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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三十年新聞思想疏証

羅敬達
2019年05月15日09:10 | 來源:今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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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徐寶璜的《新聞學》一書被視為新聞學界開山之作,同時也是中國新聞理論最早的詳備之作[1]﹔然而,中國新聞理論思想的濫觴卻需回溯到《新聞紙略論》[2]。從“隻言片語”到“疏而不漏”,兩份有關新聞理論的文獻縱跨75年。在這期間中,關涉新聞理論與思想的論述沒有沉寂,雖然今天鮮有提及。美查經營的近三十年的《申報》,不僅以新聞的形式記錄了近代歷史,更以刊載的18篇新聞學專文豐富了中國早期的新聞思想[3]。這些論述既反映近代主體報人的心態結構,也呈現出近代中國迥異於西方的新聞觀念。時至今日,疇昔的新聞思想依然或多或少影響著今天的新聞實踐。

關鍵詞:《申報》﹔近代新聞思想﹔報人心態結構﹔功能分析范式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4-0000-03

一、《申報》新聞觀念的注解

對於一份報紙新聞觀念的考察,人們一般將其所刊載的報道文本作為切入點。可是在探索《申報》新聞思想的路徑上,也不應忽視《申報》自身對新聞學的大量撰文。《申報》刊載的新聞報道是其新聞思想觀念的外顯行為,辦刊宗旨和理念作為內隱潛移默化的支配其新聞實踐活動﹔在考察《申報》的大量新聞文本中,人們難免不會對其新聞觀念產生疑竇,而《申報》直抒新聞觀念的文章亦可作為《申報》新聞理論思想的注解來為我們釋疑解惑。

以詮釋學的視角,文本的注釋也不能全然解決人們心中所有的疑問。例如對四書影響最為廣泛的注本應首推《四書章句集注》,但朱熹對四書的注釋不可能徹底澄清文本,因此后世學者對《四書章句集注》始終有大量的考証與批駁。對於《申報》的新聞思想注釋亦是如此,那些關於新聞觀念文章仍然有許多待考和挖掘之處。

二、綜述《申報》有關新聞觀念的文章

《申報》有關新聞思想的論述雖然行文活潑,但不具備嚴格的邏輯體系。一篇文章可能包括新聞觀念的諸多方面,比如《勸看民報》就論及了大眾化報紙的報道原則和大眾化報紙的社會功能[4]。因此本文將《申報》有關新聞學的論述整理為新聞功能、新聞輿論、新聞記者、新聞報道原則四個部分,然后再進一步綜述。

(一)《申報》的新聞功能觀念

有關新聞功能的論述,《申報》著墨最多,幾乎其每篇新聞學專文都有所涉及(除幾篇招聘公告外)。《申江新報緣起》開篇就談到《申報》的創辦“便於民”,隨著中國近代社會被脅迫的卷入世界發展浪潮,原有“惟無書賴眾口以傳”的傳播組織形式越來越限制民眾的視野。《申報》據此論述道:新報則出今日之事以見今人之才。若無新報,則古書所傳或可朝稽而夕考﹔而今人之事所謂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者,心所未識,耳所未聞,使徒賴眾口揚目前之事焉。烏足以殫見而洽聞哉[5]。此處對新聞功能闡發落腳點在於廣博國人見聞。對於憑借新聞以提升國民素質最為直接的論述要數《勸看民報》中的一段:俾女流童稚以及販夫工匠輩,皆得隨時循覽已擴知識而增見聞,迨至鑽研既久,勢必智慧頓開,即風華點贍之辭向所未解者亦漸可通達矣。此實為啟迪顓蒙之要法[6]。這些論述都可歸納為《申報》對新聞開啟民智功能的期待。

《申江新報緣起》一文對新聞功能的闡發並沒有局限於上述一點而擱筆,在《申報》主筆們的新聞觀念中,報紙最大功能應是“民之意達於上”。隻有國家治理者通曉民情民意,國家的政策方針才能有的放矢。對這一功能《申報》不吝筆墨的反復強調。《邸報別於新報論》不僅為本土報紙“京報”與舶來品“新報”作了區分,更為重要的是點明報紙作為一種媒介不應將“士大夫”和“農工商賈”割裂為兩個層級,而應全部吸納為統一的“讀者”群體。《申報》認為報紙的要務就是要使“朝廷”和“閭裡”的信息互通有無[7]。《論中國京報異於外國新報》則以歷史回顧的方式,直接將國之興替懸系於“朝廷過失不隱於下,民間疾苦不壅於上”[8]。《論新聞日報館事》也毫無避諱的表達報紙應當實踐“民間意可達於君上”的功能,以期社會達到國家“上下一體,不但官與民不甚懸殊,即君與民亦不相暌隔,故每遇事可以盡情議論,直陳無隱”理想境況[9]。

除了論述新聞可以使信息通達於上下的功能之外,《申報》也強調報紙具有“通兩國彼此未悉之情”的功能[10]。直至《整頓報紙芻言》才將報紙的功能做了系統的整合論述。面對近代資本經濟的發展,《申報》也更加注重社會經濟的發展,由此也認識到了新聞對商情報道所具有的現實意義。關於新聞功能的論述實際上是對社會傳播運行系統提出的改革措施,與中央集權配套的自上而下的層級傳播模式難以應對新的變化,因此產生許多國家亟需革除的積弊。

(二)《申報》的新聞輿論觀念

中國古代就已經有對輿論的探討,出自《國語》的《邵公諫厲王弭謗》就指出:當統治者面對社會輿論壓力時,不應“使監謗者”去壓制輿論﹔而應當“為民者宣之使言”,從民意中看出政治得失[11]。不同於周厲王的鉗制輿論,子產則表達了應該為民眾提供空間,可以使民眾“議執政之善否”,籍此可以“行民所善者,改民所惡者”[12]。這兩篇文章被后世廣為傳誦,成為最早關於輿論論述的文獻。《申報》繼承了中國傳統的輿論理念,《上海日報之事》就借由《子產不毀鄉校》一事發起議論,最后聲明社會良好的運行機制應是“不患人之多言,而患人之不言,是以博採輿論以見政之善否”[13]。據此可知,《申報》所代表的新聞輿論觀念實質就是民意宜疏不宜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申報》切實關注新聞的輿論監督作用。還是在《整頓報紙芻言》一文中,報紙可以憑借自身所圈附的讀者對“性成貪墨者”造成輿論壓力,讓其有所忌憚而不敢恣意妄為[14]。雖然《申報》沒有將輿論與新聞的概念和作用剝離開,但從含混中依然能清晰看到近代中國依托報紙進行輿論監督的早期雛形。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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