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長期以來，將“輿論監督”狹義理解為“負面報道”的現象較為普遍。這種理解僅看到“輿論監督”的批判形式，卻未察覺其所隱藏的“正面效果”。更有甚者，將“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完全對立起來。“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看似形式迥異，實則這兩者同理、同向並同力。

關鍵詞：輿論監督﹔正面報道﹔同理﹔同向﹔同力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7-0000-03

一、“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的同理性

（一）“輿論監督”的出發點：揭露錯誤，剔除毒瘤

新聞媒體要直面社會問題，這是社會共識也是媒體責任。媒體對社會問題進行曝光，其目的是通過發現問題，從而發揮媒體的社會規范功能。以往的“食品安全”“山東疫苗”以及現在的“大數據殺熟”等事件的曝光就是在發揮輿論監督剔除社會毒瘤的作用，以此維護市場的秩序，並且為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排除致命隱患。

在以“微博、微信、論壇”等為代表的社會化媒體時代，“輿論監督”開始呈現出“親民化”的特征。“親民化”表現在公眾依靠微博、論壇等平台自由表達對於熱點事件的態度及意見，這種態度及意見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相關部門或者當事人的回應。當前，“網絡輿論監督”正在成為常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傳統媒體監督”並駕齊驅。

（二）“正面報道”的出發點：宣傳典型，鼓舞人心

“正面報道”的主要職能是宣傳典型，引導輿論，促使社會公眾的所作所為合乎道德規范。“正面報道”最為常見的便是“正面典型報道”，對社會生活中具有普遍意義的事物進行新聞報道。對“正面典型”的報道應遵從新聞的真實性，防止拔高典型形象而造成新聞失實現象的發生。

“正面報道”多數是正面宣揚先進的人物、事跡、成功的經驗等，從而達到鼓舞民心的目的。據人民日報2018年3月追記復旦大學教授鐘楊的報道，公眾深深地被《一粒種子造福萬千蒼生》[1]的報道深深感染，報道中對其生活細節、西藏探索、師生尋種等進行詳細描述，刻畫了其堅定信仰、無私奉獻、不忘育人初心的形象，其散發出的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鼓舞著更多奮斗著的人繼續前行。媒體通過報道此類典型人物事跡感染公眾，使之努力奮斗。

（三）同理性：“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均遵循“真實性”原則

“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的同理性是指兩者必須共同遵守的理論原則，即新聞“真實性”原則。新聞工作者應當將“真實”作為新聞採訪、寫作以及編輯等各個工作環節的第一信條，因為隻有在保証“單個真實”的基礎上，才能保証新聞的“整體真實”[2]。無論是“輿論監督”還是“正面報道”，這兩者都必須建立在“真實性”的基礎上。“輿論監督”對於真實存在的社會不法以及不德事件進行批評曝光，從而印証此行為不符合國家法律或社會道德，應該鼓勵公眾去追求它的反面，這是“輿論監督”正面效果的體現形式。“正面報道”以正面宣傳為主，但它同樣也具有負面效果。比如，在報道事實的過程中進行添枝加葉地夸張報道，就違反了作為記者的職業道德規范。所以，無論是“輿論監督”抑或“正面報道”，都需本著真實性原則去進行揭露或宣傳，這便是兩者的第一個內在聯系——同理性。

二、“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的同向性

（一）輿論監督：批評的角度，建設的目的

“輿論監督”是從批評的角度進行負向報道，從而論証其對立面的合理性以進行建設性報道穩固局面。“輿論監督”的效果一般有兩面，即正面效果與負面效果，常見的負面效果表現在選題策略、報道策略以及播出策略等方面，具體表現為：視點錯誤、分寸拿捏不當、不合時宜以及地域或領域的失衡。在新聞報道的過程中，新聞工作者應該避免“輿論監督”的負面效果，使其正面效果有效地發揮出來。

新聞媒體肩負社會責任，這便決定了新聞輿論監督必須具有建設性。新聞媒體具有引導輿論的功能，所以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所有媒體不可推卸的職責與任務。新聞輿論監督要注意立場與方向的問題，隻要正確把握立場與方向，就與新聞輿論監督的建設性相契合。這種建設性要求媒體在進行輿論監督的同時，應該注重動機、講求方法，還應該注意輿論監督的效果，保証在揭露批評后有關部門能夠提高認識，改正錯誤，完善工作，促使問題解決，從而使公眾對輿論監督抱有信心和希望。

（二）正面報道：肯定的角度，宣傳的目的

媒體進行輿論引導的常用手段包括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其中正面報道的效果，直接影響新聞宣傳的效果。“正面報道”基於肯定的角度對能夠反映時代進步、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言行、優秀的先進個人或者集體進行報道，正面引導社會公眾在現實的生活與工作中作出正確的決策。結合當今我國媒體進行正面報道的現實情況，我們可以發現正面報道存在過度肯定，過度宣傳的傾向性錯誤，具體表現為：重形式輕效果、內容脫離實際、報道方式老化，這表明“正面報道”也存在不能跨越的雷池。

（三）同向性：形式的反向，目標的同向

“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為何會呈現表面反向的錯覺？

首先，“輿論監督”的批評形式過於深入人心。媒體在進行“輿論監督”的有關報道時，往往對於某個企業或者個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跟蹤調查，挖足“黑料”，以便在曝光的時候全盤托出使其陷入危機之中。這樣的“批評”使越來越多的企業、組織或者個人針對自身存在的問題開始抱有一種“鴕鳥心態”，他們認為媒體是站在了對立面反對他們，這樣就把“輿論監督”的批評形式極端化，選擇忽視甚至逃避使問題變得更趨復雜、更難處理。

其次，“正面報道”產生的影響普遍表現為積極向上。媒體作為聯系政府和民眾的橋梁，有義務向民眾傳達黨和政府的政策、方針。從這個角度去看，“媒體的正面報道”具有正面引導輿論的價值。媒體作為社會輿論引導的主角肩負著社會責任，有義務去報道生活工作中積極向上的社會面，正確引導社會輿論。

最后，通過對“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的對比，發現“輿論監督”被黑化和“正面報道”被支持的兩個過程都存在某些極端認識。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辯証法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正是這種對立統一規律的體現。“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既是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同時又是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這種矛盾對立便是給人產生表面反向錯覺的主要原因，和諧統一是源於“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聯系的同向性。 “輿論監督”與“正面報道”以正反方向不同形式的報道來揭示兩者同向的正面效果，這便是兩者的第二個內在聯系——同向性。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