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輿論宣傳斗爭的利器

——對抗戰反攻階段重慶《中央日報》社論的歷史考察

侯茜苑

2019年08月06日08:37  來源:今傳媒
 

摘要:“報紙上最重要的東西是社論”,社論作為報刊中最重要的言論。抗戰這一特殊時期的報刊斗爭性更加突出,儼然成了現實戰場在輿論領域的延伸,而社論則是在輿論陣地上進行宣傳斗爭的利器。本論文以抗戰時期反攻階段的重慶版《中央日報》社論欄目為研究對象,考據詳實的史料,結合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對《中央日報》社論進行多維度考察和探析。首先概述報刊及其社論基本情況,接著歸納該報社論的議題設置,並進一步剖析其社論的輿論宣傳作用,試圖發掘其對當下報刊社論創新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中央日報》社論﹔抗戰重慶﹔輿論宣傳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8-0000-04

一、《中央日報》及其社論概述

(一)《中央日報》的發展歷程

《中央日報》作為國民黨中央直屬機關報,其工作要義是宣傳國民政府施政方針以及傳達對外政策。於1929 年 3 月 1 日在南京正式創刊。1928年1月1日,上海版《中央日報》創刊,孫科任董事長,彭學沛任總編輯,於同年11月1日停刊。

隨著抗戰爆發,《中央日報》於1938 年 9 月 15 號遷至重慶出版。1945年還都南京,共出版了7年,中間經歷了4次改組。“1947年,該報成立了中央日報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會。1949年,該公司遷往台灣,3月12日在台北續刊。1997年7月1日,《中央日報》開始推出網絡版。”[1]隨著網絡的日新月異,《中央日報》於2006年6月1日停辦紙質報刊,改發行電子報。此后,內部進一步重組,於2006年9月13日以網絡形式重新發行。

(二) 社論欄目概況

抗戰時期重慶版《中央日報》每日發行一張四版,通常情況下八開紙張為一版,遇重大事跡則發行增刊,欄目設置普遍固定。第一版包含報頭、啟事及廣告﹔第二版包含為新聞(多為國內新聞)、要聞簡報及社評,有時社論一欄改為專論,無廣告﹔第三版包含國際新聞及國內地方新聞,無廣告﹔第四版為副刊及廣告,副刊位於報紙上半部分,刊載詩歌等文學作品,廣告位於版面下半部分。

社論欄目位於重慶版《中央日報》第二版左上方,欄目內刊發一則社論,包含標題與正文,無作者署名,篇幅較長,幾百到幾千字不等,其內容為近幾日發生的重大事件的評論。若是針對專業性極強的問題進行深度剖析和探討,社論一欄則改為專論,有作者署名,由報館向各界專家及學者約稿,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及軍事諸多方面,並且都為專業人士的視野和見解。專論篇幅通常比社論長,佔據版面更大。如1944年4月17日,重慶版《中央日報》第二版專論,作者方知哲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以專業角度從8個方面探討了空中力量的重要性和空中戰的技巧,全文大約4千字,約佔整個版面的三分之一。

(三)社論寫作特色

社論標題簡短有力,言辭辛辣犀利,且態度鮮明。作者往往一針見血地在標題中鮮明地反映自己的觀點,使整篇社論充滿了力量。如1945年4月20日重慶版《中央日報》發表了題為“時局之最可喜者”的社論,直接對政府日益尊重正當輿論的勢頭進行稱贊,並認為重視輿論工作是當下最可喜的事情。在抗戰即將勝利之際,這樣洒脫簡潔的標題無不振奮人心,為抗戰的勝利制造了形勢大好的輿論氛圍。這些標題都精悍有力,大膽犀利,敢於亮劍,無情揭露倭寇暴行的同時辛辣諷刺日寇戰局,起到了振聾發聵的效果,向群眾營造了積極抗日,勝利在望的輿論氛圍。

文章方面,結構完整,論據充足。在評論過程中,充分引入論點,為其評論鋪墊。如1944年10月21日在“留學生亦應回國從軍”社論中,就青年從軍問題進行正反雙面論証,最后溯古追今回到現實,得出文明社會不存在強制性義務,但同時強烈呼吁留學青年回國從軍的結論。整個論証過程立體全面,論據充足,文字朴實,非常具有感染力和說服力。

內容上,《中央日報》不僅積極發表號召、鼓勵抗戰的言論,也沒有忘記對前線抗戰將士的慰勞與鼓舞,1944年8月8、9兩日連續發表社論《向緬甸湖南將士致敬》、《衡陽守軍誓死報國》,文章充分頌揚了衡陽保衛戰中將士們浴血奮戰以及英勇殺敵的精神,言辭熱忱動人,為抗戰的最后勝利起著不可小覷的鼓舞作用。

二、社論主要議題設置

(一)國內戰爭局勢

報刊作為戰爭時期聯系戰場前線與后方的重要紐帶,重慶版《中央日報》社論在國內戰爭局勢議題方面主要分為兩個內容,即前線戰況和后方動態。及時報道前線戰況和迅速反應后方動態有利於鼓勵后方民眾參與到抗日斗爭中去,也有利於鼓舞前線士兵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與斗志。

抗戰反攻階段的前線戰況社論主要是戰場風雲動態和抗戰整體局勢。此外還有對整個抗戰過程的論述。其次是后方動態評論,主要包括國民政府對日態度與政策以及人民群眾抗日舉措等。如就當時開展的學生志願從軍運動進行了系列評述,“送出國遠征學生”、“青年軍需要精神食糧”、“留學生亦應回國從軍”“女青年從軍服務問題”“學生從軍運動的發展”等社論強烈號召和鼓勵青年學生從軍參戰,為戰爭反攻階段的動員和最后的勝利做出了輿論貢獻。

(二)國際戰爭局勢

抗戰反攻階段重慶版《中央日報》社論對國際戰勢的評論,有助於國民了解世界戰爭格局,知曉國際戰場動態。這段時間的社論內容主要涉及德、日、英、法、美、蘇等國家的戰爭和社會狀況。此議題可分為國際戰事評論和外國動態評論。

國際戰事評論主要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戰場、遠東戰場、太平洋戰場,特別關注太平洋戰爭,《中央日報》先后刊登了“紀念太平洋的918”、太平洋戰爭的新要素”、“太平洋的時代”、“太平洋戰爭的現勢”等社論,對太平戰爭進行了全面綜合論述。

外國國家動態方面主要包括他國政策、情勢以及與我國外交方面內容。如1945年1月29日和30日及2月3日先后就中印公路刊登了“中印公路通車”“公理正義的成功”和“中印公路與社會經濟”的社論。在抗戰即將勝利之際,《中央日報》還積極鞏固和維護與反法西斯國家的關系,1945年7、8月連續刊登了“祝美國國慶日”、“祝法蘭西國慶”、“祝美國空軍節”等社論。

(三)社會民生新聞

重慶版《中央日報》社論在抗戰反攻階段也有很多關乎民生新聞的議題,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包括是慶典、悼念、活動召開及閉幕等。慶典主要有節日慶祝、民間社會團體成立等,悼念主要是殉國戰士和祭奠偉人等。如1944年3月12日刊載“國父逝世十九周年”社論,沉痛悼念了孫中山的逝世。

第二方面是關於民眾生活生產的評論,包括居民日常生活、市場政策、文化發展、司法行政等。“人民身體自由的保障”“司法制度的改進”“論司法修正原則”等社論充分體現了國民黨對民眾和司法的關注。值得一提的是,重慶版《中央日報》於1945年3月30日刊載了題為“擁護新聞自由”的社論,認為“我們贊成新聞自由,贊成徹底而普遍全世界的新聞自由,且希望此一合理有益之事,能載諸將來之世界憲章,自然,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為界,新聞自由要得其應有之保障,亦有其本身之道德……”[2],這段對新聞自由的闡釋對當今無不有啟示意義。

三、輿論宣傳與引導作用

(一)為政治服務,凸顯喉舌功能

抗戰時期,《中央日報》一個重要的輿論引導作用就是做官方的發聲利器,始終圍繞“多作正面宣傳,爭取主動,以增加我在國際上之信譽。”的宣傳目標,維護當局政權,充分發揮喉舌功能。

首先是對當局抗戰立場和方針政策的宣傳。如1944年6月29日刊登“我們的作戰方針”社論,在相繼勝利衡陽苦戰和孟拱克服后,對我國七年抗戰做出總結並進一步強調積極抗戰,堅持抗戰的立場和方針。對抗戰立場和方針的宣傳不僅受到了當時中國社會各界的擁護,而且也有助於爭取國際支援。除此之外,《中央日報》社論還竭力宣揚領袖,不乏對當局領導人的贊譽和宣傳。

(二)提振人心,積極引導反法西斯輿論

在抗戰的特殊時期,國民黨雖幾度搖擺並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但它的新聞媒介一直高呼著抗戰到底、犧牲到底,最終堅持抗戰。

在引導反法西斯輿論時,《中央日報》在宣傳英勇抗敵的正面戰場和鼓舞反抗日寇野蠻暴行這兩方面起了先導作用。在反抗日寇野蠻暴行的斗爭中,報刊評論家們用他們鋒利的筆作為戰刀,進行著深刻的揭露和砭弊。如1944年2月25日題為“敵寇罪行的調查”的社論,“敵寇對我們國家及人民的罪行...一切破壞我們國家尊嚴的行為,特別是毀滅我們民眾的人間性與民族性的行為,都是不可容赦的罪行。” [3]無情揭露了日寇野蠻暴行,點燃了國人胸中怒火,鼓舞著斗爭到底的民心士氣。

(三)重視國際關系,維護同盟國之間團結與合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於共同的利害關系,各同盟國內的政治、經濟及戰事之發展成為世界各國新聞報道的重點。

《中央日報》社論在抗戰時期非常重視對同盟國的輿論引導,無論是從軍事上、物資上還是兩國關系上,都作了積極的輿論引導。如1944年7月27日發表社論《國際合作與自力更生》,就聯合國貸幣金融會議作了三條評述。“我們更需指出國際軍隊政治的密切經常而永久合作”“我們中國對於互尊主權的國際經濟合作,竭力贊同”“所以我們在此國際全面經濟合作的時際,提出自力更生的原則。”[4]對國際經濟合作了作了積極輿論引導。《中央日報》還積極拉攏與強國的外交關系,以謀求友好穩定的外交關系,特別是美國的宣傳。此外還不乏對美國戰績的賞識、對美國領袖的贊賞、慶祝美國等言論,如“戰績輝煌的美空軍”(1944.11.16)“歡迎華萊士副總統”(1944.5.22)“美國需要羅斯福”(1944.11.9)“祝美國國慶日”(1945 7.4)、“祝美國空軍節”(1945.8.1)等社論無不體現出對美國的贊譽和吹捧。

(責編:陳原原(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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