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黨”現象成因及治理之策

許洋迪

2018年08月16日09:25  來源:今傳媒
 

摘 要:在經濟浪潮和文化繁榮的時代引領下,我國傳媒行業也出現了繁榮發展的良好局勢,傳媒行業的健康發展與創新為我國現代化建設貢獻了積極力量。在傳媒文化繁榮的背后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標題黨”現象。“標題黨”是當前時代背景下的新聞傳播亂象,在消費主義、經濟主義以及自媒體的利益驅動之下,“標題黨”現象迅速發展。本文從社會學角度分析了“標題黨”得以產生的時代背景、“標題黨”的危害,並重點提出了治理“標題黨”這種新聞傳播亂象的政策建議建言,為我國當前的和諧社會建設貢獻力量。

關鍵詞:“標題黨” ﹔虛假新聞﹔消費主義﹔政策建言

中圖分類號:G2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06-0044-02

一、“標題黨”的產生及時代背景

在互聯網新聞傳播過程中,絕大多數的新聞傳播都是以事實為依據、為大眾提供“正能量”的新聞資訊,但有一部分新聞借助嘩眾取寵、極具噱頭的各種標題來吸引讀者的注意,而這種極具夸張的標題往往會和新聞內容嚴重脫節。此類言過其實的新聞傳播的亂象一般被認為是“標題黨”[1]。互聯網新聞傳播的自由性為“標題黨”的產生與流行提供了條件和平台,各種網絡自媒體是“標題黨”新聞主要載體。本部分要著重分析“標題黨”新聞得以產生的時代背景因素以及標題黨形式多變但本質相同的表現形式。

(一)消費社會的總體性特征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當代社會進入消費社會,消費社會表現為商品的極大豐盈。急速生產並可復制的網絡新聞和自媒體新聞也搭上了快車道生產消費之車。當前的社會是以一個信息化社會,信息的價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體現,信息成為可以獲取市場價值的關鍵,因此信息的主體更為充盈,這得益於人人自由的互聯網平台以及迅速發展的自媒體。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新聞的制作者,每個人也都可以成為新聞的消費者。因此新聞傳播過程中的主客體邊界逐漸模糊了,雙向主體性得以凸顯,即單純的新聞消費者的角色在當前消費社會和信息化社會的時代背景中已經消解了[2]。新聞的制作者和消費者逐漸向同一主體靠攏,這無疑極大地促進了信息的制作和傳播。

因此,應當承認,消費社會的總體特征為我國傳媒事業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條件。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新聞商品本可以幫助主體實現自身的發展,但是信息商品的極大豐盈,使得主體面臨著更多的不同選擇,紛繁復雜、魚龍混雜的新聞消費品影響和制約著個體的判斷和行為,因此新聞消費品呈現出逐漸“異化”的特征——新聞本應具有成為滿足主體性需求的特征,卻成為制約個體價值實現的障礙。此外,消費社會中的新聞生產是可以先於社會事實的產生,為了制造更多的新聞消費品,新聞產生的事實依據性和嚴謹性逐漸被夸張性和吸引眼球性所取代。因此,通過消費社會中的新聞“異化”特征來看,當前甚囂塵上的“標題黨”新聞就找到了其產生和迅速發展的合理性根源[3]。當前快速發展的消費社會和信息社會客觀上為“標題黨”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肥沃土壤。

(二)新聞制作和傳播的便利性和低成本性

新聞制作和傳播的便利性和低成本性總體來講促進了我國傳媒事業的發展,為我國傳媒事業的進一步發展繁榮創造了條件。但是也應當看到新聞制作和傳播的便利性和低成本性是“標題黨”新聞得以產生和發展的現實基礎。互聯網網絡平台具有平等的可進入性特征,這為新聞的原創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其次互聯網平台中的新聞具有復制和轉載的便利性[4]。網絡新聞傳播的便利性特征一方面給網絡用戶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另一方面信息傳播和信息在加工制作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弊端,較多的新聞的制作已經與社會事實嚴重偏離,隻“創作”出可以吸引人眼球、嘩眾取寵的不良成分,這成為“標題黨”新聞來源的另外一個重要途徑。

同樣隨著自媒體的發展,每個個體都可以成為新聞信息的制作者、傳播者和消費者,網絡平台和自媒體中的新聞“再創作”成本小、收益高。經過多次“創作”之后的新聞已經完全有別於其描述的社會事實,成為無泉之水、無根之木的“空想性”創作。而在時代便捷條件下的原創性和“再創作”的新聞往往具有嘩眾取寵、充滿噱頭、迎合大眾口味的負面特征,成為大眾眼中的“標題黨”新聞。

(三)“標題黨”式新聞具有獲利性且監督制度性建設的需求性

在健康發展並不斷繁榮的我國傳媒事業的總體認識中,也要看到新聞傳播過程中的出現的問題和不足。針對“標題黨”新聞現象,目前較為一致的看法是“標題黨”新聞可以為其制作者和傳播者提供較高的收益。有的可以通過增加新聞的點擊量增加網絡流量從而實現自身的經濟利益﹔有的制作“標題黨”式新聞用來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以便獲取職位晉升的資本[5]。總之,“標題黨”式的新聞制造和傳播有較為明顯的利益傾向,具有明顯的工具性和社會危害性特征[6]。

雖然“標題黨”式新聞本身具有並可以帶來較多的社會危害,但是在當前社會卻依然具有市場,這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公權力在制約“標題黨”新聞領域的不足。在制約和減少“標題黨”式新聞中,本文認為公權力可以分為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兩個方面。社會權力表現為大眾的社會輿論監督、對“標題黨”式新聞的自覺抵制以及新聞制作和傳播從業者的自身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的凸顯,即社會道德的作用。國家權力表現為法律法規和行業准則,在治理“標題黨”新聞中呈現出典型的負向激勵型特征。即制定較為完善的法律法規和行業准則,並且對違背制度和規則的人給與有章可循的懲戒措施。目前而言,社會道德的整合作用較弱,相關法律法規建設滯后,為“標題黨”式新聞傳播行為的盛行創造了客觀條件。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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