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電視問政作為一種特殊的真人秀節目，既能通過人物、環節和時空環境的戲劇情景設置來展現愉悅或沖突，又能通過問政理政來推動政府“善治”和市民公權力的實現，以平衡過度政治化或商業化的電視發展趨勢。與此同時，電視問政的價值引領作用容易被大眾消費主義消解，需要從深入挖掘選題、避免過分狂歡、常態化運行等方面進行反思，警惕淪為單純的官員“秀”場。

關鍵詞：電視問政﹔真人秀﹔傳播價值﹔實踐反思

電視問政是執政者借助電視媒體就涉及民生的公共事務接受公民監督、質詢及評議性質的政治傳播活動。從2005 年蘭州市的《“一把手”上電視》到今天武漢的《電視問政》、杭州的《我們圓桌會》，電視問政已走過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作為一種特殊的電視文化現象，電視問政借助當下流行的真人秀節目形態，以“劇場”環境下政府的即時回應形式，實現作為“演員”的政府代表與作為“觀眾”的公眾之間的對話與互動，推進公民政治文化的發展，重構當前泛娛樂化的電視文化生態。然而，圍繞電視問政究竟是問政平台還是真人秀節目的爭議持續不斷。本文將從電視問政的真人秀節目形態切入，探討電視問政按照電視傳播規律來協調收視率導向和政治導向，發掘電視問政價值引領作用的可持續發展路徑。

一、真人秀定位：電視問政的情境設置

電視問政雖然是一場嚴肅的由“政府主導、媒體搭台、多方參與的公共新聞運動”①，但是從節目模式和呈現形式上來看，它又完全符合真人秀節目的要素安排。真人秀節目是指普通人在假定情境與虛構規則中真實生活的錄制與播出，游戲規則、參與者之間建立的人物關系和參與者活動的環境構成真人秀節目的三個情境設置單元。電視問政的參與者由官員、媒體人、民眾、學者嘉賓組成﹔在一個臨時的空間中，他們圍繞各種社會熱點問題展開討論與協商，目的在於推動政府的“善治”與公共利益的更好實現。因此，電視問政被稱為是一種嚴肅的娛樂。基於電視問政的真人秀定位，其情境設置主要表現為：權力轉換的人物關系設置、問政環節的戲劇元素設置和時空環境的延展性設置。

（一）權力轉換的人物關系設置

參與者之間建立的人物關系是真人秀節目的核心。電視問政設定了被問者（地方官員）、問政者（民意代表）、代問者（主持人）、助問者（學者嘉賓）等幾種特定的人物關系。作為一個由話題、不同角色的發言者、發言權的分配、會話的邊界構成的結構性場域，電視問政的可看性取決於這些要素在場域中的優化設置與否。

在場域中考察人的行動的首要維度和最終目的都是資本，每類人物在進出場域時擁有的資本各不相同。在電視問政節目現場，贏得話語權的強弱意味著擁有資本的多寡。圍繞“問政”，地方官員、民意代表、主持人和學者嘉賓等幾類人物通過“發問”“被問”“代問”“助問”等爭取各自的話語權。

被問者（地方官員）、問政者（民意代表）、代問者（主持人）、助問者（學者嘉賓）進入電視問政的場域之后，權力關系發生轉換。地方官員從權力決策者轉為被“問政”的對象，他們開始重視與公眾的溝通和媒介素養的提升，隻有在鏡頭前塑造良好的公眾形象，才能取得公眾的信任，他們本身所擁有的強政治權力在公眾和鏡頭前被弱化。民意代表在節目中對公共事務的知情權和表達權則被尊重與放大，他們獲得了參政議政的有效渠道，公共決策的實施主體逐漸轉移到公眾身上。主持人在節目中除了恪守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也可以適當表達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代民眾向官員“問政”，帶動現場節奏。點評嘉賓也不再是純粹的專家學者，他們參與公共事物的討論，並提出自己的見解，推動公共問題的解決。

（二）問政環節的戲劇元素設置

“真人秀”作為一場真實人物的生動表演，游戲規則是節目的主要內容。在電視問政真人秀節目中，游戲規則往往會帶來戲劇性效果。就電視問政而言，通過問政暗訪短片、對峙性追問等戲劇元素設置，使問政環節充滿戲劇張力。

問政暗訪短片是問政話題核心事實的集中展現，引領整場節目的話題走向。民意代表據此質問在場官員，主持人據此層層追問，在場官員據此做出應答，點評嘉賓據此精當分析。問政短片通常高度凝練、採訪問題犀利，具有精、准、狠特點。若短片中曝光的情況與官員的回應大相徑庭，就會產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戲劇性效果。

主持人的對峙性追問是強化問政效果的利器。主持人一句一問，節奏緊湊，從“是否承認問題存在”到“問題如何解決”，再到“問題何時解決”，最后到“能否保証根治問題”，步步為營、層層深入，主持人的追問與現場官員面紅耳赤、冷汗直流的尷尬對比，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問政環節戲劇元素的設置，打破了節目規則的固有平衡，通過制造沖突與激變，迫使官員摘下“面具”接受問責與批評，促成曝光問題的有效解決，進而使問政者和被問者回歸新的平衡。

（三）時空環境的延展性設置

環境是真人秀節目中人物關系和情節發生的特定時間和空間。電視問政真人秀節目打破了傳統真人秀節目的時空限制，利用新媒體等技術讓時間和空間得到延展，既為節目提供了更大的信息容量，也使電視問政從表層的“官員秀場”轉變為治庸問責的有效平台。

以2016年武漢電視問政“期中考”為例，節目增設“我要上問政”環節。節目播出前向市民廣泛征集問政問題，節目直播中在主會場外設立來自基層的“第二直播現場”，與主會場互動。直播現場也會4G連線前方記者，通過實地採訪反饋曝光問題的處置進展。電視問政空間環境的延展，打破了市民問政問責的場地局限，提高了市民的參與度。除空間外，電視問政不再局限於每場一兩個小時的直播時間。作為節目重要組成部分的問政短片，早在節目播出前幾個月就已經開始搜集、拍攝，而每場節目曝光的問題也會在下一場節目播出之前展示治庸問責進展。這樣既可以在每場節目中留下“草蛇灰線”，吸引受眾持續關注，又可以督促政府相關部門高效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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