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二、政務微平台運作機制研究

政務微平台內部的部門機制協同也是研究焦點之一。研究者提出網絡治理機制的關鍵在於信任機制和協調機制的培育[4]﹔大多認同通過國家制度確保政務微博等平台的規范性、權威性，建立健全整體聯動機制：加強政務平台系統內部的互動與協作﹔與政府部門的其他傳播渠道如官方網站、傳統媒體等進行有效互動，以最大限度發揮整合傳播效果[5]﹔雖然與立法規制和政府監管相比，自律機制是一種成本較低、效果較好的有力工具。但在謠言監管方面，政府各監管部門應切實承擔起明確的職責，形成監管合力[6]﹔

必須注意的是，實踐中的多元定位往往使得我國政務平台“缺少一種基於系統化管理的整合傳播的合力”[7]。相關研究也出現以下問題：

首先是視角單一。2013年以來，與微平台實踐發展對應的是以公共管理學科為主體的學術研究的快速跟進。針對政務微博與政務微信有企業（如騰訊公司）、媒體機構（如人民網）、高校科研院所（如社科院、人民大學輿情所、中國傳媒大學）等機構以溝通協作方式紛紛進行調研並發布相關報告和研究成果。其中“行政效能研究”成為主流研究視野。研究者強調從公共事務參與主體的角度（政府、社會組織、媒介、社區、公民等）通過互動、合作和協調，尋求共識合作，提升共同對公共服務進行管理的能力。但這類研究大多還是在從工作流的角度上探討各級宣傳部門和政府部門的協同辦公問題，討論對技術平台如何進行功能擴展與優化，無法進一步在更深層次上闡釋學理。

此外，具體研究中欠缺規范。不同學科的研究者仍然從不同層面上較為隨意地使用不同途徑和研究方法，如市場滿意度與政治功能的實現等術語往往是混用的。有研究者認為中國政務微博的管理風險主要來自於政府機構使用的政治語態與草根言論語境的強烈反差，更應當從政務微博的話語角度進行工作改進[8]﹔但也有從技術角度分析的研究者認為互動性、精准性、抗干擾性、親密性等指標顯著正向影響用戶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9]。總體來說，微平台本身是管理者（政府）的政務職能延伸已經在公共管理視角下有了比較充分的研究，但微平台同時與被管理者（公民組織）共同承擔社會治理的責任的問題，仍然缺乏相關研究。

三、政務微平台運作機制研究趨向與展望

上述問題的實質在於如何闡釋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問題，作為政治學中重要而又復雜的理論問題，相關基礎理論視角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務平台研究的深入進行。

2013年以來，更多的研究者試圖避免深入探討這類主體問題，研究成果重在描述並評估政務新媒體的現實效果。20世紀70年代發展至今的社會網絡視角成為熱門研究方法。運用這一方法的成果包括採用社會網絡方法定義政務微博中各主體間的關系及其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如認為我國當前十大政務微博已經形成多結構洞、涉及面廣泛的、穩定的社會網絡體系結構[10]。運用結構同位理論、度中心性等關鍵概念來描述政務微平台內部的社會網絡狀況。

而在我國政務微平台的實踐蓬勃興起的同時，最為突出的運營管理問題，其實無法逃避對主體問題的討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是實踐的發展迫切需要從公共空間的有效性角度，探討主體與社會主體的網絡化互動，並對此作出理論闡釋。

基於當下較多描述性分析，較少規定性研究的現狀，通過有針對性的實際調研，聚焦各級政府政務微博與政務微信的運作機制，從協同視角進行探討，豐富已有的關於政府傳播的研究成果。從系統觀點進行職能定位和功能整合，將會推動我國政務平台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2017上半年人民日報政務指數微博影響力報告.

[2] 張寧.微傳播,微關系:對廣東省三個政務微博的考察[J].現代傳播,2013(4).

[3] 肖文濤.社會治理創新:面臨挑戰與政策選擇[J].中國行政管理,2007(10).

[4] 喻國明.大數據方法與新聞傳播創新：從理論定義到操作方法[J].江淮論壇,2014(4).

[5] 劉銳,謝耘耕.中國政務微博運作現狀、問題與對策[J].編輯之友,2012(7).

[6] 方興東,石現升,張笑容.微信傳播機制與治理問題研究[J].現代傳播,2013(6).

[7] 喻國明.社會化媒體崛起背景下政府角色的轉型及行動邏輯[J].新聞記者,2012(4).

[8] 瞿旭晟.政務微博的管理風險及運營策略[J].新聞大學,2011(2).

[9] 夏保國,常亞平.政務微信的溝通機制研究——基於技術接受模型的視角[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4(3).

[10] 杜洋沁,霍有光,鎖志海.政務微博微觀社會網絡結構實証分析——基於結構洞理論視角[J].情報雜志,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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