理中引進競爭機制困難重重，很多機會白白流失，這也是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中存在的普遍問題。

　　第三，媒體智庫化要平衡好知識產品與服務產品的關系。智庫提供的產品主要是兩類：一是知識產品，即研究成果，包括內參、研究報告、論文等，這些產品是可以計件的。但是如果一個智庫的主要產品就是知識產品，那麼這個智庫和傳統的政策研究機構並沒有根本區別，很難說是一個現代智庫﹔二是基於高深專業知識基礎上的服務類產品，包括評估服務、規劃服務、咨詢服務、系統集成、數據調查、會議服務等。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智庫為例，這個智庫型全媒體，擁有三刊（《人民論壇》《學術前沿》《國家治理》）、三網（人民論壇網、學術前沿網、國家治理網）、一調查公司、一研究中心，是開展論壇會議、課題調研、視頻演播、圖書出版等多元業務的傳媒企業。顯然，在這種業務模式下，人民智庫主要不生產知識，而是形成了以提供知識服務為主的智庫業務模式。也許這種模式對人民智庫來說是合適的，但是如果大多數媒體智庫都以提供服務類產品為主，這實際上是把原來的展播、廣告等業務部門翻牌成智庫部門，也意味著智庫化轉型的失敗。媒體智庫化一定要形成規模適度的實體化的知識生產部門，這樣才能形成一定的政策原創能力和評估調查咨詢能力，這樣的媒體智庫化才是成功的。媒體智庫如果不具備嚴肅的學術研究能力，很容易形成有“庫”無“智”的局面，研究能力弱是大多數媒體智庫的痼疾。2016年，蘭德公司完成了490份研究報告，也發表了近500篇論文和專著，並沒有排斥學術研究。媒體智庫要平衡好知識產品生產和服務產品生產的關系。“學為智本”，形成規模適度的研究隊伍非常重要。

　　第四，媒體智庫化的關鍵是形成有效的評價激勵機制。人是媒體智庫化戰略能否成功的關鍵。評價和激勵機制是否合理有效是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鍵所在。主流媒體智庫化最大的短板是人才，尤其是研究咨詢類人才短缺。研究咨詢人才是市場上稀缺的一類人才，優秀的政策分析師年薪動輒百萬，主流媒體無法與証券和金融機構競爭，很難從高校中引進政策分析人才。因此，主流媒體智庫化人才主要還得靠自己培養。

　　首先要改變評價激勵機制，要根據智庫的規律設計投入產出績效導向和評價激勵機制，讓想干事的人和能干事的人在新的考核機制中脫穎而出﹔其次，一定要充分利用主流媒體的品牌優勢和市場優勢，建立自己的兼職專家隊伍。若把兼職隊伍的評價激勵機制做好，兼職專家能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兼職專家評價激勵機制的核心是承認專家的勞動——凡付出皆有收獲﹔權利義務要明明白白，智庫和兼職專家之間要形成法定的雇佣關系﹔主流媒體要真心誠意利用自己的平台宣傳兼職專家，為其提供平台和服務，形成共贏的局面。

　　主流媒體的智庫化戰略是媒體改革發展一種重要的路徑選擇，有助於提升主流媒體的政策研究與傳播能力，強化主流媒體的喉舌地位，強化主流媒體的情報職能和信息職能，提升主流媒體的業務層次和專業性，但是，主流媒體智庫化戰略能否產生實效，關鍵還得看改革的決心、對現代智庫建設規律的把握和機制的變革。

　　（作者系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副主任、首席專家﹔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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