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申報》的新聞人才觀念

雖然從1872年到1911年，《申報》歸外國人所有，但是《申報》的編輯大權緊緊的掌握在蔣芷湘和錢昕伯等人手中，從未旁落。因此《申報》在新聞人才的選撥方面深深打著中國傳統文人的烙印。例如《延請訪事人》中就對新聞記者明確的提出了兩個要求，其一是“探事則原原本本”，其二是“吐辭則洒洒樣樣，巨細皆書”。 [15]又如《覓請報事人》就直白寫道“慧業文人或當不吝珠玉” [16]。這些足以說明當時《申報》的採編主體依舊是中國的典型文人。

《申報》的報人對其自身的地位非常重視，《英國新報之盛行》表面上看是對英國《泰晤士報》的一則簡介，事實上文章的敘事話語飽含著近代報人對自己社會地位提高的一種期待。文中最后說道：

總主筆雖無職位於朝而名貴一時，王公大人皆與之交歡，恐后常人之踵門求見者，罕觀其面。是以人皆願為是館之總主筆，而不願為英國之宰臣。宰臣之所操者，朝權也﹔而總主之所持者，清議也。清議之足以維持國，是故泰西諸國皆奉以為矜式[17]。

近代中國報人的這一種期待折射的正是中國近代文人的心態結構，而這一心態結構也造成了中國近代新聞事業與同時期的西方新聞事業呈現出不一樣的景象。關於此問題，后面將會給予論証。

（四）《申報》的新聞報道觀念

新聞的真實性原則是新聞的生命，無論任何媒體報道新聞都必須尊重事實。《申報》同樣也強調新聞真實性原則，在《訪請報事人》中就要求新聞採訪者需要做到“事事確實，語語詳明，足以廣人聞見”[18]。真實性原則在《申報》其他新聞學專文中也多有提及，在此不作贅述。《申報》也零散的提及了新聞報道要秉持時新性和淺白易讀性[19]。

不同於近代西方的新聞報道對評論的漠視，《申報》對評論相當重視，並且在報道形式上也將評論置於報紙頭版。報紙觀念的征伐必然損害新聞的客觀性，為此《申報》也提出了評論的寫作原則，既“博論重要事務”和“自創正經之論”[20]。然而該原則不僅含糊不清，並且在實際操作中根本無法施行，隨之也就成為一紙空論。

三、中國文人與近代報業

19世紀上半葉，大眾化報刊已經在英國和美國興起。在當時西方社會，報紙既可作為人們獲知必要信息的渠道，也可以作為日常生活的消遣讀物。人們固然可知報紙的大眾化必然不是自下而上的建立反饋渠道，廉價報刊的目的因絕不是為社會管理者提供大眾生活圖景以供決策。不僅廉價報刊，單就《泰晤士報》而言，其服務指向也是社會公眾。反觀近代中國新聞觀念，報人所持的新聞功能觀念則是新聞紙可以自下而上的建立信息反饋系統，其目標指向是為社會管理者提供信息，這信息既包括民生疾苦，也包括他國資訊。隨著原有上海經濟結構的被打破，新聞的本體功能才日漸被意識到。

《申報》雖然始終致力於新聞報道的淺白易讀，但是沒有消除中國“士”階層與“民”階層的壁壘，文言文成為重要的屏障。《申報》為此做過努力，例如《民報》的創刊。但是《申報》的“開啟民智，普及文化”的新聞功能觀不自覺的為“士”與“民”樹立起心理屏障。

中國研究輿論的最早專著是林語堂先生所著的《中國新聞輿論史》，在這本著作中，報刊的歷史與輿論糾葛在一起。《申報》的新聞輿論觀與《中國新聞輿論史》一樣，沒有厘清輿論和新聞的關系以及二者的作用。《申報》對輿論的論述也只是當其附著在新聞功能加以闡釋，因此形成了報紙向社會管理者反映民意，社會管理者據此實施政策的認識。《申報》新聞輿論觀的貢獻在於論証了民意空間留存的合理性，但也忽視了新聞、報紙和輿論三者聯系和區別。與西方概念先行不同，近代中國傳統文人秉承“格物致知”，因此不善於用邏輯和范疇分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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