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舉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推動媒體融合發展，要統籌處理好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中央媒體和地方媒體、主流媒體和商業平台、大眾化媒體和專業性媒體的關系，形成資源集約、結構合理、差異發展、協同高效的全媒體傳播體系。

在以往的媒體融合實踐中，如何處理這四個方面的關系，對於正確把握媒體融合的發展方向影響至深，值得我們結合實踐中的經驗教訓深入思考。

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關系

通常而言，在媒體融合語境下的傳統媒體是指使用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的傳播渠道和終端從事公共性傳播活動的媒體機構，而新興媒體是指基於現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而發展起來的新的傳播渠道和終端，以及運營這些渠道和終端上的相關應用的機構。在實踐中，由於在我國這兩類機構通常具有不同的經濟屬性和運營原則，也有人用這組概念指代不同經濟性質信息傳播機構。我們認為，在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媒體融合四大關系的語境中，這組概念的主要含義是指不同的傳播渠道和終端。

隨著傳播技術的持續進步，新興媒體替代傳統媒體是一個基本趨勢。移動傳播體系的出現，加速了這一過程。移動傳播的渠道和終端的普及和廣泛應用，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出現了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信息無處不在、無所不及、無人不用，導致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新聞輿論工作面臨新的挑戰”。作為一個現代傳播機構，無論它曾經使用什麼傳播技術手段、運營什麼渠道和終端，學會掌握運用新技術新渠道，都是題中應有之意。就像一支現代化的軍隊，無論歷史上它運用舊的武器系統多麼嫻熟，創造過多少輝煌戰績，在面對現代戰爭的考驗的時候，它也必須實現自身武器系統和戰略戰術的現代化。在我國，對於原本主要是運用傳統媒體技術從事傳播活動的“主流媒體機構”來說，在新的信息技術革命面前，它們也面對著傳播技術現代化的任務，在迅速發展的移動傳播技術以及與之高度匹配的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移動傳播趨勢面前，“要堅持移動優先策略，讓主流媒體借助移動傳播，牢牢佔據輿論引導、思想引領、文化傳承、服務人民的傳播制高點。要探索將人工智能運用在新聞採集、生產、分發、接收、反饋中，全面提高輿論引導能力”。這些要求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了。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把“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看作是主流媒體機構在不同時期使用的不同傳播渠道和終端，那麼它們之間的關系，就是基於新技術的傳播體系逐步替代基於舊技術的傳播體系的關系。在過渡期，我們應當借助主流媒體機構所掌握的在傳統媒體渠道與終端上的優勢，如受眾規模、品牌影響力等，支持主流媒體機構在新的基於互聯網的傳播渠道和終端上的發展，實現 “優勢互補”和傳播資源的戰略轉移。在這個過程中，“要堅持一體化發展方向”是一個正確選擇。這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應當基於原有的主流媒體機構，借助其既有的內容生產能力、社會公信力等優勢，推動它們向“新型主流媒體”升級迭代。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通過流程優化、平台再造，實現各種媒介資源、生產要素有效整合，實現信息內容、技術應用、平台終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質變，放大一體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強大影響力、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

中央媒體和地方媒體的關系

在媒體融合發展的初期，我們的各級各類媒體機構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但是由於對新興媒體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不夠深刻，也出現了“各自為戰、缺乏協同”的情況。整體而言，在媒體融合發展實踐中，暴露出來單一主流媒體機構在互聯網上發展新興媒體的能力不足、資源不足的問題。因此，“要抓緊做好頂層設計，打造新型傳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體”，這一指示就顯得十分必要和及時。

觀察分析媒體融合實踐，我們認為，必須根據互聯網發展的趨勢和特點，明確“打造新型傳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體”的戰略目標，並根據這一目標，分解中央媒體機構和地方媒體機構在建設現代傳播體系中的任務。對於中央主要媒體機構，應當明確它們“打造新型傳播平台”的任務，並為此配置充分而必要的各方面資源﹔對於多數有條件的省級媒體集團，應當在整合力量的基礎上，賦予它們“建成新型主流媒體”的責任，並經由它們的基於互聯網的技術平台，支撐各自區域內的縣級融媒體中心的建設和運營，並為現有地市級媒體集團和機構的新興媒體發展提供技術支持。而地市級媒體機構和縣級融媒體中心，在技術上應當依托中央或省級平台努力發展新興媒體，特別是移動端口﹔在運營上，要依托技術平台，借助互聯網應用下沉的契機，聚合起本土經濟、社會各方面的資源，切切實實做好“服務群眾”、“服務人民”的工作平台，成為主流媒體機構自主可控的新型媒體平台的信息傳播及服務的端口和用戶入口。通過這樣的分工，我們有可能建立起一個以新型主流媒體平台為核心的現代傳播體系。

主流媒體和商業平台的關系

在我國媒體融合的語境裡，“主流媒體”通常是指擁有新聞信息採集、發布的全資質、組織上接受各級黨委和政府直接領導的新聞媒體機構﹔而商業平台通常是指民營企業在互聯網上運營的海量用戶平台，這些平台以其用戶數量多、影響范圍大、傳播速度快而擁有社會動員能力。客觀上，在我國信息傳播領域，目前形成了主流媒體機構生產的內容，主要通過商業平台在互聯網上分發的格局。

在媒體融合實踐中，主流媒體從“借船出海”，強調對商業平台借力發展，借助商業平台擴大主流輿論影響力，發展到今天主流媒體機構正在努力建設自主可控平台，這給現有格局也給主流媒體與商業平台的關系帶來了深刻影響和重大變數。我們認為，習近平同志指出的“要運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做大做強主流輿論，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這作為媒體融合的根本宗旨不能變、不會變。我們對於主流媒體與商業平台的關系的認識，應當建立在這一原則基礎上。

從這一原則出發，結合我國互聯網發展的實際，我們認為，主流媒體與商業平台的關系，應當是在主流媒體牢牢掌握輿論場主動權和主導權的前提下的合作關系、互補關系、共生關系。

在我國，主流媒體擔負著重要的政治責任，是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的重要工具，在互聯網環境下這個作用隻能繼續得到加強，其中，建設主流媒體自主可控平台就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平台建設過程中，商業平台的探索及其積累的技術和經驗，是一筆重要的財富，應當通過雙方合作實現共享。

在互聯網信息分發領域，短期內，商業平台作為主要渠道的地位不會改變。因此主流媒體仍然需要繼續“借船”﹔而商業平台分發的權威信息、優質內容，仍然要主要依靠主流媒體機構提供，這種互補關系也將繼續存在。

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看，由於互聯網商業平台大都是生態級平台，在新聞等公共性信息分發之外，還擔負著通訊、社交、電商、本地服務等等多種社會功能，客觀上具有經濟與社會發展新動能發動機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保護它們在合法經營前提下的健康發展，因此，主流媒體的自主可控平台將與商業平台在互聯網上長期共生。如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是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樣，新型主流媒體平台和商業平台也都是我國互聯網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社會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眾化媒體和專業性媒體的關系

大眾化媒體一般是指以普通公眾為傳播對象的媒體機構，相對專注於特定領域的專業性媒體而言，其報道范圍廣、用戶數量多。這兩類媒體機構具有不同的資源稟賦，在媒體融合也即傳統媒體互聯網化的過程中，必然走上不同的路徑。

在互聯網平台化發展的趨勢作用下，原來的傳統媒體機構面臨的主要選擇有兩大可能：擁有用戶規模較大的大眾化媒體，具有發展成為綜合性平台或端口的潛能﹔而專業性媒體更有可能向綜合平台的專業內容供應商和專業領域運營商轉型。在我國媒體實踐中，已經不乏這種根據自身特點選擇轉型路徑的實踐。

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媒體融合當前要處理好的四大關系，抓住了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主要矛盾和關鍵環節，是給媒體融合的實踐者和研究者提出的重大課題。我們應當秉持媒體融合擴大主流輿論陣地的初心，結合實踐，運用互聯網思維，遵循新興媒體發展規律，以習近平同志關於互聯網發展和媒體融合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深入研究把握這四大關系的本質和相互作用方式，正確處理這四大關系，加速建設資源集約、結構合理、差異發展、協同高效的全媒體傳播體系。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以媒介融合推動新型傳播體系的構建研究”（批准號：14AZD039）課題成果﹔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中宣部媒體融合專家組成員，中國記協新媒體專業委員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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