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的電影春節檔期中，根據“也門撤僑”真實事件改編的軍事題材電影《紅海行動》成為口碑與票房雙豐收的大贏家﹝1﹞。它在國內外票務平台口碑評分排名居前：貓眼9.6分、淘票票9.3分、豆瓣8.5分、全球權威電影數據庫IMDb 7.7分，超過同期檔的《唐人街探案2》、《捉妖記2》、《西游記女兒國》。截至3月11日14時許，《紅海行動》票房已突破33億元，超越此前領先的《唐人街探案2》(票房32.57億元)，成為2018春節檔冠軍﹝2﹞。

按照春節期間喜劇片最受歡迎的慣例，以及受眾追捧大明星的心理，具有悲壯色彩、沒有大明星主演的《紅海行動》開始並不佔優勢，但就是這樣一部開頭並不被看好的電影，卻一路逆襲，贏得了非常不錯的口碑與票房。這靠的是什麼？這靠的是《紅海行動》多元化的敘事策略，下文將逐一分析其敘事策略。

一、微觀敘事：以悲情叩動觀眾的心靈

如果說《紅海行動》一開始就宣揚中國如何強大，觀眾肯定不會買它的賬，更不會帶動自己的親友去觀看。其成功之處在於它採用了微觀敘事，以悲情叩動了觀眾的心靈，激起了觀眾心底或悲憤、或認同的情感共鳴。

微觀敘事首先體現在對於親情的刻畫上。《紅海行動》並沒有讓他們表明自己覺悟很高而反恐，也沒有讓他們高喊愛國口號而反恐，而是把他們置身於自己家人、朋友遭受恐怖分子的殺害或遭到威脅的困境中，讓他們在悲恨的境遇中自然而然地選擇反恐。如戰地記者夏楠為何要將反恐進行到底？其原因就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慘遭恐怖分子殺害，她要復仇，影片通過夏楠之口讓觀眾明白了她反恐的原因，而這種原因比一開始就基於愛國而反恐，更能叩動觀眾心底的情感神經，更能讓觀眾體驗到真實，更能激起觀眾的心理認同。關於親情的刻畫，影片還有一個細節，就是恐怖分子以殺死小孩為要脅，威逼平民去做“人肉炸彈”的情景。是選擇不做“人肉炸彈”而讓孩子死在恐怖分子的屠刀下，還是選擇自己當“人肉炸彈”炸死無辜的人而讓孩子保全性命？這是兩難困境，看到這裡時，觀眾會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移居”到劇中平民身上，將自己小孩“移居”到影片中的小孩身上，通過“移居”，將自己置於兩難境地，從而對恐怖分子產生憤恨。

微觀敘事還體現在對於友情的刻畫上。當戰地記者夏楠得知助手被殺后，她的情緒從悲傷、絕望、狂怒到最后轉為無力、不知所措，她忍不住痛哭，將拳頭砸向牆壁，承認自己“誰也救不了”，那種對命運無法改變的無可奈何震撼人心。此外，還有機槍手“石頭”張天德與佟莉互相贈糖的場景。先是佟莉小腿受傷，“石頭”與她並肩趴在地上持槍警戒，“石頭”問她疼不疼，並遞給她一顆糖，說吃糖就不會痛了。后來，當“石頭”受重傷時，佟莉想將他給的糖剝開給他吃，結果因心急而拆不開糖，因拆不開而更焦急，最后終於將糖塞進他口中：“吃糖，吃糖不疼。”“吃糖不疼，我們回家了。”……這些細節從個體情感入手，用深描的筆法反應人的真情實感，直接觸動觀眾心中的痛點，激活了觀眾對於影片人物的親近感，也擴大了對整部影片的好感。

綜上所述，微觀敘事以影片中人物的悲苦遭遇來說明反恐的必然性，而不是大叫空洞的愛國口號。如此發自內心的反恐雖說開頭並不顯得怎麼高尚，但在反恐勝利的結果上卻都又體現了愛國，如此才能打動觀眾。

二、中觀敘事：運用“反迷思”創新，吸引最廣大的觀眾

“迷思”是一種“文化思考事物的方式，一種概念化事物，理解事物的方式”﹝3﹞。 文化中總是包含主宰迷思和反迷思。如英國警察就有下列幾種傳統迷思：友善、安全、堅固、不具攻擊性，不帶配槍等。《紅海行動》最亮眼的地方在於，它運用“反迷思”來消解“迷思”，從而在觀眾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能吸引那些看似不被吸引的潛在觀眾。其運用“反迷思”的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弱化性別，突出職業屬性

照中國傳統迷思來看，女性往往應該是照顧父母、相夫教子的，是應該遠離戰場的，即使是在戰場上，也應該是受保護的對象。因而，一般的影視作品也順應了這種迷思，影片中的女性往往被建構成弱者，被保護的對象，是“英雄”的陪襯。而在《紅海行動》中，導演運用了“反迷思”，讓兩名女性角色不再是男人的陪襯，不再是花瓶擺設，不再需要男人的保護，而是在整部電影中都發揮了與男性同等重要的作用。

在這群男性中間，無論是英姿颯爽的機槍手佟莉，還是戰地記者夏楠，她們都是真正獨立而活出自我價值的女性。她們巾幗不讓須眉，一個是在戰場上風裡來雨裡去的女英雄，一個是有自己的職業信仰與人生目標，不畏生死敢於用自己交換人質的勇者。兩個人的存在，甚至比影片中的一些男性更飽滿而生動﹝4﹞。

導演運用弱化性別，突出職業屬性的方法成功地對她們進行了“反迷思”的建構。

作為戰地調查記者的夏楠，她除了因家庭不幸而反恐外，她還因自己是戰地記者的身份而反恐。她不懼死亡地調查真相、說服蛟龍突擊隊員們營救他國人質、堅持要求追蹤“黃餅”和項鏈。她不僅會急救知識，還會開槍掃射，在逃跑過程中還不忘職業使命，撕下有關“黃餅”信息的便利貼。關鍵時刻，她更是為了保証隊伍火力，自願代替佟莉去替換人質，顯得干練、勇敢。得知助手被殺害的消息，她也沒有完全崩潰，而是咬著牙決心跟恐怖分子干到底。她展現了一個戰地調查記者應有的責任與擔當。

作為蛟龍突擊隊核心成員的機槍手佟莉，她在全片每一場戰斗中都沒有缺席，其重要性不言自明。而且，佟莉在小隊中所擔任的是火力支援的位置，基本都是手持具有壓制火力的機槍參加戰斗，對抗過程中的一次次行動都在告訴觀眾她在團隊中的重要性﹝5﹞。

導演刻意弱化性別，不再強調男兵女兵，戰場上他們隻有職業身份和職業精神。影片中為了職業精神而勇於拼搏奮斗的女性，令影片外的女性觀眾揚眉吐氣，並由衷產生一種價值實現的自豪感。“男女平等”叫了許多年，但《紅海行動》令其真正做到了形式和意義上的“平等”，這是一種進步，也是中國電影少有的閃光點，值得為之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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