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網絡的開放性、匿名性和自由性為人們提供了語言狂歡的舞台，但同時也存在著非理性表達的網絡語言暴力。網絡語言暴力突破倫理道德甚至法律的底線，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具有極大的危害性。新聞敘事學的研究對象是以事實為本的新聞敘事作品，在網絡語言暴力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語言暴力是關於媒體的新聞報道而引發的，不同的敘事聲音、敘事修辭表達著不同的意識形態。本文以網絡語言暴力為研究對象，在新聞敘事學的角度下從敘事聲音、敘事話語和敘事接受去發現網絡語言暴力形成要素，並且提出治理策略以此維護營造良好的網絡語言環境。

關鍵詞：新聞敘事學﹔網絡語言暴力﹔新媒體時代﹔網民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11-0000-04

網絡語言暴力事件頻發，造成的影響不亞於直接的施暴手段，不僅在現實生活中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甚至突破倫理道德和法律的底線，擾亂正常的網絡空間秩序，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新聞敘事文本傾向性影響著網絡語言暴力，這就有必要探究新聞敘事的原理和方法，從新聞敘事學角度分析網絡語言暴力形成原因，從而找出解決辦法。

一、新聞敘事學與網絡語言暴力

(一)新聞敘事學的概念

新聞敘事學是一門交叉性學科，由新聞學和敘事學緊密結合產生的，兩門學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敘事學，顧名思義即關於敘事的科學，新版《羅伯特法語詞典》對“敘事學”所下的定義是：“關於敘事作品、敘述、敘述結構以及敘述性的理論”[1]。敘事學發端於20世紀初，二十世紀60年代受到法國結構主義和俄國形式主義的影響，大量關於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的作品出現在法國文學領域，其誕生對現代小說的理論層面意義重大。托多羅夫是最早提出敘事學概念的學者。他認為，在敘事學的研究領域，文本才是關注的核心，不管你採用何種媒介，文本是亙古不變的研究領域[2]。經典敘事學隻關注小說文本，將文本之外的包括社會、文化、歷史、環境等因素都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典敘事學研究勢頭逐漸衰落，關注讀者和語境的新敘事學逐漸興起。新敘事學是對於經典敘事學的修正和發展，從研究普通受眾的認知框架與敘事體驗﹔從傳統關注語法學轉而關注語義學，即關注符號如何產生意義及語境和讀者的重要性[3]。

進入20世紀90年代，敘事學逐漸發展壯大，開始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新聞敘事學就是新聞學與敘事學在融合碰撞中中產生的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敘事學與新聞敘事學最大的區別體現在研究對象上。敘事學的研究對象是對敘事作品和敘述方法進行研究。新聞敘事學把以事實為本的新聞敘事作品與方法作為研究對象[4]。從消息、特寫、通訊、紀錄片等新聞文本中發現並歸納出新聞敘事的一般原理，研究新聞敘事的規律、原理、方法及發展。同樣是以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區別在於新聞敘事學研究的文本是現實世界新近發生或者將要發生的事實，具有真實性，敘事學研究的是作者根據主觀意圖虛構的文本。文學敘事作者可以加入主觀感情，對情節進行虛構，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但新聞敘事不能帶入記者情感偏見，要求必須客觀、真實地為讀者反映最真實的事件，努力尋求真相。

（二）網絡語言暴力的定義及表現類型

現在人們對媒介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已經習慣於通過社交媒體去抒發感情、宣泄情緒。由於互聯網的交互性、便捷性、匿名性和自由性，部分網民在表達情緒上往往把握不好限度，在網絡自由空間中失去了在現實生活中應有的理性，通過用語言侮辱、傷害他人的方式來宣泄自身不滿的情緒，以此獲得快感，這就容易導致網絡語言暴力。網絡語言暴力可以定義為：在網絡平台中，通過語言攻擊和語言控制兩種手段，違背了基本的道德規范，甚至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益，致使他人的精神上和心理上遭到一定程度的創傷[5]。網絡語言暴力可以劃分為以下幾種表現形式。

1.實施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是指未經他人同意和知悉在互聯網上公開他人個人信息和私人活動的行為方式。它是在互聯網技術背景下通過網民互動完成的問答式搜索[6]。 “人肉搜索”是引擎搜索的特例，它集聚網民的力量，從各種方式渠道搜索到各方面的信息，並公之於眾，使被搜索曝光於網絡平台。“人肉搜索”是一把雙刃劍，在對損害公共利益的人進行“人肉搜索”可以發揮強大的輿論監督功能，以此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例如對“高鐵霸坐”行為通過“人肉搜索”直接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處罰。但是“人肉搜索”不恰當的濫用會給當事人帶來嚴重后果，對當事人的生活帶來負面影響。在一些網民非理性、無底線的群體傳播活動中，它逐漸演變成為網絡語言暴力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

2.進行語言謾罵

網民在網絡上發表攻擊性語言和粗暴的辱罵成為了一種表達對現實不滿的發泄方式，網絡語言暴力成為社會暴力在網絡上的延伸。有些人無論對於什麼事情都要一罵為快。比如著名藝人趙雅芝在其微博發自己路過天安門的側面照片，並配文“每次路過天安門都會深深感受到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驕傲”。簡單的一句愛國言論竟遭來部分網民破口大罵，微博評論裡有很多污言穢語，甚至進行人身攻擊。這種“鍵盤俠”“網絡噴子”的行為，受到大部分參與討論的網民的批評與譴責。在互聯網空間中，我們會不時看到一些過激的言論，將個人的言論自由建立在對他人的誹謗詆毀上，這是對公民權利的不尊重。在網絡語言暴力景觀中，部分網民的語言變得偏激情緒化，甚至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3.散布虛假信息

謠言通常都是通過一些未經証實的虛假消息進行傳播，並且還會出現流言信息的變形和奇異回流現象。在集合行為中，人們不必為信息的真實性或准確性負責，認為法不責眾，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對流言內容進行改變和變形。謠言不僅會侵犯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還會擾亂社會秩序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在社交媒體上，謠言的傳播速度是真相的六倍。網絡傳播的匿名性、便捷性、相關性等特點為謠言的傳播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出於各種目的，利用社會心理來散布虛假消息，宣泄情緒，買賣焦慮。尤其是一些自媒體，為了博取“眼球經濟”，不惜制造虛假信息，比如公眾號文章《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在24小時之內經歷了從朋友圈爆款到被封禁。

二、從新聞敘事學看網絡語言暴力的形成要素

在社會裡擁有話語權，產生較大影響力的通常都是意見領袖，他們比其他人掌握更多的信息，他們接受信息的渠道多半來源於新聞。在新聞敘事的意識形態建構下，影響著新聞接受者的態度和觀點，新聞敘事文本的傾向性影響著網絡語言暴力。新聞敘事學以新聞文本為研究對象，探究網絡語言暴力的形成要素可以通過敘事聲音、敘事話語和敘事接受來分析。

（一）敘事聲音

誰都可以講故事，但聲音將各不相同，因為受到意識形態、觀點立場等因素影響。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敘事聲音更是呈現多元化特點。在傳統媒體格局中，新聞敘事者是職業化新聞機構的從業者，他們有著共同的新聞理想，是一個集合體，他們的身份具有專業性，作為時代的瞭望者，掌握著絕對的話語權，普通人一般難以介入。而當下正處於一個眾聲喧嘩的新媒體時期，傳統媒體專業化新聞機構的敘事者權威正在被消解，呈現“去中心化”的趨勢，新聞敘事聲音正在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人人都有發言權。

互聯網時代，人人都有發言權。發聲環境發聲渠道多樣化后，人們會圖一時爽快，不負責任地說出某些臟詞帶侮辱性的話，所以在網絡上可以看到鋪天蓋地的謾罵。例如2019年2月21日，被注銷的微信公眾號“咪蒙”。咪蒙文中充斥著“臥槽、滾、不要臉、拉黑”等文字，出口成“臟”---常見“老子”“球”“上”“睡”，在對話中加入“特麼”口頭禪是“我擦”“屁咧”[7]。“咪蒙”微信推文《致賤人:我憑什麼幫你》《致low逼:不是我太高調, 而是你玻璃心》，咪蒙倡導的是一種語言暴力, 用毒舌與吐槽、臟字與辱罵等方式展開敘述, 迎合受眾重口味和低級趣味。在傳統媒體時代，幾乎是不會出現這樣的敘事聲音和敘述方式。正是因為敘事聲音的多元化才會讓網絡語言暴力更加猖狂。

（二）敘事話語

在敘事學那兒，“敘述話語的分析主要是研究敘事文和故事之間的關系，敘事文和敘事行為之間的關系，以及故事與敘述行為之間的關系（當這個關系體現在敘述話語當中時）。”而我們探討的新聞敘事話語，將對象明確為新聞敘事時間、結構、情境和修辭等[8]。新聞敘事是有規矩有要求有勸告有限制的敘事，大千世界發生的所有事件新聞不可能有聞必錄，在選擇新聞進行報道時就已經帶有一定主觀傾向。新聞敘事話語的傾向性影響著受眾接受新聞先入為主的觀念。

重慶萬州“10•28”公交車墜江事故發生后，《北京青年報》發布: 《重慶萬州22路公交車墜江，疑因一女司機駕駛私家車導致》，《新京報》發出報道：《重慶一公交與逆行轎車相撞后墜江女司機被控制動畫示意路線圖》, 輿情事件發展初期真相沒有調查清楚，但是事件的二元對立卻很明顯。媒體帶有傾向性的內容讓公眾將矛頭紛紛指向女司機。一時間“女司機”這三個字在網絡上被炒得火熱, 隨之而來的不僅僅是針對當事人, 更是上升到社會對“女司機”這個身份的譴責。媒體關於“事故”和“女司機”的敘事話語，使得網民先入為主地認為是該事故是由“女司機”導致的，這非常容易點燃網民情緒，群體極化現象明顯，引發激烈的網絡暴力。后真相時代，情緒比事實更重要。這種突發性公眾事件的意見聚集具有非理性、來勢猛、時間短、速度快的特點，當事人僅憑一己之力無力反擊。在紛繁復雜表達自由的網絡空間中，媒體依舊具有議程設置和絕對的話語權，如果媒體的敘事話語出現錯誤帶有偏向性，就會把新聞接受者帶入歧途，更容易引發網絡語言暴力。

（三）敘事接受

“新聞敘事接受”是以新聞文本為導向，由一個新聞文本和一個新聞接受者所構成的活動，以及兩者的相互作用。接受一個新聞文本，就是在新聞文本的導向下，接受者逐漸消除自身不確定的信息，並同時向文本提出自己的問題並能在社會實踐中找到解答[9]。受到地域、學歷、職業、收入等因素影響，新聞接受者對新聞文本會有不同的解讀方式，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學者斯圖亞特•霍爾曾在《編碼/解碼》一書中將受眾對媒介文化的解讀分為三種形式：順從式解讀,協商式解讀和對抗式解讀。近年來,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新聞接受者對新聞敘事文本的“對抗式解讀” 越來越普遍,且常借新媒體平台之力, 形成一股倒逼媒體和政府的輿論力量。

網絡社會的虛擬性、匿名性，人們會把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到的憤懣和不滿情緒借“對抗解讀”的方式進行發泄, 特別是“仇官”、“仇富”心理極易觸發民眾情緒的集中爆發和語言攻擊，用謾罵的方式來進行反抗。有部分網民是受從眾心理的驅使,傾向於與自己意見一致的群體, 在群體情緒的推動下, “同仇敵愾”“義憤填膺”從而滋生謾罵、誣陷, 並非理性討論。新聞接受者處於言論嘈雜喧囂的環境裡，容易出現“群體極化”導致網絡語言暴力。

三、網絡語言暴力的應對策略

網絡語言暴力的治理需要社會形成合力。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讓公民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讓法制觀念深入人心。新聞敘事者和新聞接受者是網絡的參與者，治理網絡語言暴力義不容辭。

（一）完善相關政策法規

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已經制定出一些涉及網絡語言暴力問題的相關條款條例。例如《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但是僅限於法律效力不強，懲罰力度不嚴的行政法規。網絡語言暴力表現形式越來越復雜和多樣化，造成的影響越來越惡劣。除了健全和完善現有法律，應該制定一部專門針對網絡語言暴力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管理辦法。嚴厲打擊網絡語言暴力行為，讓不法行為者為自己的言行負責，追究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明確網絡服務供應商的法律責任和義務，微博微信和網絡直播平台等要起到監管和信息審核的作用，對於發現網絡語言暴力的內容時要及時處理。每個人都是權利的擁有者也是義務的履行者，使用網絡中的組織或個人應該最大限度地發揮針對網絡語言暴力的監管作用。 

（二）構建網絡時代新聞敘事者“把關人”體系

“把關人”理論最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傳播學奠基人之一的盧因提出的。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把關人”既是傳播者也是監督者。互聯網傳播方式的“雙向互動性”和信息流動的“自由性”使傳播權力發生了很大的轉移，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新聞敘事者和接受者之間相互轉化，“把關人”的信息選擇特權被削弱。正是因為缺少“把關人”的嚴格監管和正確引導助長了網絡語言暴力。在互聯網時代，傳播的各個環節中都應該加強“把關”，對散布在網絡空間的語言暴力進行全面的監管。政府職能部門、網絡服務提供商、網絡專職人員等應形成合力團結協作，共同淨化網絡環境。政府相關部門可以建立“把關人”考核和追責機制，獎罰分明才能堅守底線，不碰“高壓線”。網絡服務提供商方加強對賬號的審核管理，確認信息為謠言或者含有語言暴力等內容及時地進行公示，對於違規內容進行清理和關停處理，加強輿論引導樹立權威信息。對於新聞敘事者而言，無論是機構媒體還是自媒體都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和專業素養，在復雜的商業邏輯下能夠不被利益誘惑，敘事文本講求真實、客觀、公正，履行好社會責任，自覺抵制網絡語言暴力。

（三）提高網絡時代新聞接受者倫理價值觀

對待網絡語言暴力，最重要的還是寄希望於新聞接受者自身素質的提高，加強道德自律，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不以網絡輿論的群體力量凌駕於個體力量之上。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說到個人是具有鮮明特征的，而當這個人融入了群體后，他的個性就會被淹沒。當有明顯的群體壓力時，沉默的螺旋效應也更明顯。在后真相時代，情緒比事實更重要，在來不及調查真相時，情緒早已經傳播開來，所以出現了很多反轉新聞，新聞接受者面對的輿論環境越來越復雜，對於一個事件不要急於下定論，更不能在沒弄清事情之前就站在道德高地上進行語言暴力。某些網絡語言暴力事件的發生乃至擴大化，正是由於新聞接受者的媒介素養水平低，進行輿論綁架，對事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危害進一步擴大化。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人們生存的重要的公共領域，在網絡的公共領域裡，網民可以聚集在一起討論公共事務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而不是對他人進行網絡語言暴力。網絡是黨和政府等國家機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徑，網絡語言暴力會轉移公眾注意力，阻礙輿論事件的發展。所以，在網絡時代要加強新聞接受者倫理道德修養和媒介素養，共同促進天朗氣清的網絡環境。

網絡語言暴力的治理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各方面形成合力，共同維護網絡環境。同時，也需要掌握新聞傳播規律，運用新聞敘事學等理論從敘事聲音、敘事話語、敘事接受等方面透過現象分析事物的本質，相信網絡語言環境會越來越和諧。 

（作者簡介：劉小琦, 女, 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 主要從事新聞與傳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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