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后真相”時代下，人們被情緒所支配靠既有經驗對事件進行主觀評價，事實反而變得不再重要。然而，情緒化的受眾在網絡上打破區域限制，迅速聚集聯合而實現快速便捷的交流，容易使非理性化的傾向走向極端，導致群體極化。文章根據“榆林產婦墜樓”事件，從傳統媒體、社交媒體和受眾所發生的變化三個角度，淺析“后真相”時代下網絡群體極化的發生機制並提出反思。

關鍵詞：“后真相”﹔網絡群體極化﹔“榆林產婦墜樓”事件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05-0049-02

“后真相”（post-truth）是指“情緒的影響力超過事實”，其最早是出現在1992年美國《國家》雜志的一篇文章裡[1]。《牛津詞典》將其解釋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2016年，“后真相”被《牛津詞典》選為年度詞匯，這反映了過去一年的熱點指標，更是預示著后真相時代的到來。

“網絡群體極化”是指網民對某一議題評價的傾向性在加入網絡群體討論后會表現得更加明顯，甚至走向網絡暴力等極端。近年來，網絡暴力現象在互聯網平台上肆意蔓延，各類網絡群體極化現象不斷發生，這與“后真相”時代的“情緒先於事實”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如“上海女孩逃離江西”、“羅爾事件”、“榆林產婦墜樓”事件，都引起了網絡一陣喧囂。

一、“榆林產婦墜樓”事件中的網絡群體極化

2017年8月31日，在陝西榆林某醫院，一名產婦在等候生產期間從該院五樓墜樓身亡，事件一經曝出，便在網上引起巨大反響。醫患關系、家庭問題、孕婦生育問題觸動著網民的神經，網民的情緒被點燃，網絡暴力等群體極化現象隨之發生。最初，產婦墜樓事件被網友微博爆料，醫院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佔據輿論制高點，聲稱“產婦由於疼痛兩次和家裡說想要剖腹產，但家屬堅持順產，最終產婦從五樓跳下”，由於符合受眾對婆媳關系的“刻板偏見”，情緒化的網民沒有對信息加以核實便一邊倒地批判家屬，產婦的婆婆和丈夫被謾罵和人肉，成為網絡暴力的承受者﹔隨后，當輿論發酵到一定程度，當事人丈夫和家屬發言澄清的聲音才顯露出來，披露是醫院拒絕剖腹產而導致產婦墜樓，部分網民又根據醫患關系的“刻板偏見”，直接相信家屬的言辭轉而對醫院進行批判。

在將事實置於不太顯要的位置的“后真相”時代下，受眾往往隻依據自身經驗和認知，結合自身情緒對事件進行直接定義，進而給出自己的評價。這意味著受眾在這個時代下更易被虛假信息、煽情性信息所利用，進而做出不合常理的行為。回顧整個事件，我們發現事件陷入了“羅生門”，醫院和家屬雙方各執一詞，真相一直都不明朗，只是由此所引申出的“醫患關系”和“家庭關系”社會問題觸動到網民神經，網絡暴力便實實在在地發生了。這在一定程度顯現出“情緒先於事實”的時代特征。

二、當下時代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成因

（一）社會問題的沉積與爆發

對於“榆林產婦墜樓”事件，我們不禁感嘆為何這一事件能引起線上線下全民關注？反觀以往備受關注的輿情事件，尤其是引爆全網的重大網絡輿情事件，幾乎都是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有著強烈的情感要素。例如“婆媳關系”“性別歧視”“醫患關系”“貧富差距”等。而“榆林產婦墜樓”事件中，我們不得不想到事件背后所隱含的社會問題：“緊張的醫患關系”“產婦與家庭的關系”“產婦生命的自主決定權”等。

目前中國還在社會轉型期，各方面還不夠完善，這使得社會矛盾日益突出，群體之間的不滿情緒也日益積累，而在網絡媒體時代下，人人都是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使得各類信息鋪天蓋地襲來並聚集，具有共同情感的受眾以社群的形式聯結，對社會問題的不滿情緒在群體中被放大，並在群體討論下變得更為地極端化。

（二）社交媒體的助推

1.網絡“意見領袖”的議程設置

“意見領袖”即“輿論領袖”，在自媒體上一般是指具有較多粉絲的、影響力較大的人，他們可以通過議程設置，設置網民的輿論話題。從案例事件中可以發現，事件一經曝出，真相還不明確的情況下，一眾自媒體大V便陸續登場，這些“意見領袖”制造出抓住網民情緒的推文巧妙設置了受眾的議程，通過傳播諸如“孕婦下跪求家屬”等內容，激起網民情緒，促進了部分群體的極化。

2.網絡信息的“協同過濾”

“協同過濾”由凱斯·桑斯坦針對網絡空間的信息傳播而提出的，指網絡平台通過同類信息搜集和網址鏈接，在提供信息的同時也造成了“信息窄化”[2]。根據受眾對信息的選擇性接觸，受眾更加傾向於接觸與自身固有傾向保持一致的信息，而網絡的“協同過濾”無疑是加劇了這一現象。興趣相投的受眾將會形成了虛擬團體，這些團體由於長期接受相似的信息而變得更為靠攏，而固有傾向在長期的信息渲染下也會變得更為極端。不僅如此，“協同過濾”也在很大程度阻止了“不同意見”信息的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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