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目中，你就是光明的使者。隨著黑暗的逝去，你帶著最初一線陽光來到我們面前——光明日報，一份天天報道光明的報紙。每日每時，你總是首先向我們問候晨安。你忠實地向我們報道一個新誕生的社會，曾經以多大的信心戰勝艱難、引導我們走向光明的艱苦歷程。

　　光明日報，總是帶給我們以希望和信心，是一位向我們昭告新時代降臨的美麗的持花使者。

　　不論是在風清月朗的靜好年月，還是在風浪迭起的艱難時刻，七十年風風雨雨，光明日報時刻守護在我們身邊，以堅韌的信念始終鼓舞著我們。作為讀者，我們熱愛且親近，我們互為知心朋友。

　　光明日報明確定位於面向知識界。這種定位加深了我們的親切感，通過閱讀，我們不僅可以知天下事，而且還可適時地知學術界的新聞。光明日報是知識界的知心朋友。

　　光明日報創刊的時候，我還在遙遠的南方。作為當時的知識青年，通過這份報紙，我學到了許多知識。文學副刊，那是必讀的，歷史、考古、經濟、哲學，都是一扇扇向我打開新知的窗口。

　　我特別喜歡文學遺產專刊，那些作者均是名家，如余冠英、陳翔鶴、錢鐘書、俞平伯、何其芳等，對我而言都是遙不可及、需要仰望的巨人。后來到了北大，同學中有人率先在文學遺產上發表研究文章，我的內心更是羨慕得不得了。

　　我和光明日報接觸最多的應該是文藝部。陳丹晨、秦晉，北大的幾位學友都曾在文藝部主持過工作。我早期的投稿多半是在文學副刊上，寫些小散文，偶爾也寫些短詩。而我成為比較經常性的投稿者，應該是在韓小蕙編副刊的時期，她本身就是散文作家，聯系著北大一批作者，如季羨林先生等。

　　韓小蕙常往北大跑，我們也常在北大見面。對於韓小蕙而言，季先生是好作者，幾乎有求必應，從不拖欠，而我，慚愧，是“懶”作者，常常拖欠。好在小蕙好脾性，我們成了好朋友。

　　當然，對於報紙和我，我們都不會忘記我的一篇小文發表的前前后后。20世紀80年代，由北大和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等聯合發起的詩歌理論研討會在南寧召開，會議圍繞新詩潮的崛起展開了激烈的論爭。

　　光明日報資深記者黎丁先生到會，他聆聽了全部發言。豐富的經歷、敏銳的觀察，加上職業的敏感，讓他確認會議對於新時期文藝和詩歌特殊的、不凡的意義。臨散會，黎丁先生向我約稿，擬用一個專版報道這次研討會的內容。

　　散會后回到北京，我寫成了一篇小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此文於1980年5月7日見報，並不是預期的專版，而只是單篇。

　　不想這篇小文卻掀起了大浪。從20世紀80年代第一年，持續到80年代中葉，論爭、批判的浪潮持續不斷，不僅驚動了詩歌界的高層人物，甚至涉及社會的其他層面。那時，“崛起論”被認為是不健康的和有問題的。我本人包括發表它的光明日報，以及引薦此文的黎丁先生，可能都受到了連累。為此，我深為不安。

　　好在那是一個改革開放的年代。寬容，同情以及理解，成為一個時代的風尚。作為當年的一篇小文的作者，我終於獲得了來自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與支持。歷史也恢復了它正常的行進軌跡，當年的紛爭終於平息。人們終於有機會冷靜且公正地面對當年的南寧會議以及關於“朦朧詩”論爭的意義，包括這場論爭給中國新時期的文學、藝術以及詩歌帶來的正面的、積極的、可能也是深遠的影響。對於我本人而言，我終於有機會向這份代表真理和正義的報紙致敬，向已經遠行的黎丁先生致敬。

　　 （作者：謝冕，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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