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風味人間》海報。資料圖片

　　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海報。資料圖片

　　紀錄電影《二十二》海報。資料圖片

　　【文藝觀潮】

　　新中國成立近70年來，中國紀錄片不斷呈現出新面貌。隨著時代精神的高揚、社會思潮的變動，以及影像傳播技術的發展，一批批兼具廣闊視野、文化品質和藝術水准的優秀作品不斷涌現，繪制出一幅幅影像與時代交織的藝術畫卷，提供“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的國際表達。尤其近兩年，《將改革進行到底》《如果國寶會說話》《二十二》《四個春天》《風味人間》等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作品次第涌現，昭示著中國紀錄片在守正創新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觀念與風格。而今，面對未來的新征程，紀錄片人應繼續秉承現實主義創作精神，樹立更加主流的傳播意識，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拓展全球合作空間。

　　秉持現實主義創作方式，凝聚作品的社會文化價值

　　真實是紀錄片的生命，而關注現實生活、傳遞時代呼聲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是紀錄片發揮社會文化功能的基礎。秉持現實主義創作方式的國產紀錄片密切追蹤國家發展動態，提供了關於中國和中國人具體、生動、多樣的記錄，描繪出時代前行的趨勢。世紀之交，以《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為代表的政論類紀錄片敏銳把握時代思潮，通過宏大敘事和歷史視野切入重大命題，引領時代、滋潤人心。近年，諸如《將改革進行到底》《大國外交》《法治中國》《百年潮·中國夢》《勞動鑄就中國夢》等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電視政論片你方唱罷我登場，以視聽方式進行宏觀政策和價值觀的解讀傳播。科教題材紀錄片如《創新中國》《大國重器》等則為觀眾呈現改革開放尤其是跨越式發展過程中，一個個具體人物在與創新發展相關的情境中面臨的困境、付出的努力，以及集眾智眾力帶來的國家實力的整體提升，構成了關於創新發展極具吸引力的完整敘事。

　　歷史文化題材紀錄片一直受到觀眾喜愛。這些作品在傳播具體歷史文化知識的同時，回應人們在全球化背景下對中國文化境遇的現實關切，通過喚起社會的文化自信彰顯其現實價值。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話說長江》《望長城》就為巨變中的中國凝聚了社會文化共識。黨的十八大以來，紀錄片創作愈加繁榮，一批文化題材創作主動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積極回應新時代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例如，《如果國寶會說話》從冰冷的文物中發掘文化價值，並營造出“紀錄片創作—博物館推廣—觀眾游客參與”的文化領域深度融合態勢。《我在故宮修文物》則關注當下正在傳承發展著傳統技藝的故宮文物修復工匠，通過貼近生活的拍攝手法，呈現他們的工匠精神和生活態度。這些精品讓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當下年輕觀眾的心之所向，將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成功轉化為觀眾的情感認同。

　　現實主義創作精神，還體現在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作品中。創作者通過具有質感的紀實段落和貼近觀眾日常生活的題材，展示當下中國人在具體生活語境中的奮斗歷程、情感世界和人間溫情。20世紀90年代以來，康建寧、時間等創作者推動的“新紀錄”運動和以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為代表的電視紀實節目，將攝像機對准普通人的生活。紀錄片欄目《紀事》、改版后的《百姓故事》，以及近年來興起的系列紀錄片《傳家本事》《舌尖上的中國》等，都圍繞人與社會的話題展開，通過普通人的故事完成對“行進中的影像中國”的構建。

　　創新藝術傳播方式，助推紀錄片成為主流文藝形態

　　70年以來，中國紀錄片人在藝術形態和傳播方式上開拓創新，助推紀錄片成為當今中國的主流文藝形態，從而拓展真實故事對社會的多方面影響。這種守正創新的實踐首先體現在傳播形態的多元化、主流化上。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紀錄片主要通過膠片和電影的方式傳播，形成了新聞紀錄片和科教紀錄片等較為穩固的形態。改革開放后，電視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傳播媒介，紀錄片借助這一平台實現了長足發展。20世紀80年代，《話說長江》走進千家萬戶，在一代人的腦海裡烙下深刻的影像記憶﹔90年代，以社會紀實題材為代表的電視紀錄片進入黃金年代﹔21世紀以來，隨著央視科教頻道、紀錄頻道的開播，以《探索發現》為代表的紀錄片欄目收視率呈穩步上升趨勢，對觀眾產生持久的吸引力。大銀幕和互聯網則為紀錄片的主流化傳播提供了新契機。2010年之后，隨著電影產業發展和觀影市場的“蛋糕”做大，紀錄電影的院線播映成為潮流。從2015年票房突破千萬元的《喜馬拉雅天梯》到2017年票房破億元的《二十二》，紀錄電影不斷給行業帶來驚喜。近兩年，《大三兒》《一百年很長嗎》《生活萬歲》《四個春天》等更多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進入商業院線，形成廣泛社會反響，彰顯了紀錄電影對社會文化的沖擊力。而隨著互聯網發展和5G技術成熟，一批成熟的從業者投身互聯網平台，借助大數據的優勢和便捷的傳播渠道，搭建起紀錄片與青年群體之間的聯系橋梁。

　　紀錄片成為主流文藝形態，離不開藝術水准和影像品質的升級。很多創作者跳出了粗粝畫面和緩慢敘事的窠臼，採取戲劇化敘事和高科技手段，讓紀錄片在品相上魅力大增。比如，歷史文化紀錄片中，真實再現和場景復原的手段承擔起越來越重要的敘事功能。2006年出品的《圓明園》通篇採取演員扮演的再現方式，且三分之一的內容使用數字中間片技術進行特效制作，代表了當年真實再現技術手段的高水平。敘事視角的多元化創新則讓傳統題材展示出新的生命力，像《水果傳》《本草中華》等選取更加碎片化的結構，探索更具戲劇張力的獨特視角。奇觀化的影像則提升了作品的觀賞性，如《航拍中國》的俯拍視角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風味人間》也利用具有創造性的拍攝手段對日常食物進行不尋常的展示，帶給觀眾獨特的視聽體驗。

　　以積極開放的姿態，為全球紀實影像的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在改革開放浪潮的推動下，中國紀錄片積極與世界對話，不僅引入先進制作經驗和觀念，也努力走出國門，向世界生動講述豐富多元的中國故事，以中國力量貢獻於全球的紀實行業。中國紀錄片界在全球化過程中吸取創作營養，首先是通過人員交流實現的。早在抗日戰爭時期，荷蘭導演伊文思來中國，通過贈送器材的方式幫助中國共產黨組建了第一支新聞紀錄電影隊伍“延安電影團”。改革開放后，伊文思再次來華拍攝交流，為中國紀錄片創作技法帶來長鏡頭、聲話關系等方面的新思考。世界級紀錄片導演弗雷德裡克·懷斯曼1997年來到中國，放映他的代表作品，並與400余位從業者座談，推動了觀察式紀錄片的觀念傳播。進入新世紀，中國影視行業快速發展，優秀海外創作者參與中國紀錄片制作成為常態﹔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等節展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為中外交流提供了高層次、全方位的平台。

　　人員交流間接促進中國紀錄片“走出去”，而合作拍攝則為中國和世界紀錄片行業的互動提供了更直接的渠道。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與日本NHK合拍的《絲綢之路》《望長城》，在中國紀錄片創作發展中具有裡程碑意義。2005年，央視十套《探索·發現》欄目與新西蘭自然歷史公司合作拍攝《新西蘭之旅》。雙方商定主題和內容后，由新方完成拍攝、剪輯等制作環節。這種方式已超越了具體創作技法和風格層面，而反映出中國機構通過國際合作所展開的更廣闊的產業布局。近年來，眾多中國媒介機構積極主動地展開海外優質紀錄片的投資發行工作，在紀錄片的創作、發行和播映等不同層面貢獻中國力量、提供中國視角，讓中國紀錄片在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茁壯成長、堅定前行。

　　（作者：武楠，系中國傳媒大學助理研究員﹔梁君健，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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