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價值引領：民意表達、強化認同和輿論監督的媒介責任

作為真人秀的電視問政節目，通過戲劇性情境設置成為受眾的“減壓閥”和社會的“調和劑”，但電視問政的政治傳播屬性使其更多地擔負著民意表達、強化認同和輿論監督的媒介責任，發揮政治價值、社會文化價值和傳播價值的引領作用。

（一）政治價值：民意表達、民主監督的現實需要

“電視問政圍繞具體的民生問題展開，做到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為政府科學決策、科學施政和自我調適、自我糾偏提供豐富的民意資源和民間智慧資源。”②電視問政節目通過播放暗訪短片、撥打熱線電話、微信微博互動等多媒體方式，在節目前匯集民意，節目中表達民意。為了使公民參政和民意表達更加理性化，節目中還會選取具有“意見領袖”特質的觀眾和學者嘉賓參與節目討論，力圖將各個利益群體的分散問題聚合在一起，發揮理性民意表達的“民間智庫”作用。

隨著節目實踐的深入，電視問政在民意表達之余，還發揮著民主監督的職能。“真人秀”只是節目的“外殼”，節目的實質是促使曝光問題的切實解決。電視問政為官民搭建了有效的溝通平台，形成“問政——倒逼——反饋”的治庸問責機制。自2011年武漢《電視問政》節目播出至2016年《電視問政•期中考》，共問責982人，僅2016年“期中考”就有249人被問責。正是通過電視問政節目，使得權力真正能在陽光下運行，節目播出之后，政府治庸問責的力度和效率大大提高。

（二）社會文化價值：以人為本、強化認同感的有效載體

以人為本、人文關懷是電視問政真人秀節目的社會文化價值。電視問政節目每期話題都是與城市公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問題，在幫助公眾解決身邊難題的同時，也給公眾搭建了廣泛參政的平台，引導其理性思考。同時，問政的民意代表來自各行業階層，電視問政節目為他們提供了展示思考立場和價值觀念的機會。電視問政關注人的遭遇、重視人的價值、尊重人的言論，具有豐富的社會人文內涵，能夠促進整個城市和諧社會的建設。

文化認同是受眾對電視問政節目所傳遞的價值觀念的認同和守望，從而形成一種共識和凝聚力。一方面，電視問政以人為核心，展現貼近公眾的真實社會生活，解決被曝光的民生問題，易引起公眾的共鳴，加深其對政府理政、官民互動的理解。另一方面，電視問政作為時政類真人秀，給我國的輿論監督節目注入新的活力，打造出全新的治庸問責平台。目前，電視問政的節目形態在湖北、河南、浙江、江蘇等多地相繼出現，電視問政以理性的話語突破傳統的階層壁壘，完成對政治權力精英的祛魅，保障受眾的主體地位，構建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間。

（三）傳播價值：議程互動、輿論監督的實現途徑

電視問政的傳播價值在於通過政策議程、媒介議程和公共議程的疊加互動，在媒體監督、行政督辦和公民參與中影響政治活動。每期電視問政的曝光問題看起來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實際上卻是關乎當下社會民生的熱點、難點問題，這是政策議程。

電視問政通過暗訪短片以及“發問”“被問”“代問”“助問”等問政環節，利用微信、微博、客戶端、4G連線等新媒體技術加強場內外互動討論，問政過程成為媒介議程的集中體現。武漢《電視問政》在2016年的“期中考”中設置了全媒體互動區，每場節目邀請6名中央、省、市媒體（含新媒體）記者進入全媒體互動區提供爆料，反饋信息，參與問政，增強節目的透明度、參與度和傳播力度。新華網、鳳凰網、中央電視台、新浪、搜狐等國內30多家媒體相繼轉載和點評，發揮了電視問政平台輿論監督的職能。

此外，作為問政主體的民意代表是從城市各個階層和團體中挑選出來的具有“意見領袖”特質的個體，代表各階層利益反映問題，參與地方治理，這是公眾議程。政府在審慎選擇、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適時向媒介公布政策議程，媒介在問政過程中為公眾設置一定時期內集中討論的議題。公眾就媒介議程進行討論，發表意見，其觀點和看法又會通過媒介平台反饋給政府決策部門，從而影響政策制定和問題解決。在電視問政過程中，政策議程、媒介議程和公眾議程等三種議程聯動，確保曝光問題能夠得到監督和反饋，件件有回應，樁樁有落實。

三、實踐反思：警惕淪為政治消費主義文化的載體

電視問政構建了一個理性對話、協商的公共平台，發揮著價值引領的積極效應。與此同時，作為一類真人秀節目，電視問政又要警惕淪為政治消費主義文化的載體。政治消費主義文化是指，“在大眾媒介尤其是電視媒介的規訓下，政治的嚴肅、理性讓位於瑣碎和感性，政治活動演變為一種視覺性的表演活動，以充分迎合大眾視覺化、感性化的欲望。”③因此，要通過深挖問政的公共性、強調適度娛樂、建立常態化問政機制等方式，防范政治消費主義文化對電視問政價值的消解。

（一）不局限於批評曝光，深挖問政的公共性

批評曝光、治庸問責是電視問政保持政治嚴肅性和發揮價值引領作用的前提。然而，現場的批評曝光雖有視覺沖擊力和快感，卻不能止步於此。電視問政要“直指問題核心，並把公共問題置於社會轉型進程，使背景歷史化，追蹤公共問題產生的根源與治本之道”④。因此，電視問政不僅要“問”、要“改”，更要“立”。電視問政不能隻局限於一個問題的曝光，應由點及面，深挖問政的公共性。電視問政的最終目的是增強本地區政府的治理能力，促進公眾問題的解決，推動地區的良性發展。電視問政，不僅要問民所需，更要問症之本。

（二）拒絕過度狂歡，強調適度娛樂

在政治消費主義文化的影響下，電視真人秀節目為了追求收視率，出現了低俗、媚俗的泛娛樂化傾向。而電視問政作為時政類真人秀節目，應按照電視節目的傳播規律協調市場導向和政治導向之間的關系，警惕出現迎合受眾反智主義的狂歡行為。

電視問政中，主持人巧妙運用語言藝術，通過反問、借喻、用典等修辭手法，如“大家今天不會都是挖坑合作者吧？”“這臨時政策可真夠‘臨時’的”“您不會讓我們千年等一回吧”等，達到既娛樂大眾又向官員問責的效果。此外，節目中每一環節結束后都有民意代表對政府的工作滿意度和官員的現場表現舉牌表態，伴隨著或歡樂、或怪誕的音樂聲，舉起“笑臉牌”或“哭臉牌”引來觀眾的掌聲或噓聲。節目用看似“游戲化”的方式展現官員工作滿意度這一嚴肅話題，既表達了民意，又舒緩了官員的緊張情緒。

純粹的問政是嚴肅的行政過程，但作為真人秀的電視問政需要用戲劇性的問政環節來展現治庸問責這類政治話題，在愉悅觀眾的同時又能實現引導官民對話、促成問題解決的核心價值。適度的娛樂有利於降低公眾參與政治的門檻，發揮電視問政的價值引領作用。

（三）避免“表演型政治”，建立常態化問政機制

電視問政在政治消費主義文化的影響下，往往會將嚴肅的政治話題變為放縱的情感宣泄，進而淪為“表演型政治”的載體。“表演型政治”包庇官員的不作為，剝奪公眾的知情權，“是對公眾理性的一種嚴重腐蝕，它使公眾忽略了於己相關的具體問題和基本的政治訴求，而淪為圍觀的看客，理性、批判的公民被置換成消費的市民。”⑤

“表演型政治”在電視問政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被問政官員在節目現場面對所曝光的問題時都會承諾“馬上就辦”，但這大多是一種應激性反應，而政策的落實和問題的有效解決通常需要一個過程，被曝光問題到底處理得如何，若沒有持續追蹤和常態化的運行機制很難得知。常態化的問政機制不僅僅指播出頻率的提高，更是對政府工作的一種長效監督。它不僅能夠避免官員進行政治“表演”，還能夠引發公民理性思考、廣泛參與和民主監督，更重要的是能夠兌現官員“馬上就辦”的承諾，從根本上促成曝光問題的快速有效解決，取得治庸理政的效果。

目前，武漢、麗水等地進行了電視問政常態化、欄目化的嘗試。武漢電視問政設立了“電視問政回頭看”環節，通過短片或場外連線反饋以往節目中曝光問題的整治情況。但從播出效果看，雖然問政的頻率上升，卻仍有不少舊問題未徹底解決，治理工作不及時、不到位，離真正的常態化仍有差距。因此，建立電視問政的常態化機制，變被動監督為主動“打撈”民意，這是深化電視問政的重要方向。電視問政需要在挖掘公共性問題和強化公眾認同感的過程中，搭建民意搜集渠道和官民對話平台，避免“官員秀”，真正發揮治庸問責的作用。

注釋：

①顧亞奇.電視問政:中國式公共新聞的新探索——基於杭州台《我們圓桌會》的思考[J].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4(01):94-99+126.

②王寧.五個方面推動電視問政的價值實現[DB/OL].和訊,2013-05.27,http://opinion.hexun.com/2013-05-27/154525999.html.

③⑤葛明駟,何志武.電視問政十年:文化效應與反思[J].中州學刊,2015(03):168-171.

④張萍.比較視角下我國電視問政的發展[J].現代視聽,2013(08):66-69.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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