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轉新聞：消解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機構媒體如何回應？

某些自媒體在新聞制作的過程中，並不以事實真相為重，也不重視對新聞事件的跟蹤報道，從而減少了對新聞事件的論証過程。反而在撰寫新聞內容的過程中大量運用修辭手法，制造各種新聞噱頭，截取事件本源的部分片段進行夸大，選取最具吸引力的部分進行傳播，這無疑會造成新聞的“失實”。“后真相”其實是社會分化和社會焦慮下的產物，每當出現醫患、師生和警民矛盾等事件時，社交媒體上很多人其實不完全是就事論事，而是基於他們的日常生活體驗“遷移”於此，進行簡單的情緒宣泄，從對事實的爭論轉變為情感的困斗﹝4﹞。不僅如此，在新聞傳播的過程中，也不再對新聞所報道及轉載的事件進行檢驗，而是為了蹭熱點簡單轉發，從而吸引受眾注意，這實則是媒體和個人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在“安醫生自殺事件”中，由於眾多媒體和個人拋棄自身所固有的社會責任感，肆無忌憚對污蔑當事人的文章進行轉載，給安醫生帶來了極大的社會和心理壓力，致使安醫生一步步走向絕路。

在遇到類似新聞事件的過程中，機構媒體不能僅僅在第一時間就站出來進行報道，畢竟對新聞的調查是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面對某些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新聞時，機構媒體雖然沒有在第一時間給出調查結果，但是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交軟件和資源優勢發布文章，呼吁廣大受眾切勿跟風，要等待調查中的事實真相。

在重慶大巴墜江事件中，一開始大家都在紛紛指責女司機，認為是她逆行導致公交墜江，導致10余人遇難。在真相還沒有完全弄懂期間，《人民日報》通過微博平台發布文章：呼吁大家要堅持等待事實真相的水落石出，避免謠言再次撞車，號召大家期待奇跡，起到了安撫民心的作用。與此同時，《人民日報》也一直堅持對真相的搜尋，很好的引導了公眾的情緒，從而也很好的避免了公眾對真相的揣測，造成大家的恐慌情緒。最后在事實清楚之后，《人民日報》還發文告誡公眾在今后遇到類似情況應該如何做。此舉做法既穩定了公眾的情緒，同時也給予受眾遇到問題的對策，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與公眾間的距離。

不僅如此，機構媒體在信息發布之后也很注重受眾對信息的反向傳達環節。正是因為機構媒體高度關注受眾心理，保持與受眾的緊密感，才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受眾的參與感，讓廣大公眾跟隨機構媒體一起挖掘事實的真相。

三、后真相時代：機構媒體如何應對虛假新聞？

如何有效地對虛假新聞進行回應：在“后真相時代”我們應該如何有效的去引導受眾泛濫的情感，從而更好的契合大眾對信息的接受度。“傳統媒體作為肩負公共服務大任的政治和社會組織，在目前信息混亂、失控的狀況下，應該挺身而出，超越客觀的事實報道，而重拾起新聞的立場與擔當。”﹝5﹞

社交媒體的進步推動了公眾新聞的發展，促使我們進入人人都可以制作新聞的新時代。人人都可以制作新聞，並不意味每條新聞都具有傳播價值，也不代表每條新聞都是真實存在的。有些媒體或個人為了蹭熱點、獲取點擊率和博取關注度，會惡意造謠來引發大眾關注，這實則是有損大眾的利益，從而不利於社會有序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還會引起社會騷動。在這個關鍵時刻，就需要機構媒體扮演發布權威信息的角色。在此次“重慶公交車墜江”這一新聞事件中，《人民日》報作為機構媒體的中堅力量，在穩定社會情緒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在面臨突發事件時首先要安撫好大眾的情緒，切忌跟風報道，這有失機構媒體的本質。

四、結語

“后真相時代下”的新聞事實在經過多次修改后開始變得不那麼重要，同時廣大受眾更多時候是讓情感和立場替代新聞事實。這導致更多的新聞媒體為了謀求關注度和個人利益，拋棄自身能夠更好地為大眾提供真實信息的理念和原則，轉而去制造和傳播能夠煽動廣大受眾情緒“燃點”的新聞信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權威的機構媒體，應當做好表率，更好地引導社會輿論，推動社會信息的有序傳播。

參考文獻：

﹝1﹞於紅梅,潘忠黨.近眺異邦:批判地審視西方關於“后真相”的學術話語﹝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25(8):5-24+126.

﹝2﹞李彪,喻國明.“后真相”時代網絡謠言的話語空間與傳播場域研究——基於微信朋友圈4160條謠言的分析﹝J﹞.新聞大學,2018(2):103-112+121+153.

﹝3﹞李暢,黃顏顏.后真相時代輿論內涵解讀﹝J﹞.新聞界,2018(9):88-93.

﹝4﹞李彪.后真相時代網絡輿論場的話語空間與治理范式新轉向﹝J﹞.新聞記者,2018(5):28-34.

﹝5﹞彭增軍.后真相時代新聞的立場與擔當﹝J﹞.新聞記者,2018(5):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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