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選取2011年至2017年間中國、美國、印度、巴基斯坦四國主流媒體對“中國高鐵”的相關新聞報道進行內容分析，探究這些報道的相關特征與新聞框架。研究發現，中國高鐵在四國媒體中的媒介形象有所不同：在美國媒體中形象偏消極，而在巴基斯坦媒體中也並不具有與中巴友好相同程度的積極形象。中國高鐵形象受產品質量、外交政策、大眾媒介共同影響，和中國國家形象處於一種相互交織、彼此影響的狀態。媒介所構建的“擬態”形象往往是大眾認知的主要來源。為了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中國媒體需要增強海外報道的針對性，主動出擊。

關鍵詞：一帶一路，中國高鐵，框架，國家形象建構

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s the mainstream media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Pakistan from 2011 to 2017 to analyze the relevant news reports of Chinese High-speed train and explore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and news frames in these repor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edia images of Chinese High-speed train in the four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Specifically speaking, Chinese high-speed train was largely covered negatively in the US media while in the Pakistani media, it was not portrayed as supposedly same-level positive as the China-Pakistan friendship would imply. The Chinese high-speed train's oversea media image was affected not only by product quality per se, but also the foreign policy of relevant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China's state image and its product images are mutually shaped in international media. In order to build a better state image globally, the Chinese media also need to proactively engag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China, as well as her products.

Keywords：Belt and Road, High-speed train, framing, national image building

一、引言

媒體塑造並傳播形象。媒體在傳播意識形態、塑造國家形象上擁有重要作用（Merrill，1962）。而受眾主要通過媒介獲取國內外事物的相關信息，有時通過直接經驗，但大多數情況下則依靠包括媒體消費在內的間接手段（王朋進，2009）。本質上，這是一種對外界信息刺激進行接收、編碼、存儲、提取和利用進而產生認知的行為（梁寧建，2003）。對於法律、工業、國家等大部分受眾依賴自身直接經驗無法充分了解的認知對象，大眾媒介成為連接受眾與不同方面的認知橋梁。

媒介所擁有的相關文本是受眾接收的直接信息，是形象傳播的主要載體（孫發友和陳旭光，2016）。大眾媒介傳播的信息是人們了解自身環境之外的社會最系統、持久、穩定的信息來源（Mutz，1998）。而諸如外國或外國企業、技術等對象，受眾認知更受大眾傳媒的影響。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下，塑造並傳播中國形象成為熱點。與經濟發展不對等的是，我國的國家形象建構盡管近年來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並不理想，中國政府時常面臨國家形象危機。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中國制造”走向世界各地，同時也成為中國形象與影響力的重要傳播渠道（王秀麗和韓綱，2010）。

中國高鐵作為中國制造及國家形象的重要代表之一，走出國門，影響世界。海外媒體對中國高鐵的解讀，將會深深影響有關國家受眾對中國高鐵的認知，進而影響對中國制造、甚至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分析國際范圍內媒體的相關建構進程與邏輯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關鍵。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文試圖在我國近年來所主導的一帶一路大背景下，通過聚焦海內外媒體對中國高鐵的報道框架，來探討我國國家形象的建構問題。

二、文獻綜述

2.1 媒介形象

媒介形象的理論先導是李普曼在20世紀初提出的“擬態環境”假說，其理論背景則是社會學的“符號互動論”（王朋進，2010）。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以傳播學視角分析媒介建構，認為大眾媒介報道所提供的信息為大眾建構了一種 “擬態”環境，而這成為大部分媒體、受眾了解現實並做出判斷的依據。“擬態”與真實世界存在或多或少的相似或相異，具有自身的特點和局限性。當社會逐漸發展為龐大、復雜、快速變革的整體，大眾對於現實社會的把握不足，但大眾媒體呈現的具有局限性的“擬態”不得不成為大部分受眾用以認知世界的途徑（李普曼，1920/2006）。

大眾對於現實的認知結果常常受到媒介所構建的“擬態”現實所影響。於是，分析 “現實”、“媒介”和“認知結果”三者之間的關系成為“媒介形象”研究的關鍵（王朋進，2010）。有學者從個體生物系統的角度解釋了媒介影響認知現實的過程。班杜拉等人認為各種不同的，或直接或間接的經驗以符號的形式通過媒介進行表征。個體擁有神經結構、神經系統提供的廣闊發展潛能，通過對表征后的信息進行學習，能夠獲得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在媒介形象的認知環節中，班杜拉通過重復研究認知過程，發現媒體通過其內容引導受眾對世界進行認知示范，能夠將廣泛性知識快速高效地傳送給廣大受眾（班杜拉，2001）。這解釋了大眾媒介對大多數受眾產生認知影響的可能。由此，現實、媒介與認知結果三者之間的聯系被打通。換言之，欲了解受眾所認知的“現實”，我們可以通過了解其在“擬態”中的呈現方式，也即現實某種存在的媒介形象來實現。

2.2 框架理論

社會學是框架理論的發展線索之一。美國社會學家埃文·戈夫曼作為框架理論建立者，認為社會事件散落在現實中而彼此無所聯系或所屬，通過符號化方能被獲取學習，進而內化為能夠與個體心理產生聯系的主觀認知。社會事件通過符號化成為主觀認知的過程是框架理論的基礎（臧國仁，1999）。

心理學作為框架理論的另一發展線索，認為不同的決策情景影響了認知結果。心理學家凱尼曼和特維爾斯基通過實驗發現，擁有相同本質的兩種決策情景通過不同方式呈現，將會影響受眾決策並產生不同認知（Scheufele & Tewksbury，2007）。而受眾認知現實所依賴的不同決策情景，正是來源於將現實符號化的不同框架。

框架分為新聞框架與受眾框架。約翰·費斯克認為新聞框架是選擇的原則，是強調、解釋、表達的符號（費斯克，2004）﹔崇和杜克曼認為受眾框架是在框架建構效果出現之前，受眾已擁有的對於事件的認知（李莉和張詠華，2008）。受眾的受眾框架與媒體的新聞框架均擁有兩層定義：作為人們觀察事物范圍的“框限”（boundary）與作為認知世界、建構內容背后的世界觀的“架構”（building frame）（Gamson et al.，1992）。受眾框架與媒體框架通過限定觀察范圍與世界觀背景，如同一面哈哈鏡將現實中早已存在的事物變窄或加寬，延長或縮短，扭曲甚至是忽略（托德·吉特林，1980/2007）。於是，我們可以通過分析新聞框架的框限與架構來了解“擬態”中“現實”如何被建構。

2.3 國家形象與“中國制造”

在大眾媒介中，某一國家的“象征性現實”通過具體化形成媒介形象，進而影響外國受眾的認知（王朋進，2009）。大眾媒介影響受眾對他國國家形象的認知，所提供的正面或負面信息塑造受眾腦中的他國國家形象（Smith，1973）。

國外關於國家形象的研究大多從公共關系角度出發，如西蒙·安浩特在《競爭性身份認同：創新的國家、城市和地區品牌管理》中提出“國家品牌化”概念，認為國家形象與產品品牌形象相似，同樣需要通過出口品牌、文化交流、政府決策、旅游推廣、對外投資、公眾交流實現形象塑造（王秀麗和韓綱，2010）。

“中國制造”是中國大陸生產商品的總稱。國內對於“中國制造”的研究多從經濟角度出發﹔國外多對“中國制造”進行“原產國效應”與“中國制造”形象危機的相關分析，探討商品生產國形象對消費者認知與購買意願的影響，及其與“中國制造”形象危機的產生原因之間的相關性與應對策略。

中國高鐵作為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制造”之一，對其媒介形象與國家形象等方面的探討能夠豐富關於“中國制造”、中國國家形象的相關研究。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問題：

（1）在2011-2017年間，不同國家媒體對 “中國高鐵”的報道呈現出怎樣的框架與特點？

（2）不同國家媒體中“中國高鐵”的媒介形象是怎樣的，有何異同？

三、研究方法

3.1 國家與媒體的選擇

為比較不同國家主流媒體對中國高鐵的形象建構，本文選取中國、美國、印度和巴基斯坦四國主流媒體有關中國高鐵的新聞報道進行內容分析。

中國是中國高鐵的生產國，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者。本文選取面向國際受眾且具有較強海外影響力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作為分析對象。該報是我國在境外發行量最大的綜合性中文報紙，有“海外閱讀中國的第一選擇”之稱（李誠付，2016）。

美國在全球傳播體系中具有較強的影響力，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及中國周邊的局勢。以發行量和國際影響力為標准，本文選取美國主流媒體中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這三家媒體的報紙發行量位居全美前五，具有較強權威性和影響力。

印度作為中國近鄰與南亞大國，具有較強國際影響力，在“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文化交流、政治互信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覃慶厚，2017）。本文選取《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和《經濟時報》（《Economic Times》）三家影響力較強的媒體進行分析。

巴基斯坦作為中國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其媒體的“一帶一路”報道具有較高研究價值，對於優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中國國家形象深具探討價值。《黎明報》（《Dawn》）是巴基斯坦最具影響力的英文報紙（胡邦勝，2017），《新聞報》（《The News》）同樣具備較強國際影響力，本文選取這兩家媒體進行分析。

3.2 數據獲取

本文使用以下數據庫和網站獲取對應媒體的相關報道：

（1）慧科新聞搜索分析數據庫Wise Search（《人民日報》海外版）﹔

（2）ProQuest平台（《華爾街日報》、《印度斯坦》時報）﹔

（3）Gale-Business Insight: Global（《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經濟時報》、《印度時報》）﹔

（4）《黎明報》官方網站（https://www.dawn.com/）和《新聞報》官方網站（https://www.thenews.com.pk/）。

2011年“甬溫線動車事故”是我國高鐵發展歷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中國高鐵的安全性因此遭到國內外質疑。而至今，在“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中國高鐵已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張名片。故本文以2011年為樣本採集起點，梳理自甬溫線事故至今中國高鐵媒介形象的變化過程。

在數據庫或平台中搜索“China”和“high speed”關鍵詞，選取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1日為時間段，去除無關報道后共得到中國報道349篇，美國報道75篇，印度報道98篇，巴基斯坦報道28篇。中國作為高鐵原產國，中國媒體報道偏多，故對其進行系統抽樣，取50%（175篇）作為研究樣本。

3.3 編碼表類目的構建

本研究在類目構建上基於文獻梳理並結合文本歸納方法。首先借鑒已有研究使用的測量方法，如王秀麗和韓綱於2011年使用的“中國制造”與國家形象傳播研究的內容分析編碼表，其中包括外國媒體有關中國制造的新聞框架量表。在此基礎上，本文在選取的四國媒體中按比例抽取5-20篇報道作為理論樣本進行質化研究，並進行開放性編碼，以此歸納出類目，得出以下編碼表。

   

3.4 信度檢驗與數據分析

維曼和多米尼克認為媒介研究的信度檢驗必須抽取10%到25%的樣本進行分析（羅杰•維曼和約瑟夫•多米尼克，2005），故本研究隨機抽取60個樣本並邀請4位研究人員進行前測。本研究通過R = 2M/(N1+N2)的公式計算編碼員兩兩間信度，再計算信度平均數Rm，后將Rm代入公式CR = n×Rm/[1+(n-1)×Rm]得到4位編碼者之間的信度。編碼員在前測的過程中充分討論，直到編碼者間信度達到0.93時開始正式編碼。

四、研究結果

4.1 不同國家媒體對“中國高鐵”報道的特點呈現

4.1.1 新聞議題與框架

2011年至2017年間，中國媒體相關報道內容大多屬於人文（生活）類型，如報道某兩地之間高鐵線路開通、民眾的乘車體驗等﹔美國媒體相關報道議題內容集中於政治（政策）、經濟、安全這三個類型﹔印度媒體更多關注經濟和外交話題﹔巴基斯坦媒體相關報道的議題內容集中於政治（政策）和經濟類型。

以2011年關於中國高鐵“甬溫線動車事故”的報道為例。美國《紐約時報》的報道China Rail Chief's Firing Hints at Trouble With High-Speed Trains（2011年1月18日）通過政治議題質疑中國高鐵安全質量。《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報道則一方面通過人文（生活）類型議題將公眾對高鐵事故的注意力轉移至積極的一面，建立公眾對中國高鐵的“標簽化”印象﹔另一方面通過“困難敘述”對質疑進行回應。如《確保安全是高鐵首要之義》（2011年1月26日）一方面描述高鐵對人民日常生活水平的改善，塑造中國高鐵“便捷、利民、舒適”的形象﹔另一方面強調“降速僅僅是走出了理性發展高鐵的第一步，降速后仍出現了這麼多問題，說明安全性上需要補的課還很多”，回應質疑並樹立安全形象。

外國媒體關於“中國高鐵”的新聞框架與更深層的政治、經濟、文化及意識形態因素緊密相關，包括經濟全球化、經濟實惠、國家關系等諸多方面。一級新聞框架中四國媒體報道存在顯著差異：中國媒體多使用事實框架和發展框架，美國媒體多使用責任歸因框架，而印度與巴基斯坦媒體多使用發展框架。二級新聞框架中，中國媒體多用發展框架展現國家實力，美國媒體傾向使用責任歸因框架將矛盾源頭指向中國政府，印度媒體傾向使用發展框架尋求國際合作，巴基斯坦媒體偏向於用發展框架闡述中國高鐵經濟實惠的特點。

以“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時間2013年為界，本文將研究時間分為兩個階段，發現四國媒體主導的新聞框架變化顯著。受到2011年甬溫線事故的影響，第一階段有44.1%報道採用責任歸因框架。其中美、印、巴三國媒體突出高鐵質量問題，質疑中國高鐵並將此歸因於中國政府。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中國媒體信源時，特別說明信源的身份性質，以此暗示中國聲音的立場，進而理解中國媒體對高鐵形象的正面話語﹔而多將質量問題歸因於中國政府存在的腐敗現象。第二階段中外國媒體的沖突框架報道佔比僅為17.5%，發展框架佔比則上升至47.5%，新聞框架的使用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特點。印度是位於“一帶一路”核心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其媒體在這一階段的報道中多採用發展框架，報道視角多為經濟利益視角，如在Japan, China in race to sell India their high-speed trains（2014年9月4日《經濟時報》）一文中比較中日高鐵：“Japan is hard selling better quality and higher safety standards, while China is pitching lower costs.”肯定中國高鐵“經濟實惠”的特點，以發展印度本國經濟為基本話語邏輯。

4.1.2 消息源與情感傾向

四國媒體平均每篇報道使用的消息源數量存在顯著差異。美國媒體使用消息源最多，其次為巴基斯坦、印度，中國媒體消息源數量顯著小於其它三國。

就媒體所使用的消息源類型而言，四國媒體間存在顯著差異。四國媒體對“中國高鐵”的報道中，政府（官員）屬性的消息源數量最多。此外，中國媒體更傾向使用來自專家學者和公眾（及其他）的信息。

不同消息來源傳遞不同信息，塑造不同高鐵形象。其中，中國官方信源作為界定者和推動者，外國官方信源作為參與者和見証者。通過引述消息源，“一帶一路”倡議被塑造為受到國際社會歡迎的形象。媒體專家學者等知識精英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中負責闡釋宏大戰略，結合專業知識引導責任轉移（如雷雨等自然因素），進而贏得公眾理解。如在《京滬高鐵運營以來三次出現故障，是否凸顯高鐵技術的缺陷？》（2011年7月15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中，日本拓殖大學王曙光教授表示：“行駛中的電車遭遇雷雨在任何國家都是無法避免的，這種情況不能稱為事故，而是一種突發的自然現象。”而國外信源表明其話語陳述的親近性，體現中國平等互助的國際關系，塑造中國高鐵“互助共贏”的國際形象。

在情感傾向方面，中國媒體的報道最為正面，大多數（64.6%）為無明顯情感傾向，積極傾向的報道達到33%﹔美國媒體的報道最為消極，消極傾向的報道達到46.7%，而積極傾向報道僅為16.0%﹔印度和巴基斯坦佔比最多的均為無明顯傾向報道（分別為64.3%和53.6%）﹔其中巴基斯坦媒體對中國高鐵具有積極傾向的報道佔比僅為17.9%，與美國媒體相當。

以2013年為界對比前后兩個階段，媒體情感傾向變化顯著。第一階段四國媒體報道中超半數為消極情感，積極情感較少。在第二階段中，媒體出現更多中立與積極的報道。

4.2 不同國家媒體筆下“中國高鐵”的媒介形象

中、美、印、巴四國媒體所建構的“中國高鐵”形象存在顯著差異。在中國媒體的報道中，“中國高鐵”的形象與“安全便民”、“技術領先”、“合作共贏”等標簽緊密相連。《人民日報》海外版擔負著世界傳播中國政府聲音的重要職能，其建構的“中國高鐵”形象是正面、安全、技術領先的，報道多採用事實框架體現民眾生活相關信息，選取人文生活類議題描述中國發展，反映友好合作共贏的國家立場。

相比之下，美國媒體報道偏負面，此發現與前人研究符合，如王秀麗和韓綱（2010）研究美國媒體30年間對“中國制造”的報道，發現美國媒體報道中頻繁出現中國制造的負面信息。本文發現，美國媒體將“中國高鐵”建構為“安全質量有待考証的競爭者和挑戰者”。一方面，美國媒體更多關注政策、經濟和安全問題，頻繁使用責任歸因框架，將“中國高鐵”塑造為質量安全有待考察的形象，同時將其與中國政治、經濟問題相結合，進而質疑中國高鐵的發展﹔另一方面，其也通過事實框架和發展框架肯定中國高鐵已經取得的成績，指出中國的鄰國將從中國的發展中受益，強調中國將會成為美國有力的競爭者和挑戰者。

印度作為與中國相鄰的發展中國家，其媒體更偏重於關注本國發展，建構“中國高鐵”形象時較為中立客觀，將“合作共贏、經濟實惠”列為“中國高鐵”的標簽，高頻率使用發展框架反映印度迫切希望謀求合作的國家立場。

巴基斯坦媒體則將“中國高鐵”塑造為“技術先進但安全性較弱”的形象，情感傾向多為中立，這與兩國高度友好的外交關系存在一定出入。有學者指出，認為中巴關系“很鐵”無需憂慮的“無憂論”是中國對巴傳播的一種誤區，巴基斯坦政府和民間對華友好是事實，但巴基斯坦媒體大多缺乏來自中國的第一手新聞素材（胡邦勝，2017）。從本研究結果來看，巴基斯坦媒體對“中國高鐵”的報道以謀求本國發展為主要目的，多以經濟利益為報道視角，表現出中立觀望的態度。

五、相關討論及啟示

5.1 影響“中國高鐵”媒介形象變化的可能因素

通常來說，事物的形象具有三種呈現方式：實體形象、媒介形象以及人對事物的認知形象（王朋進，2009）。實體形象和媒介形象分別對應李普曼的現實環境和擬態環境，而認知形象則體現出人們對事物的認知結果。受高鐵產品質量、國際關系和大眾傳播等因素的影響，“中國高鐵”媒介形象的呈現於不同國家媒體和時段中有所不同。

首先，高鐵系統的質量是高鐵形象建設的根本。受到“甬溫線動車事故”的影響，美國和巴基斯坦對中國高鐵的報道超過半數為消極情感傾向。若想打響“中國高鐵”這張名片，最根本的是要把關好高鐵系統的質量，建設好中國高鐵的實體形象。其次，中國高鐵近年來的形象變化還與國際關系以及大眾傳播等因素緊密相連。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貿易關系日趨緊密，“中國制造”成為美國報紙關注的一個重要議題，美國媒體將中國高鐵建構為“質量安全有待考証”的形象。而印度媒體則重在關注自身國家的發展，將高鐵看作與中國交往的一條紐帶。

不難看出，媒體這面“哈哈鏡”所折射出的媒介形象同時也是國際關系的反映。但外交優勢並不意味著國際傳播優勢，巴基斯坦媒體對中國高鐵更多地表現出中立態度，這與兩國高度友好的外交關系有一定出入。巴基斯坦對華友好是事實，但將中巴友好毫無根據地擴展至中巴傳播卻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因此，國際關系雖影響形象塑造，但它並不決定塑造結果。

大眾傳播媒介對中國高鐵的形象建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高鐵質量、國際關系和政策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眾媒體成為塑造中國高鐵形象和中國國家形象的主要平台。中國需要在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中佔據主動，靈活地、有針對性地輸出內容，進而樹立中國高鐵、中國制造和中國國家的積極形象。

5.2 媒體塑造的高鐵形象和國家形象相互交織、彼此影響

媒體筆下的“中國高鐵”所代表的不僅是高鐵形象，更是中國的國家形象。中國高鐵的媒介形象和中國國家形象相互交織、彼此影響。

首先，高鐵的媒介形象折射出國家形象，不同國家媒體對中國高鐵形象的建構反映出它們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作為“中國高鐵”媒介形象的構成，國際觀點沖突、國家實力、經濟實惠和外交關系等框架，反映出不同國家媒體對我國國家形象的認知。例如，在美國媒體的報道中，以“安全”為議題內容的文章突出強調中國高鐵的質量問題和安全隱患，呈現出“劣質的”中國形象，表示中國政府和企業對高鐵的質量缺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次，不同國家媒體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影響它們對“中國高鐵”形象的建構。例如，美國媒體將其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投射在中國高鐵的形象建構中，在報道中頻繁採用責任歸因框架，將“貪污、腐敗的政治環境”與中國高鐵形象聯系起來﹔印度媒體在探討印、中、日三國關系時，認為快速發展的中國對印度來說既是競爭對手也是合作伙伴，中日高鐵的招標決策影響三國間的區域戰略博弈，高鐵由此成為了外交的使者。

媒體塑造的中國高鐵形象和中國國家形象由此交互影響。不同國家媒體對中國高鐵形象的建構體現出它們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而它們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又影響著其對中國高鐵形象的建構。中國高鐵是“中國制造”的代表，是“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走出去”的一張名片，這張名片代表的是中國的國家形象。隨著中國高鐵“走出去”的逐步深入，我國更應該注重高鐵形象的維護，以此助力傳播我國積極的國家形象。

5.3 本研究對我國國家形象傳播的啟示

“中國高鐵”媒介形象的建構與大眾傳播密切相關。然而，國內公共關系意識和危機公關能力尚有欠缺。以2011年的“甬溫線動車事故”為例，在事件爆發之初，中國政府有關方面沒有及時形成清晰的公關策略，中國媒體沒有在第一時間形成合理的傳播方案，對海外媒體報道的反映不夠迅速，從而失去了化解媒體負面形象建構的有利時機。政府和企業的公共關系行為能夠有效減少外國媒體上負面報道的數量，提升國家形象（Albritton & Manheim, 1985）。因此，在全球傳播的語境下，提高我國的危機公關意識和能力勢在必行。

此外，提升中國高鐵的媒介形象，在把好質量關外，還需提升“中國制造”的原產國形象。中國高鐵是展示我國國家形象和軟實力的有力載體，高鐵“走出去”應伴隨中國文化核心價值合理有效的對外傳播，以此增進世界對“中國模式”的理解、認同和接受。具體而言：

增強對外報道的針對性。在“中國高鐵”的相關報道中，外媒對中國的指責主要集中在可能導致的環境污染、債務、腐敗、垃圾處理以及國民認知不足等方面。因此，我國媒體需要增強對外報道的針對性，有的放矢，維護中國高鐵的媒介形象，進而樹立積極的國家形象。

主動出擊、設置議題。研究發現，外媒在第一階段對中國高鐵報道的情感傾向多為消極，后一階段中立報道超過了半數，但積極報道增幅不大。外媒並不主動塑造中國高鐵的積極形象。故在國際輿論場中，我國媒體應當主動出擊，設置議題，積極報道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中相關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在環境破壞和腐敗行為發生時的有效懲處機制，關注外媒提出的建設性意見，多採用專家和業內人士為信源，增加意見及建議部分在稿件中的分量，提升新聞的內在邏輯性。

各國媒體中的“中國高鐵”形象，反映了中國與相應國家之間的合作與競爭，體現出相應國家對中國的認知和態度。“一帶一路”建設離不開中國與有關國家的積極互動，在此過程中，不僅是中國高鐵，相關事物的媒介形象都具備一定的象征和隱喻功能。我國應積極主動地利用這些“鏡子”作為參照和輔助，有針對性地開展相關外交活動，以此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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