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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代際綜藝:代際溝通與文化反哺

蔣蘭心
2019年09月02日1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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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視聽》2019年第8期

摘要:近年來,湖南衛視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促進年長者與年幼者溝通對話的家庭代際綜藝,獲得了收視與口碑的雙豐收。本文以《旋風孝子》《兒行千裡》《我家那小子》三檔節目為例,分析了家庭代際綜藝在傳統文化、主流文化和青年文化等方面的豐富社會內涵,進而總結出綜藝節目引導青年一代認同家庭倫理的文化策略。

關鍵詞:家庭代際綜藝﹔文化策略﹔代際溝通﹔文化反哺

我國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三十余年,以土地、宗族為紐帶的傳統家庭模式逐漸式微,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各式各樣的發展沖擊著家庭領域,縮小了它的活動范圍和功能,造成了代際間的緊張和疏遠,其影響程度之大可能是史無前例的” ①。縱覽近年來的大眾媒體,關於家庭本位話語與個體本位話語的爭論甚囂塵上。湖南衛視敏銳捕捉到代際隔膜,利用其在年輕受眾中的影響力,推出一系列頗具代表性的家庭代際綜藝,獲得收視與口碑的雙豐收。

家庭代際綜藝通過聚焦家庭內部兩代人之間的相處模式,用對話、交流化解代際沖突,策略性地引導青年一代完成對家庭倫理的認同,並逐步形成以《旋風孝子》為代表的“相處類”、以《兒行千裡》為代表的“訪談類”、以《我家那小子》為代表的“觀察類”這三類家庭代際綜藝。上述三檔節目分別從傳統文化、主流文化與青年文化出發,對促進現代家庭的和諧穩定發揮了作用。

一、《旋風孝子》:傳統文化的回歸

從代際文化上來看,80后、90后乃至00后均被稱為“網生代”。在政治、經濟、文化日趨個性化的當今社會,青年一代無論從審美傾向還是文化心理上,均表現出對宏大敘事的疏離,轉而青睞一些更為個體化的“微修辭”。因此,家庭類代際綜藝若要實現促進代際交流、彌合代際鴻溝的目的,同樣需要以一種柔軟溫吞的方式向青年一代靠近。湖南衛視在“明星消費”大熱的背景下,利用明星旅行真人秀的模式,開啟了“盡孝的旋風”。《旋風孝子》邀請黃曉明、鄭爽、陳喬恩等流量明星與各自父母單獨相處六天五夜。在此期間,明星需要照顧父母的飲食起居,實現父母的心願。節目把一蔬一飯當作親情的紐帶,對“孝文化”的表達輕鬆幽默,這不僅符合青年一代的審美取向,也在潤物細無聲中感染了節目受眾,呼喚了“孝文化”的回歸。

近年來,我國的家庭代際綜藝展現了成人親子旅行的還有《帶著爸媽去旅行》《最美的時光》等節目。這些節目多在風光旖旎的度假勝地取景拍攝,觀眾大飽眼福之后難以產生深切的共鳴,明星家庭光鮮亮麗的生活很難與觀眾的日常生活結合起來。反觀《旋風孝子》,不僅不對小資情調加以憧憬,而且讓明星回到各自逼仄貧苦的“老家”,踐行簡單質朴的生活方式。“老家”這一旅行地頗具象征意味。當代社會發展到今天,現代性的弊端已逐漸顯現,人口流動造成親子離散,城市成為忙碌、冷漠、隔絕的牢籠,孤獨與焦慮壓得年輕人喘不過氣來。這時,“老家”便成為鄉愁所在,如同白月光照亮每個人心中最純粹的角落。因此,節目中所傳達的對故鄉的向往、對勞動的肯定、對過往生活的眷戀,在引發觀眾濃濃的懷舊之情的同時,也喚起了深深根植於中國人骨血中的故土情結。一個時代最普遍的情感記憶,在文化傳媒化、文化娛樂化的今天,同樣可以通過綜藝節目加以引導甚至建構。換言之,《旋風孝子》的任務是通過喚醒電視受眾的集體記憶引發情感認同,進而表達以“孝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在高度發達的當今社會仍有強大的生命力。

二、《兒行千裡》:主流文化的詢喚

2017年前后,我國綜藝市場出現了一種名為“新主流綜藝”的創作路徑。在黨和政府的倡導下,這類綜藝節目突破過度娛樂化、明星化與商業化的創作慣性,轉而聚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傳統文化,強調節目的審美價值與文化價值,力求實現“形塑青年”的文化職責。湖南衛視的《兒行千裡》當屬“新主流綜藝”中的優秀范例。《兒行千裡》的節目形式並不復雜,主持人何炅每期節目訪問兩位優秀青年和他們的父母,通過介紹父母對子女的言傳身教以及一家人的相處之道,突出家風家教之於個體成長的重要性,家庭氛圍之於青年形塑的重要性,由此烘托“兒行千裡,家風隨行”的節目主旨。採訪結束后,優秀青年會以書信的方式寫下對未來、對后代的期許,寓意優秀品質與優良家風的代代傳承。值得一提的是,現場觀眾都佩有一塊胸牌,以公裡為單位標注著每個人“離家的距離”,這一排排數字在不經意間直擊現代家庭聚少離多的現實痛點,也暗含著青年一代將家庭精神播撒到了世界各地。

《兒行千裡》第一期邀請到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后何江,他出生於湖南農村。何江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父母的教育,他認為,正是父母對知識的重視才使他在艱苦的條件下仍潛心向學,從鄉村走向世界。在隨后對何江父母的採訪中,兩位朴實的老人也的確展現出踏實、勤懇的風貌,讓觀眾進一步理解家風的重要性。何江海外求學過程中所展現的身份認同與文化自信也突顯出國家之於個體發展的重要性。另外,節目還邀請到歸國專家、戰地記者、海洋石油技術員、援非鐵路工人、國際維和部隊戰士等代表人物,通過他們的經歷講述“我們沒有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年代,只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家”“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進一步傳遞了個體對國家的責任感、使命感。《兒行千裡》所傳達的價值觀是,在當代全球化的進程中,家庭對於個人的發展不僅不是桎梏,更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在中國人“家國同構”的觀念中,“小家”背后的“國家”為個人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支撐,對家庭倫理的認同將內化為對國家倫理的認同,以實現主流文化的詢喚。

三、《我家那小子》:青年文化的反哺

家庭本位話語與個體本位話語的矛盾多來自父母一代與新生代年輕人在婚戀觀、消費觀、道德觀等方面的代際差異,上一代對青年一代的壓制又造成了親子關系的進一步緊張。湖南衛視推出的《我家那小子》邀請到五位單身男明星的母親,與觀察員們一起在演播室內觀看五位“空巢青年”的VCR。VCR展現了明星的生活狀態:宅,熬夜,孤獨,焦慮,亞健康。這些“空巢青年”的日常在引發青年一代的共鳴之時,也違背了上一代人的期待。在上一代的眼中,青年一代應該是朝氣蓬勃、昂揚向上的,節目中明星展現出的青年特質無疑昭示著新生代年輕人的“越軌”之舉。然而,《我家那小子》所運用的“演播室觀察類”綜藝元素讓同在一個屋檐下的兩代人實現了空間上的“間離”。演播室內的母親們在一定程度上被剝奪了權威性,而VCR中的兒子們被賦予了話語空間與自主權利。平日裡“關心則亂”的母親無法與孩子直接對話,靜默無聲地“觀察”成為了一種全新的溝通方式。

“觀察”與“被觀察”的過程,也是兩代人思想觀念相互浸潤的過程。作為“網生代”的青年一代,其成長過程伴隨著全球化的歐風美雨。換言之,新生代年輕人掌握著更先進的技術與文化,更適應當代社會的生存與未來。因此,青年一代對上一代的“文化反哺”將成為化解代際沖突的重要方式。於是,節目盡力展現著青年文化中積極向上的部分:被肥胖問題困擾的錢楓願意改變生活習慣,甚至一個人徒步西藏﹔因原生家庭而受到傷害的陳學東內心依然溫暖純良﹔在演藝圈摸爬滾打的武藝依舊保持一顆童稚之心。與之對應的演播室中的母親們,也逐漸接受新鮮事物,更加包容寬厚,對兒子們光怪陸離的愛好從拒不接受到稱贊、驕傲。節目開始時,上一代與子代的敵對情緒被歸因為“來自社會轉型期的文化緊張或個體層面的心靈緊張”②。而一心扑在兒子身上的母親們,在兒子們的影響下也開始關注自我。“子代的‘文化反哺’,不再局限於器物文明的層面,而是進入了更深的價值觀層次。”③兩代人從對抗到和解的過程微不可查地被揉進了節目之中。

四、結語

在上述三檔家庭代際綜藝節目取得一定成功后,湖南衛視與芒果TV延續《我家那小子》的演播室觀察模式,相繼推出《我家那閨女》與《女兒們的戀愛》,家庭代際綜藝持續走紅。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家庭代際綜藝應繼續引導大眾正確看待家庭結構的變化,促進代際溝通,並為聚少離多的家庭提供些許心靈慰藉,實現綜藝節目的文化職責。

注釋:

① 李俊.技能形成的身體社會學分析——一個初步的框架[J].職教通訊,2016(28).

② 袁一丹.彌散性思想:一種模糊史學[J].讀書,2018(04).

③ 秦晨.“邊際人”及其“中國式相親”——轉型期中國青年的婚戀觀與擇偶行為[J].中國青年研究,2017(07).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藝術學院) 

(責編:陳原原(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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