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理解中國媒體市場化改革以來一種重要的新聞職業話語機關，“新聞民工”並未隨著新技術時代的到來而成為歷史問題，反而呈現出更加豐富的“景觀”。長期以來，圍繞新聞民工的研究忽略了媒體從業者的自身話語的闡釋。本文通過直面中國媒體從業者的深度訪談，探尋他們對新聞民工話語的“在地理解”。研究發現，媒體從業者內部對這一話語呈現較為明顯的沖突，尚未形成共識。這一沖突恰恰反映媒體轉型時期媒體從業者復雜的內心狀況、體制、市場、技術等多種社會力量交織造成的矛盾和內在張力、新技術沖擊下“邊界失守”所帶來的種種精神困境以及為重塑邊界所進行的種種努力。

關鍵詞：新聞民工﹔媒體從業者﹔新媒體﹔闡釋話語﹔邊界工作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8-0000-05

媒體市場化改革以來，“新聞民工”作為考察中國新聞從業者理念、話語、生存狀態的關鍵詞之一，早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詞匯。上個世紀媒體體制改革的浪潮中，曾經的無冕之王一夜跌下神壇，淪為沒有底薪、按稿計酬的民工。[1]如果說市場化改革將一部分從業人員隔絕在了編制之外，使之變成廉價勞動力，那麼互聯網技術，則帶來了傳統媒體從業者的整體下滑。新技術時代，“新聞民工”已不再是單純物質層面的問題，而是更多地加入了歸屬感淡漠、認同危機、前景焦慮等精神困境。

一方面媒體市場化改革所帶來的待遇問題和勞動保障等傳統新聞民工問題並未明顯改觀，另一方面新技術帶來的轉型沖突和邊界失守使得新一代媒體從業者面對更多更復雜的焦慮。著名記者離職、過勞死、採訪中記者權益乃至生命安全被侵犯……層出不窮的新聞事件，讓“新聞民工”的職業困境和生存狀態得到學界業界廣泛的關注和討論。[2]但筆者好奇的是：離開了熱點事件，關於“新聞民工”的闡釋如何展開？媒體從業自身怎樣理解和闡釋“新聞民工”現象？這是筆者思考的起點。

一、對新聞民工的既有研究

對於什麼是“新聞民工”？如何理解“新聞民工”？學界並未形成統一觀念。但基本可以歸為三種方式：制度層面、話語層面以及認知層面。

早期的研究基本上都沿著制度層面展開。媒體改革用人制度採取雇佣方式，大量的媒體從業人員以臨時工的身份進入媒體工作。這一時期的新聞民工研究專門針對這些編外人員。比如“‘新聞民工’是對農民工概念的借用，又稱新聞單位的臨時工或臨時聘用人員。”[3]

隨著新聞民工現象的普遍化，記者群體普遍認為待遇差、職業地位下滑、工作辛苦等等，“新聞民工”不再聚焦於編制問題，而是成為一種彌漫在新聞行業內部普遍的心態和情緒，新聞民工現象的研究轉向為記者認知層面的研究。[4]

再者，有學者把“新聞民工”視為一種話語，放置在政治經濟學的語境下加以考察。曹晉認為“‘新聞民工’修辭作為記者自嘲或調侃自身地位下滑的口頭言語一度流行，繼而成為轉型中國一種新型的身份概念。此修辭是對新聞工作者在市場經濟下從文化事業身份轉為全職臨時工的經典隱喻。”[5]

綜合以上三種研究視角，我們可以梳理“新聞民工”作為一個規范參照系的內涵：它既蘊含了某種職業心態，又指向了一種特定的職業話語。它反映了職業群體的特征、工作狀態和發展趨勢，同時又與體制、市場、技術等多種社會要素相連。制度、認知和話語分別代表了“新聞民工”現象的不同維度，但它們都暗含著媒體從業者群體內部一種消極的力量和新聞職業被消解和被祛魅的趨勢。如果說新聞民工是一種建構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話語，那麼“制度”取向和“認知”取向在這一話語的建構過程中是不可分割，相互交織的。

本文把“新聞民工”視為一種職業話語，這一話語與轉型時期媒體從業者的自我認知和心理狀態相連，也與復雜的制度支持和新媒體時代特定的技術邏輯相關。同時，相比於傳統新聞民工時代對經濟待遇和工作保障的集中控訴，新媒體時代的新聞民工具有更加復雜的內心壓力和更多層次的焦慮。這就使得“新聞民工”這一話語，蘊含了比以往任何時期更為豐富的意涵。

同時，對新聞民工這一話語的研究，不能缺少來自新聞從業者自身的聲音。以往的研究以專業社會學的視角，把新聞民工當成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忽略了媒體從業者自身的闡釋。媒體從業者自身是如何理解自己的？他們是否認為自己屬於“新聞民工”？在不理會新聞業自身的聲音的前提下，把新聞民工的標簽粗暴地貼在媒體從業者身上，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在此層面上，本文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通過“新聞民工”這一職業話語切入，從新聞業“消極悲觀”的這個面向出發，探究媒體從業者如何看待自身職業和生存處境。通過直面中國新聞從業者的深度訪談，探尋他們自身如何闡釋“新聞民工”現象？並把這種考察置於技術變革、傳媒改革和新聞業變遷的社會語境當中，試圖從整體上把握、理論化中國新聞從業者的群體特征。

二、研究設計

本文採用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以西部某省會城市的五家傳統媒體的從業者為訪談對象。這些媒體涵蓋了喉舌型和市場導向型兩種，訪談對象分別來自於這些媒體的傳統採編部門和新媒體部門，體制內和體制外。同時兼顧考慮訪談對象的從業時間以及媒體職位。每家媒體選擇6人，共訪談30人。訪談提綱由五個部分展開：對“新聞民工”的理解和感受、目前工作生活狀況、職業角色認知情況、對媒體環境變化的看法、對工作前景的評價。訪談採用半結構式，鼓勵受訪者圍繞主題進行自由講述。

針對訪談第一部分“對‘新聞民工’的理解和感受”採用不解釋直接提問的方式。即不對“新聞民工”的概念進行解釋，直接進行詢問“您覺得自己目前的工作狀態和角色定位是否屬於“新聞民工”？”假如受訪者無法理解上面的表述，在接收問題后陷入長時間停頓或思考，流露出困惑、遲疑和不解，適當地對新聞民工進行解釋。用“你是否對目前的工作狀態不滿意？”這一問題進行引導思考。

經受訪者同意，我們錄制了所有對談的過程，得到30段可供分析的材料。我們發現訪談結果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是”和“否”二元對立性話語。有14受訪談者回答“是”，認為自己屬於“新聞民工”並給出了相應的解釋性成話語﹔11位受訪者回答“否”，並不認同自己屬於“新聞民工”﹔同時，還有5位受訪者給予了兩面性的答案，他們的答案也可以被分解成兩部分。因此，筆者按照訪談結果的邏輯組織文章分析框架，按照是和否兩部分分別歸納原因和相應的支持性材料。

三、媒體等級、職業流動性與技術賦權

（一）媒體等級與政治榮譽

在訪談中，處於媒體等級鏈頂端的省級和國家級媒體從業者，往往對生存處境更具有“自信”。盡管他們在工作中也面臨著種種不如意的，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們依然認為，自己的職業是有尊嚴的，不願意以“新聞民工”作為自身的標簽。

SB1[6]供職於省報，入行已有五年。他直接地否認了自己屬於“新聞民工”行列，同時講述了自己對職業地位的看法。

“同樣幾家媒體一起去採訪，說你是X報的，對你的態度都不一樣。之前有個人問我說你們X報有人看嗎？我直接跟他說你還沒有看X報的資格。我們X報，本來就不是給普通人看的，每天都要放在領導人桌上的。我們下去縣上採訪，他們都高興得不得了。每年寫年終總結的時候，都可以寫進去的。他們今年的哪一項工作，被X報報道了。”

媒體等級的問題，在新媒體時代並沒有得到沖擊和消解。盡管作為報紙的省市級黨報在民眾間的閱讀量和影響力越來越少，但依舊有它獨特的政治功能和政治地位。對於西部地區的傳統媒體而言，頑固的媒體等級和與政府的利益交換，依舊維持著基層從業者最后的榮光。

（二）職業流動性

相比於有著較長從業時間的70后，以90后為代表的，從業時間五年之內的媒體從業者，對“新聞民工”現象的感知更為麻木。90后記者沒有經歷70后記者“由盛轉衰”的過程，也沒有對“合同制”感到困擾。他們普遍認為編制在進行職業選擇之時並非“必要條件”，編制對他們的吸引力是有限的。

ST1是省台的一位有著十五年從業經歷的資深記者：“我們這一代人，如果說新聞民工問題的話，最主要的矛盾點集中在沒有編制，沒有保障，長期簽合同。”

ST2是省台剛剛入職的記者，目前屬於合同工，未來何時取得編制還是未知數。她對編制問題的看法與ST1明顯不同：“沒有編制怎麼了，現在大部分工作都是合同工啊，除非你自己當老板，要不然都是在打工啊。而且我也不會一輩子隻做一個工作，如果真的不喜歡做不下去了我也會離開的。”

在媒體人事制度的改革中，新聞媒體從文化事業單位轉型為企業實體以尋找更大的利潤空間，尤其是用彈性雇佣制度取代終身制，以節省人力資源成本的方式來增加利潤。[7]編制問題曾對大量媒體從業者造成了困擾，但隨著新一代年輕從業者走上工作崗位，他們對職業流動性的要求更高，對變動環境的接受程度更好，這使得他們並未在編制問題上產生“民工”心態。

（三）技術賦權

訪談中部分新媒體部門的從業者，他們往往不否認新聞民工現象的存在，但認為“新聞民工是特指傳統媒體的”和“民工問題比較多存在於互聯網公司和自媒體”。

XW1是S報新媒體部門的工作人員。“相比於報紙，我們算是（單位的）希望了吧。報紙那邊整天唱衰，我們這邊心態還是比較穩的。”當被問到未來職業的期許時，“一般來說，新媒體這塊不太存在裁員的問題。就算有一天把我裁了，我出去了還是做新媒體方面的工作啊。”

XH1同樣供職於另一家媒體新媒體中心，“省政府讓我們幫他們做新媒體，運營他們的官微。這本身就是對我們的一種信任和肯定，之前還來視察過我們部門。先不說傳播效果的問題，對於政府來說，是必須有這個東西（官方微信）的，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事件或者官方發布的時候。”當被問到自己和“新聞民工”的區別時，她回答到：“當然我們的工作也很辛苦，互聯網行業整體都是這樣的。但我們和自媒體肯定是不一樣的啊。很多時候我們代表了官方的聲音。”

新媒體部門沒有天然的“家國情懷”，沒有專業主義的職業理念，自然也沒有傳統崗位無冕之王的感傷。技術賦予新媒體部門從業者更高的職業穩定性，更有活力的工作環境以及對未來更高的期望。同時，傳統媒體中的新媒體部門往往得到政府層面的支持，物質和心理上的滿足感他們並不願意承認自己其實做著和自媒體、網絡公司“知識勞工”同樣的工作。

四、轉型沖突、認同危機與前景恐慌

受訪者給出的肯定性答案的解釋理由同樣豐富。除卻媒體市場化改革以來所帶來的雇佣制度、績效考核制度以及彈性工作制度這些傳統新聞民工的特征之外，新技術時代和媒體轉型過程中，新一代的新聞民工又有其獨特的遭遇。主要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轉型沖突、認同危機和前景擔憂。

（一）轉型沖突

轉型沖突主要集中在編輯內部新媒體部門和傳統採編部門之間。隨著新媒體部門的建立，媒體引入了一批技術人員。在媒體內部管理體制未做大的調整的情況下，簡單粗暴地引入“新人”，造成了新舊人員工作的不協調和專業理念的沖突。

HS1是B報一位基層的採寫記者，對於集團建立新媒體部門之后的情況，對筆者做了說明。“他們（新媒體部門）來了之后，我們（採寫記者）要給新媒體部分供稿。一開始的時候，新媒體是從報紙上找內容，搬到網上的。相當於我們寫的稿件先在報紙上登一遍，然后他們再拿去使用。但后來我們採寫的稿件發回去之后直接到他們（新媒體部）那邊了，他們想怎麼用怎麼改隨他們的心意。當然，報紙和微信的傳播規律不一樣，新媒體要按照自身的傳播規律使用稿件，這也沒什麼錯的。但實際上加重了我們的採寫任務量。他們新媒體部門自己沒有採訪的任務，相當於我們給他們服務了。而且，你看在報紙上吧，我寫的稿件，一篇就是一篇，名字寫得清清楚楚，計算工作量的時候很好統計。但新媒體就很模糊，有時候不寫你的名字，有時候好幾個稿子混用，誰能說得清。”

這位受訪者所言，實際上是中央廚房制度在一家西部傳統媒體中推行的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廚房打破了傳統記者“成名的想象”，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量，造成了他們“為新媒體服務的民工”這樣的角色認知。

（二）意義消解與認同危機

訪談中經常可以聽到一句話，便是“沒什麼意義”。互聯網產品的普及導致傳統媒體新聞產品的關注度降低、公民新聞的興起導致傳統媒體突發性事件參與程度降低，這些問題集中在媒體從業者身上時便導致了職業意義消解和職業認同危機。

當問到“為什麼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意義？”XH2回答到“我們也有新聞客戶端，每天定時定量推送，過年期間都不暫停，辛苦不說了，但是后台閱讀量太少了，很多時候都是我們內部人員在閱讀。簡直就是自娛自樂嘛。有時候一個專題做得很好，部門內部也很開心，但想想又沒人看，還是很沮喪。感覺一年到頭工作只是為了給領導一個交代，讓他們知道我們做了什麼，但工作的效果真的沒法去說了。”

在傳統媒體轉型的過程中，盡管已經實現了內容和渠道的融合，實現了線上線下的融通，但真正意義上有影響力的互聯網平台沒有形成，用戶吸引力和粘性有限，並沒有真正實現傳統思維與互聯網思維的轉變，沒有轉變封閉的經營模式。因此，當企業技術平台並未完全搭建成功之時，從業者在思維層面自我提升和在技術層面更新升級的難度和積極性便要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公民積極參與到信息生產的環節中來，也對“專業”從業者造成了困擾。HS2講到，“面對突發性新聞事件，我們的反映速度不可能比得過普通市民的手機。我們的直播出來的時候，這事情在微博或者朋友圈已經傳遍了。我們新聞人的意義何在呢？”

技術條件使網絡信息經濟中新媒體的力量突飛猛進，直接沖擊傳統媒體的市場空間。傳統媒體排除受眾參與生產信息的單向傳播模式，在新媒體受眾積極參與生產信息的開放眾包模式來臨之后，幾乎沒有任何吸引受眾的魅力，商業媒體、移動自媒體的全面普及再現出價值創造“成為一個即時、連續的過程”，消解了專業新聞從業者的職業價值與行業優越感，促使媒體從業者職業認同從“無冕之王”向“新聞民工”的滑落。

（三）職業擔憂與前景恐慌

對於工作前景的恐慌，加劇了對現實的不滿。XW3是一位跑社會新聞的記者，她有一條線是西安地鐵。地鐵大大小小的新聞她都要去採訪，和地鐵公司各個層級的人員都十分熟悉。一次筆者跟隨她去採訪，她表示出對地鐵公司職員的羨慕，“你看地鐵公司多有活力，多有前景的，工資不低，全是年輕人。經常策劃的一些活動可好了，像什麼七夕節啊，市民開放日啊，這些活動又有意義還很有趣，你看這稿子（新聞通稿）寫得多專業，完全是按照媒體的思路來的。人家又不是專業的，可他們的公眾號粉絲可多了。”

張志安認為“未來中國媒體的生態當中，從類型來看，有專業媒體、機構媒體，還有自媒體。”[8]新新聞生態之下，機構媒體的發展在某些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機構媒體的專業化趨勢需要專業新聞人才的介入，也為專業的新聞人才提供了更有利於發揮才能的機會，事實上也吸引了大量專業媒體從業者的轉型，但反過來也導致了仍處在傳統媒體內部從業者的職業恐慌和職業期待的下降。

五、結語與討論：話語沖突與邊界失守

研究發現，在闡釋共同體模式下，新聞從業者內部對“新聞民工”這一重要的職業話語呈現較為明顯的沖突，尚未形成共識，這一沖突恰恰反映媒體轉型時期復雜的內心狀況以及體制、市場、技術等社會語境中的多種力量交織造成的矛盾和內在張力。

白紅義對國內外新聞職業話語研究路徑的梳理中，發現了三種重要的理論資源：闡釋共同體、范式修補以及邊界工作。[9]其中，邊界工作是科學社會學家吉爾因(Gieryn)在研究科學劃界問題時提出的，著重討論科學家如何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建構邊界。[10]邊界工作的概念經常被新聞學研究者用於分析新聞業內部的危機或挑戰，以及外界對新聞業的沖突，以新媒體技術的沖擊為代表。

尹連根和王海燕在《失守的邊界——對我國記者詮釋社群話語變遷的分析》中借用“邊界工作”的概念，提出了“邊界失守”的描述性概念。“新媒體的勃興所帶來的去專業化主要表現在平台邊界、職業邊界和報道邊界的失守。”就職業邊界而言，記者職業由國家干部、社會精英逐步下移到新聞民工，而新聞職業的典型性詮釋話語則先后由政治取向、精英取向而轉變為普通職業取向。[11]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運用職業邊界失守的概念來聯結受訪者對“新聞民工”話語的割裂性理解和沖突性闡釋。這兩個部分是新聞從業者職業話語的雙面樣態在對於“邊界失守”的反應。一方面，邊界失守導致了闡釋話語的轉向。在本文中，從業者內部對自身職業的闡釋出現了從新聞記者向新聞民工的轉向，從精英話語向普通職業話語的轉向，是由於新媒體技術帶來的職業邊界的失守。在人人都是潛在記者的時代裡，新聞的職業門檻和職業優勢越來越低，媒體從業者日漸成為數字勞工背景下“專業新聞的留守者、公眾輿論的邊緣人”，媒體從業在原有的職業權威性和榮譽感被消解、被祛魅。﹔另一方面，話語沖突表現了現實情況的復雜性。並非所有從業者都願意承認自己屬於“新聞民工”的行列。但對他們的支持性理由進行反思時會發現，他們並非單純否認新聞民工事實本身，而是在反對新聞民工的標簽。這更多的是一種面對現實無奈之舉，實則為一種爭奪、守衛職業邊界的最后掙扎。在否認的聲音之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媒體從業者在建構自身合理性和職業正面形象上所做的努力。在不確定的從業環境和無處躲藏的焦慮之中，努力為自身和自身工作尋找積極的合理的解釋。或許這只是他們的自我安慰，或許這只是他們重回穩定行業和堅固社會、創造安全感的自我想象。但這種想象，在變動的時代，顯得彌足珍貴。

 

參考文獻：

[1] 夏倩芳,李靖.媒體從業者的勞動權困境及其形塑機制[J].學術研究,2017(4).

[2] 羅建華.從“新聞民工”到“新聞記者”[J].新聞記者,2007(12).

[3] 鄭玲玲.芻議新聞民工——由“紙餡包子”說開去[J].東南傳播,2018(4).

[4] 馮強.“新聞民工”:一種記者角色認知的形成機制[J].新聞傳播,2013(8).

[5] 曹晉.“新聞民工”修辭的政治經濟語境分析[J].當代傳播,2017(6).

[6] 受訪者的編號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他/她工作所在媒體的代號,二是他/她在本文中出現的序號.

[7] 曹晉.“新聞民工”修辭的政治經濟語境分析[J].當代傳播,2017(6).

[8] 張志安.新新聞生態系統:當下與未來[J].新聞戰線,2016(8).

[9] 白紅義.邊界、權威與合法性: 中國語境下的新聞職業話語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8).

[10] Gieryn，T. F，“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American Sociological Ｒeview，vol. 48，no. 6，1983:781-795.

[11] 尹連根,王海燕.失守的邊界——對我國記者詮釋社群話語變遷的分析[J].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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