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124）

摘要：延安時期，大型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圍繞社會不良現象開展了一系列批評性報道，較好地打擊了錯誤思想和不良風氣，調動了人民群眾參加革命與生產的積極性。本文通過對其批評性報道的選材重點進行分析，總結出報道焦點的政治性、報道內容的真實性及報道對象的典型性是其批評性報道取得良好效果的內在原因。從而得出有益於當前新聞媒體開展批評性報道的啟示，即要正確把握批評性報道的導向性、增強批評性報道的准確性及善於發揮典型事件的特殊作用。

關鍵詞：延安時期﹔解放日報﹔批評性報道﹔經驗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11-0000-05

開展批評性報道是新聞媒體進行輿論監督的重要方式，也是充分發揮新聞“耳目喉舌”功能的必然要求。延安時期，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革命形勢，為消除錯誤思想帶來的不良影響，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參加革命與建設的積極性，中國共產黨在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中開展了廣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其中，大型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系列批評性報道，成為黨的十分銳利、有力的宣傳和輿論監督武器，也為當前我國新聞媒體開展批評性報道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歷史經驗。

一、延安時期《解放日報》批評性報道的開展

“黨報要成為戰斗性的黨報，就要有適當的正確的自我批評，表揚工作中的優點，批評工作中的錯誤，經過報紙來指導各方面的工作”[1]。《解放日報》從1941年5月16日創刊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幾乎不間斷地開展批評性報道，成為黨改正錯誤、推進工作與進行群眾動員的重要方式。《解放日報》的批評性報道題材豐富、內容全面，其中對領導干部、思想作風與經濟建設的批評尤為突出。

（一）批評領導干部工作不力

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不要再總是過分客氣地對待黨內的官吏——自己的仆人……而不進行批評”[2]，認為人民的報刊應承擔起輿論監督的重任，批評、揭露黨員干部工作中的錯誤。延安時期，為適應局部執政的現實需要，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一系列對敵、建設的方針和政策，這直接對黨員干部的工作水平提出了要求。然而，該時期黨的領導干部多出身工農，文盲仍佔很大的比例，且由於教條主義等錯誤思想的影響，馬列主義素養較為薄弱，在工作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消極現象。為提高黨員干部的工作水平，打擊干部隊伍中的不良風氣，《解放日報》先后刊登了《批評政府》、《當在春耕運動中要解決的三個問題》、《合水征糧草任務完成后，布置運輸公鹽公糧，舞弊干部撤職查辦》等批評性文章，對黨員干部貫徹政策不力及營私舞弊等現象進行了批評與揭露。同時，多次發表文章鼓勵群眾提出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如1945年10月29日刊登的《吳旗選訓班討論，怎樣發動群眾批評政府工作》一文，明確指出應在群眾中選出具有威望的“意見領袖”，由他們帶頭批評政府工作的缺點，以啟發群眾的民主監督意識[3]。《解放日報》還創新性地以小言論的方式對領導干部進行了批評，如文章《抓住中心干》就以小言論的方式對干部工作中主次不分、工作沒有重心的現象進行了揭露[4]。《解放日報》圍繞黨員干部不良作風開展的一系列批評工作，不僅成為提升黨員干部純潔度與工作能力的“利器”，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國共產黨有責任、有擔當的政黨形象，推動了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順利實施。

（二）批評錯誤的思想作風

《解放日報》在其創刊初期，盡管刊登了《看了諷刺畫展》這樣的批評陳舊思想意識的文章，但卻仍“未能對整頓‘三風’加以應有的重視與地位，蔚成風氣，形成潮流”[5]。1942年4月1日，《解放日報》正式進行改版，明確提出了“宣傳共產主義的民主主義思想，反對一切反動、復古、黑暗、愚昧”[6]的思想教育目標。為提升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理論水平，消除不良作風和錯誤思潮帶來的影響，除了刊發闡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文章外，《解放日報》還積極刊登了《延長二十天深入討論七個文件，把握反主觀主義的中心思想》、《正確的學風，正確的黨風》、《區縣領導上的幾個問題》等批評性報道，系統論述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及黨八股的表現和危害。同時，為在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中形成輿論監督的良好風尚，《解放日報》對如何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了解答。如在《志丹縣級干部認為過去調查研究不夠，反省，改進》一文中，通過記述文中主人公自身反省的經過和結果，以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式，對自我批評的重要性和如何進行正確的自我批評進行了詳細闡述[7]。據統計，僅在整風時期，《解放日報》就共計刊登批評性報道78篇，其中關於思想意識和自我批評的文章22篇，超過了批評性報道總量的四分之一，在所有類型中佔比最高。《解放日報》通過對錯誤的思想作風的批評，進一步將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統一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上來，充分彰顯了《解放日報》作為“黨報”的“教育啟蒙”作用。

（三）批評經濟建設中的不良現象

延安時期，由於國民黨頑固派對邊區實施了經濟封鎖，邊區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因此，充分發揮報刊的宣傳作用，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生產的積極性，成為了《解放日報》的重點任務。首先，《解放日報》積極採用了典型報道的形式，對勞動過程中存在的“二流子”現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如刊登《隴東先在一個鄉試驗，選出勞動英雄與二流子》一文，通過進行正反事例的對照，將批評與表揚相結合，使批評報道的形式更好地被廣大群眾接受[8]。這些對“二流子”的典型批評報道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解放日報》隨后刊登的《延縣河庄區巫神，庄發仲改邪歸正》、《延縣巫神五十九人聯名表示，決心徹底轉變不再害人，希望全縣鄉親督促幫助他們生產》等文章對批評報道起到的正面效果和可喜成績進行了報道。同時，為了保障前線的抗日軍需供給，《解放日報》還刊登了《浪費糧食是犯罪行為》、《反對亂收糧草》、《公糧賣不得》等文章，指出每一粒糧食都是老百姓為抗日救國而繳納的“救國公糧”，任何人不能隨意買賣和借糧。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春耕工作和土地改革成為了《解放日報》在經濟方面批評的重點。如1946年5月10日刊登的《米脂生產領導需加強，縣級干部不重視春耕》一文，明確指出了春耕工作中仍存在的缺點和問題[9]﹔《延縣檢討去冬土地共組，六千余貧農獲地六萬畝，對分配不均問題研究出改正辦法》、《米脂檢查土地工作，不少地方替地主留地過多》等文章，對個別地區土改不徹底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為土地改革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延安時期《解放日報》批評性報道的特點

延安時期《解放日報》的批評性報道是黨在戰爭與建設共存的局部執政環境下，開展報紙批評的積極探索。該報在批評性報道中所展現出的報道焦點的政治性、報道內容的真實性和報道對象的典型性的特點，是其批評性報道取得良好效果的內在原因，也充分展示了延安時期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智慧。

（一）批評焦點的政治性

延安時期，《解放日報》的批評性報道始終圍繞著黨的方針、政策而展開，這是新聞工作堅持黨性原則的必然要求，體現了其批評性報道焦點的政治性的特點。在《解放日報》創刊初期，由於受到教條主義等錯誤思想和資產階級新聞思想的影響，盡管也圍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三三制”政權等開展了系列批評性報道，但在數量上仍有限，也體現出了脫離群眾生活實踐、對黨的中心工作宣傳力度不夠的問題。1942年，改版后的《解放日報》以“中國共產黨的黨報，人民大眾的報紙”[10]為目標，逐步開始對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實踐和黨的方針、政策進行積極的闡發。它不僅積極承擔起了整風運動的宣傳報道工作，通過理論文章深入地批評了黨員干部在思想和作風上的不良現象，有力地指導了整風運動沿著正確的軌道進行。還在大生產運動熱火朝天地開展時，結合黨和政府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生產建設的需要，開展了大量針對典型人物及典型事件的批評報道。解放戰爭時期，《解放日報》自覺地跟蹤報道了土地改革的情況，對土地改革中的不良現象進行了批評，推動了土地改革運動的發展。《解放日報》不斷根據黨的方針、政策的變化和發展調整自身批評工作重心的工作方式，不僅提升了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而且較好地推動了黨的方針、政策的實施，充分發揮了黨報在宣傳動員上的重要作用。

（二）報道內容的真實性

堅持新聞報道內容的真實性原則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重要觀點，馬克思在論述什麼判斷報刊好與壞的標准時，明確指出衡量的標准是看“誰是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誰是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刊登的每篇批評性報道，都一定程度上代表著黨的官方意志，這對其報道內容的真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解放日報》在開展批評性報道時，首先注重通過先擺事實后進行批評。如1942年4月3刊登的報道《黨員在工作中的不安心現象》，指出黨員“不安心”工作的佔比為54%，“安心”工作的佔比27%，[11]用確切的數字說明了文章內容的可靠性﹔又如1945年6月7日刊登的文章《從批評米脂春耕領導事件談批評和接受批評的態度》，指出對米脂縣領導的批評是有事實依據的，並對這些事實進行了一一列舉[12]。同時，《解放日報》還倡導在進行批評時要根據真實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在報道《對工廠支部整風的幾點意見》中，針對部分人“不遵守勞動紀律”的現象，建議“根據工人中不同的對象，規定整風的具體目標……如果機械地把延安各機關學校整風的一套生硬地搬運到工廠中去……不能收到實際效果”[13]。這種一切從實際出發，要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主張，充分體現了《解放日報》進行批評性報道的實事求是精神。《解放日報》以人民群眾真實的生活實踐為素材，不僅避免了因不實報道引發的社會矛盾，也極大地提升了批評性報道的教育、宣傳功能的傳播效果。

（三）報道對象的典型性

《解放日報》開展批評性報道，其目的不僅僅在於批評被批評者本身，更重要是通過批評更好地宣傳和貫徹黨的方針與政策，鼓勵、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因此，批評性報道的對象必須具有典型教育意義。正如鄧拓所言，典型具有代表性和指導性，既能能對現實做最好的反映，又能對群眾進行最好的教育。《解放日報》在其刊登的批評性報道中，多次選取了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意義的個例進行報道。如《新寧某鄉長和村主任，工作作風簡單化》、《靖邊群眾楊生旺批評合作社養走馬》、《隴東駐軍政治部同志進行思想檢查》等文章，均是以典型代表人物為報道對象進行了批評。這種以不良典型為對象開展批評報道的方式，不僅能促使黨員干部和群眾通過批評報道的內容，對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自省，也不會因為批評文章寫得空且大而讓批評泛泛化。同時，《解放日報》還積極報道了典型事例改造成功的事例。如《延縣河庄區巫神，庄發仲改邪歸正》、《尹區長教導有方，把巫神變成好勞動》、《吳旗干部作風轉變中，開始切實主動布置工作，有些干部有不能抓住工作重心，常想回家的缺點》等文章，以典型為例，指出轉變的過程與方法，激勵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不甘於落后，積極改變作風。《解放日報》對典型事例的批評與典型轉變的報道相結合，使人們既能自省自身的錯誤，又能看得見改正錯誤的希望、了解改正錯誤的方法，極大地提升了批評性報道的效果。

三、延安時期《解放日報》批評性報道對當前新聞工作的啟示

在我國當前的新聞工作中，批評性報道作為正面宣傳的有力補充而被廣泛應用。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新聞媒體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直面社會丑惡現象，激濁揚清、針砭時弊。[14]”當前，我國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階段，如何在新興媒介不斷涌現、人民群眾民主監督意識不斷增強的背景下，通過批評性報道調動人民群眾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已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一）正確把握批評性報道的導向性

批評性報道之所以在延安時期的黨的新聞工作中被廣泛運用，就是因為作為新聞報道的一種特殊方式，它的恰當運用能在社會輿論和社會風氣的引導中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應當注意的是，批評性報道作為揭露不良現象、進行輿論監督的重要方式，其目的不是為了批評而批評，而是通過批評的手段對社會進行引導。因此，評判一條批評性報道的好壞的標准，不僅僅局限於文風是否犀利、揭露是否徹底，更重要的是批評性報道是否發揮了積極的導向作用。批評性報道應該在該“無情揭露”時毫不留情，該“淡化”時及時控制，掌握好批評性報道的“度”。美國傳播學者李普曼在“擬態環境”理論中指出，新聞通過對信息的選擇、加工建立出擬態環境，由於受眾無法身臨其境了解現實發生的事情，所以極易將新聞重構的擬態環境當作現實環境。因此，如果負面報道過多，不免會使群眾對社會發展產生消極心理，嚴重者還可能會動搖政治信仰。媒體在採編批評性報道的過程中，應要注意興利除弊，在基於新聞真實性原則的前提下，通過新聞話語的轉化，發揮批評性報道的積極引導效應。同時，正如延安時期批評性報道中所體現的報道焦點的政治性一樣，新聞媒體應圍繞黨和政府的中心任務有選擇的進行批評性報道，服務於時代進步。新聞媒體應通過對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報道宣傳，增進人民群眾對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認可，這也是批評性報道導向性的重要內涵。

（二）增強批評報道內容的真實性

在批評性報道中，必須要實事求是、根據事件真相進行報道，這是無論在延安時期還是當前的新聞工作中都必須堅持的原則。失真、失實的批評性報道，不僅會影響群眾對批評監督的信任感，還會影響新聞單位和記者個人的形象，甚至可能給當事人帶來不可抹滅的傷害。因此，批評性報道必須在深入調查后開展，就事論事，不隨意夸大，也不惡意攻擊。新聞媒體必須本著從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對被批評對象負責的高度出發，對客觀事實做出實事求是的報道。同時應注意到的是，伴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新興自媒體的傳播影響力越來越大。然而，由於大多數自媒體運營的規模有限，採編隊伍遠不及傳統媒體，在對熱點問題的調查中往往缺乏足夠的能力進行深入調查。久而久之，自媒體不得不通過生產“觀點”來吸引眼球，在批評性報道的內容缺乏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利用群眾的情緒來達到較好的傳播效果，這一點從輿論軒然大波的“4歲女童遭女大學生飛踹”事件、雷洋案、羅一笑事件、深圳四胞胎事件等具有代表性的反轉新聞中可見一斑。因此，面對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的自媒體，一方面必須提升自媒體的准入門檻，加強對自媒體從業者的培訓，嚴抓對其內容發布的監管﹔另一方面，應盡可能地提升權威媒體的新聞報道時效，不給“虛假”新聞的傳播留下呼吸空間。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肅清輿論環境，確保新聞報道內容的真實性，准確地發揮批評性報道的教育、引導作用。

（三）善於發揮典型事件在批評性報道中的特殊作用

與延安時期的媒介形勢極為不同的是，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工作的顯著的特點是：媒介渠道上新媒體逐漸佔據主要地位，信息來源上自媒體日漸佔據一席之地，表現形式上融媒體也成為新趨勢。由於網絡媒體傳播速度快，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特點，新聞信息的傳播周期大大縮短﹔同時，一批批自媒體、融媒體產物的出現，使得信息來源日益多元化，新聞輸出產量也日漸加大。在這樣的媒介形勢背景下，“快餐式閱讀”成為人們獲取新聞信息的常態。如何在短暫的時間內快速抓住讀者的眼球、在眾多新聞報道中脫穎而出，並通過短時間的閱讀傳遞給讀者新聞報道的價值觀，成為了當前新聞工作的重要現實課題。在受眾已較難接受填鴨式輸送的閱讀環境下，鮮活、動人的事跡尤其是在人民生活實踐中具有普遍代表意義的事跡，成為了新聞信息傳遞效果提升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在批評性報道中也是如此。批評性報道雖然相較而言更容易吸引受眾的眼球，但如果只是一味地理論式說教，也難以在“快餐式閱讀”的環境下在讀者腦海中留下深刻的記憶，難以引發讀者的共鳴。因此，為提升批評性報道的實效，應以生動、活潑、圖文結合的形式，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報道對象，如影響范圍較廣、受到社會普遍關注、與人民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的人物、事件等，以典型促普遍，提升批評性報道的實效。當然，在突出典型的代表性的同時，也應牢記讓典型還原於日常生活之中，依托生活的本來面目、朴素感情來激發讀者回應，從而使批評性報道傳遞的價值觀念更加深入人心。

總而言之，延安時期《解放日報》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和毛澤東新聞思想的指導下開展的一系列批評性報道，有效幫助了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推進與實施。總結、分析延安時期《解放日報》的批評性報道的做法，可幫助人們從中尋求歷史經驗的借鑒，有助於黨的媒體工作者在繼承延安時期歷史做法的基礎上，結合當前我國的新聞工作實際提升批評性報道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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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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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博古,毛澤東.致讀者[N].解放日報,1942-04-01(第1版).

[6]博古,毛澤東.致讀者[N].解放日報,1942-04-01(第1版).

[7]佚名.志丹縣級干部認為過去調查研究不夠,反省,改進[N].解放日報,1942-08-03(第2版).

[8]佚名.隴東先在一個鄉試驗,選出勞動英雄與二流子[N].解放日報,1944-10-19(第2版).

[9]佚名.米脂生產領導需加強,縣級干部不重視春耕[N].解放日報,1946-05-10(第2版).

[10]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65-67.

[11]佚名.黨員在工作中的不安心現象[N].解放日報,1942-04-03(第2版).

[12]佚名.從批評米脂春耕領導事件談批評和接受批評的態度[N].解放日報,1945-06-07(第2版).

[13]佚名.對工廠支部整風的幾點意見[N].解放日報,1942-11-11(第2版).

[14]杜尚澤,鞠鵬,李濤,馬佔成.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 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 劉雲山出席[N].人民日報,2016-02-20(第1版.

（作者簡介：樊宸余，女，北京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丁雲，女，北京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北京工業大學）研究人員，主要從事中共黨史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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