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师范大学 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9）

摘要:2019年5月30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播刘欣应邀与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女主播翠西·里根就中美贸易等话题进行了约辩。回顾整个事件的发展，其中蕴含着许多传播学的理论。本文从约辩前策划流量吸引、约辩时产生形象建构、约辩后影响话语权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传播学；流量；媒介事件；国家形象；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2-0000-03

2019年5月14日晚，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女主播翠西·里根在节目中无端指责中国“偷窃”美国经济利益，鼓吹对华“经济战”，并且用词激烈。5月22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发布题为《中国不会接受不平等协议》的短视频评论，主播刘欣在视频中反驳了翠西·里根的言论。5月23日，翠西·里根在节目中对刘欣的反驳表示质疑，并声称刘欣是对所有美国妇女的人身攻击。随后，翠西·里根在推特上发出了“约辩”的邀请。5月24日，刘欣在推特上同意“约辩”。这样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在国内的各大网络和媒体上广泛传播。2019年5月30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播刘欣应邀与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女主播翠西·里根就中美贸易等话题进行了“约辩”。“中美主播约辩”事件发生后，其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深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中美主播约辩”事件所蕴含的传播内涵值得我们深思。

一、“约辩”序幕：“符号化”活动的流量吸引

（一）“符号化”活动传播

信息传播离不开符号。传播学者施拉姆提出，不管人们如何称谓符号，符号都是能够释读出意义的传播元素。没有无意义的符号，也没有符号没有意义。[1]人们为了实现有意义的交流和互动，使用符号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当一个传播事件带有明显的“符号”因素，可称为“符号化”活动。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通过“符号化”活动来吸引受众，传者建构符号的意义，受者接收符号的信息。在电视新闻栏目里，主持人或主播往往作为节目的串联者，作为节目传播中有代表性的传播符号，正是连接节目自身与受众的一个中介。主持人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方式塑造有不同意义的符号，并通过这些符号向受众传递不同的意义。

在“中美主播约辩”事件中，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和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两家电视台将两位主持人分别作为自己的符号，通过主持人的语言和非语言形成栏目的立场。不管二人本身的立场如何，她们都是由栏目所建构的符号。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受者接收着来自“刘欣”和“翠西·里根”两个不同符号的信息，由于对符号所传递信息的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受众群体。这样的“符号化”活动，使受众更加了解节目本身的符号意义，也达到了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

（二）电视栏目的一次流量胜利

在如今新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电视媒体的地位遭受巨大冲击。而这一次，从“中美主播约辩”事件的发酵到结束，在一周的时间内，这一事件使得两家电视台变身流量担当，同时“约辩”的话题也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

据香港《南华早报》和彭博社报道，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约辩”的话题浏览量早已过亿，相关的视频观看次数也已达到数千万，同时央视新闻等官方社交媒体也对相关活动进行预热和转发。因而，在5月30日，首次出现了对国外一家商业电视台节目的全民围观，成为电视新闻栏目收视的一次飞跃。在满足受众观看需求的同时，也达到了电视台吸引巨大流量的最终目的。在如今新媒体的环境下，这无疑是电视栏目的一次流量胜利。

二、“约辩”内容：“中美主播约辩”事件中的国家形象建构

（一）“媒介事件”建构国家形象

2000年，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将“媒介事件”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认为其包含在某一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经过大众传媒传播的事件。这样一场受到大量关注的“约辩”足以被称为一次“媒介事件”。

国家形象可分为“实体形象”、“媒介形象”和“认知形象”：实体形象指一个国家物质的和精神的“客观状态”；媒介形象指媒介（尤指大众传媒）在关于国家信息的传播中所建构的“他观状态”；认知形象指国际社会的民众等对国家主体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印象或评价”。[2]正如李普曼所言：“我们只愿意看到我们愿意看到的。”在这样一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约辩”也是用一次建立在“客观形象”上，并利用“媒介形象”建构西方对中国“认知形象”的机会。

从媒介形象和认知形象的角度而言，在“约辩”的内容中，一开始翠西·里根对于刘欣的介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而刘欣则称自己以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的身份来进行对话。”接着，翠西·里根问道关于中国企业偷窃知识产权、华为打击威胁通信产业等问题，试图间接地引导刘欣承认美国是受害者，而刘欣则以“如果你想改变规则，则需要双方的共识”表达了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刘欣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阐述，纠正了西方媒体和民众对于“国家控制一切”的误解。这些实例都体现了中国国家形象在“中美主播约辩”这一个“媒介事件”中的重新建构。

对话不对抗，平等不傲慢。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平等对话和交流，需要更多这样的“媒介事件”提供国家形象建构的平台。

（二）建构国家形象的渠道启示

回顾整个约辩事件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建构国家形象的渠道。第一，我们需要建设更加系统化、国际化的传播渠道。中国应借助外文网站或国际电视台, 充分利用Facebook、Twitter等海外社交媒体资源，结合央视新闻、微博等国内媒体平台，积极建构的良好国家形象，在媒介事件中传播更丰富、更优秀的中国形象，让越来越多的国际受众了解真实的中国形象。第二，用“软传播”的理念建立和谐的传播环境。“软传播”则要求与生活密切相关，注重传播环境的和谐。不生硬嵌入，不强制灌输，通过不同角度更“软”地表现一个国家的形象，从而提高国际受众对中国形象的认同感。第三，利用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当事件的传播与国家形象建设相关时，应当及时合理地设置议程，引导公众舆论。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面对在国际上迅速传播的事件，需要一个可以进行“议程设置”的角色。而在“中美主播约辩”事件中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由于其工作语言的特殊性（英语）和传播性质，便担当了在设置议程的角色。

三、“约辩”思考：“约辩到对话”背后的话语权博弈

随着新媒体技术进步和社交媒体盛行，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影响着外界对中国的判断。“约辩”已经拉下帷幕，回顾这次中美两位新闻主持人之间的“约辩”，几乎没有情绪化的碰撞，反而充满了客观与理性。刘欣在结束“约辩”后表示，她并不认为这是一场辩论，而认为更像是一次交流，一次交谈。“从约辩到对话”的背后，不仅是中美两国媒体的竞争，也是中美两国国际话语权的博弈。

法国思想家福柯最早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即不能将话语和权力分割，真正的权力需要通过话语来实现。当权威媒体发出声音后，受其影响的受众很难听到其他不同的意见和话语，久而久之形成舆论的共识。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和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作为两个不同国家的媒体，他们所吸引的大多是倾向于自己立场的受众，并且通过自己所表达的话语形成自己的“权力”。

从宏观来看，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圈的格局的确是以西方为中心。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多极化的世界也逐渐孕育了“去中心化”的世界信息体系。权力的分散使得西方媒体面临难以垄断消息源的困境。但即便如此，美英媒体在“去中心化”的格局中仍占据优势。[3]尽管西方媒体依然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但是“中美主播约辩”事件也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声音”的出现。在国际传播领域，争夺话语权的背后是国家间实力的较量，也是对国家影响力和地位的博弈。话语权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实世界权力关系博弈的格局。

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中国的话语传播，提升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提高中国话语权的诉求将会在国际社会的新闻传播领域愈加重要。同时，这也体现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的重要性。

四、结语

作为一个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传播事件，“中美主播约辩”事件蕴含着较为丰富的传播学理论。从“约辩”的序幕到对“约辩”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符号”“媒介”“流量”“话语”等因素影响着整个事件。而事件背后的成因和影响，也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李鲤.全球性媒介事件中网络媒体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人民网“世博专题”有关中国报道的阶段性分析[J].人民网,2010，12（23）.

[3]沈国麟,樊祥冲,张畅.争夺话语权:中俄国家电视台在社交媒体上的话语传播[J].新闻记者,2019(4):65-77.

[4]李普曼.舆论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冯宇冰.从符号传播学维度解析文化综艺类节目主持人的形象塑造[J].新闻研究导刊,2018(12):117-118.

[6]王圣.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研究—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J].新闻与写作,2019.

[7]肖俊.从福柯的话语权理论看网络舆论带来的权力博弈[J].新闻传播,2013(3):113-116.

[8]邵培仁,沈珺.新世界主义语境下国际传播新视维[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99-103.

（作者简介：江小轩，男，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实务研究；关梅，女，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广播电视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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