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融合不僅是業界的改革創新重點，而且是學界的理論研究焦點。經過幾年探索實踐，主流媒體融合發展取得了不錯的進展，但未來融合之路到底該走向何方，讓我們一起看看學界專家如何點評。

新技術帶來用戶與內容的“嶄新互動”

陳昌鳳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

媒體融合已經成了常態，互聯網技術正在帶來用戶與內容的“嶄新互動”。

人工智能這兩年正在改變傳統新聞的格局：新興的人臉識別、聲紋識別、圖像識別、大數據搜索等技術，都可以應用到新聞傳播和用戶體驗的各個環節中﹔互動新聞這一模式，允許用戶運用工具參與內容探索、生產，突破了傳統新聞業的形態和思維。然而，新聞形態不只是一種呈現新聞的方式，它也是在重構“人與信息、技術與社會”的關系。因此，隨著融合深入發展，無論媒體如何智能，堅持以人為本，明確算法工程師、新聞從業者、社會管理者的責任與正確價值觀，才是根本。

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融合發展策略

謝新洲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院長、教授）

我國媒體融合從頂層設計到各媒體機構具體實施，一直在實踐中摸索著適合自身發展的獨特道路，打通“兩微一端”傳播渠道，正是媒體機構利用新媒體技術向內容互動平台轉型的重要手段。目前這一路徑建設在中央媒體、省級傳媒的引領下，逐漸滲透至市、縣級基層媒體機構，形成新媒體傳播矩陣。

未來，媒體融合發展的重點應是精准定位用戶需求，根據媒體機構的規模與實際發展狀況，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媒體融合發展策略。要形成對內容產品因地制宜的產業化管理，建設以信息服務為主體的綜合平台，實現媒體機構多元化經營。

內容的傳播要適應社會進步的需要

師曾志

（北京大學公共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媒體融合表面上是文字、視頻、音頻等的結合，也是各種各樣媒體的和合。然而其實質上體現出的卻是多元信息生產主體觀念、思想、認知等的相互影響、互鑒與融合。互聯網時代的媒體融合是為了強化媒體競爭力的選擇，也是為了更多地吸引用戶。時間性、過程性以及偶然性在媒介融合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多元聲音會導致信息在更大范圍中的競爭，具有權威和審美價值的內容依然會受到用戶的喜愛。

融媒體發展中，媒體在堅持輿論導向的同時，傳播內容、語言使用與敘事方式應適應社會進步的需要，讓受眾在選擇需要的信息中，不斷認知到信息選擇自由中是具有風險的，真正認識到自我意識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從“各自為戰”到“融合聚力”的轉變

周葆華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教授）

在推進媒體深度融合過程中，媒體集團內部各系統及其要素的互聯、互通、互融顯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從制度上實行打通融合，一方面形成傳播合力，使融合傳播效果更好﹔另一方面也可變產品競爭為優勢互補，從而節約成本、整合市場，使融合經營更有效率。

融合發展，不僅要完成媒體資源、生產資源、廣告資源的有效整合，更重要的是形成人才隊伍、管理體制、組織結構的統一配合，共享融通。通過優化人才結構和資源配置，才能激發促進融合發展的創新活力。也隻有做到了組織架構上的真正融合，才能實現多種資源的共融互通，從“各自為戰”變成“融合聚力”。

以平台化發展實現“四個可控”

支庭榮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執行院長）

2017—2018年，堪稱我國媒體融合由相“加”邁向相“融”的重要節點，呈現出幾個新特征：一是從被動融合到主動作為，二是從平行推進到融合升級，三是從點線帶動到全面突破，四是從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平台化發展有利於實現“四個可控”：一是陣地可控，對內容的策採編發及之后的傳播全程主導，為入駐平台的政務號建立起相應的制度規范﹔二是技術可控，平台的關鍵技術和迭代能力掌握在自己手裡﹔三是數據可控，用戶數據、傳播效果的數據能夠“拿得回來”，還能深入發掘、開發業務﹔四是經濟可控，有利於測算並控制運營成本，找到盈虧平衡點。

多部法律法規出台為媒體融合保駕護航

朱巍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以前時政類新聞屬於著作權法中合理使用的范圍，可以隨時拿來用。在媒體融合發展的背景下，不是所有的網站都可以原發或者轉載時政類新聞。去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的《關於規范報刊單位及其所辦新媒體採編管理的通知》，以及國家網信辦發布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都對新聞的合理使用進行了規范。

轉載其他新聞單位的新聞報道，不得對原稿進行實質性修改，不得歪曲篡改標題和稿件原意，並應當注明原稿作者及出處。對於深度報道和超出了傳統時政類新聞的評論、圖片等，有轉載資質的新聞平台轉載時需要付費，這也是媒體融合的一個發展方向，平台不能隻做渠道，讓真正做內容的個人或者媒體吃虧。

去年出台的《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等這些法律都跟媒體融合有密切的關系。而《個人數據保護法》的即將出台，也必將對媒體融合大數據使用和算法的營銷有更具體的規定。（人民日報中央廚房 · 煮酒話媒工作室 周小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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