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部學刊》

摘要：以新聞學與傳播學在中國學界的爭論為起點，通過考察傳播學在美國與新聞學結合的歷史背景，發現兩個學科的“聯姻”有著明顯的功利特征，正是這種功利性的結合為將來的學科之爭埋下伏筆。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遷，這種外在的功利性因素也在發生變化以致弱化，新聞學當前面臨的最大的危機已經不在學術方面，而是來自於不斷陷入困境的新聞業界。文章因此提出應當回到普利策、布萊爾等新聞學構想的方向，將新聞學與眾多社會學科甚至媒介技術相結合，而不是僅限於與傳播學的融合，這樣才能有助於新聞學重新找到其定位,實現更好的發展。

關鍵詞：功利性﹔新聞學﹔傳播學﹔定位

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的確是一個老話題。隨著施拉姆於1982年訪華，傳播學緊跟著一涌而來，中國新聞學界對這一新興學科曾抱有很高的熱情和期待，迅速接納並助推了傳播學的快速發展。然而令新聞學者未想到的是，在經過十幾年的學科融合之后，開始傳出“傳播學取代新聞學”的聲音，在學科轉向上，也是傳播學壓倒了新聞學。2001年，清華大學教授李希光發表文章，直言對傳播學“侵入”新聞學的不滿，兩個學科積累已久的矛盾正式浮出水面。隨后，不斷有學者加入討論，從對李希光觀點的激烈批評，到之后試圖實現兩個學科的和解，討論的主題均是圍繞傳播學與新聞學的關系展開，但至今兩者的關系也沒能理清，遑論和解。在當下新聞業發生巨變、傳播格局異常復雜的背景下，准確理解兩個學科的關系，已成為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繞不開的關鍵一步。

理解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新聞學的核心課程是什麼？新聞學的未來是否真的在傳播學？僅僅以傳播學有利於新聞學的發展為理由，從而主張讓傳播學進入新聞學教育核心課程的觀點，難免會失之偏頗。因為不僅是傳播學，其實大多社會科學乃至人文學科都在為新聞學提供營養，但在新聞教育中隻能作為新聞學的輔助學科而存在。關於后一個問題，如果不回到新聞學與傳播學結合的歷史背景下去認識兩者結合的真實動機，提供的答案又難免會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因此，本文通過考察傳播學在美國與新聞學結合的歷史背景，探討其“聯姻”中的功利因素。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在美國的功利性結合

梳理美國的新聞與傳播學史可以發現，類似於在中國發生的這兩個學科之爭，其實早在40多年前就已在美國的大學內上演過。那場爭論被稱為“綠眼罩人”與“卡方人”之爭。爭論雙方這樣稱呼對方，傳達的當然不是恭維，而是互相不認可。“綠眼罩人”認為，新聞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養學生在報道、寫作和編輯方面的實踐技能，他們嘲笑傳播學者，認為他們與培養未來的新聞記者毫無關聯﹔而“卡方人”認為新聞學者不懂學術，只是職業教育者。

圍繞傳播學與新聞學的關系，無論在中國學界還是美國學界發生的爭論都表明，這兩個學科盡管共存於同一個機構，但學科互動並不順暢甚至產生矛盾，在相互認可上存在嚴重的問題。這些矛盾、問題的根源在哪裡？這就要求我們回溯歷史，去觀察兩個學科究竟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在美國傳播學史上，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1943年，施拉姆離開位於華盛頓的戰時新聞局，返回衣阿華大學。他是從這所大學的文學院去的戰時新聞局，但是等再回到衣阿華，他卻不想再回到文學院了。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施拉姆從前的博士生導師正是文學院的院長，而兩人已經關系破裂。學校的管理層為把施拉姆留在衣阿華大學，便將正處於空缺狀態的新聞學院院長一職給了他。這是不同尋常的，因為施拉姆並不具備多少新聞經驗，而當時這被認為是聘任新聞學教授的基本條件。施拉姆正在追求一種更加廣泛的傳播學觀點，他本人也以為只是暫時留在新聞學院。在被任命為新聞學院院長之前，學校還曾為他提供過其他行政位置的選擇，包括衣阿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如果施拉姆接受這個職位，傳播學就有可能出自圖書館學和信息科學了。

僅從這一歷史細節來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結合似乎有著很大的偶然性。也就是說，傳播學並不一定要在新聞學院誕生。可是隨著施拉姆在衣阿華大學新聞學院開創傳播學課程，這一學科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被眾多大學的新聞學院所廣泛接受，說明這兩個學科的結合的確是有它的歷史原因。當時的歷史背景是美國大學新聞學院正面臨著生存危機，它需要借助其他學科來提高自身的學術地位，而傳播學也恰好需要一個落腳點。因此新聞學與傳播學是帶著各自的功利目的走進同一個學院，盡管這種結合並不是學科發展的自然選擇和出於學科融合的需要。關於這一點，這一段話說得足夠直白：“一個傳播研究機構可以發揮源泉的作用，以提高新聞學院的威望，要不新聞學院就可能因為新聞培訓這一公認的職業學校的性質而被其他領域的教授看不起。”

新聞學在美國大約形成於20世紀初，雖然進入美國大學教育，但該學科因其職業教育的屬性，一直都處於能否立足於大學的不確定之中。為解決生存危機，新聞學界的有識之士把如何提高新聞學的學術地位作為最為緊迫的探索。這其中有兩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一位是約瑟夫·普利策，另一位是維拉德·G·布萊爾。普利策希望把新聞提高到一個學術性專業的層次﹔布萊爾堅信，“除非新聞學強調它的基礎在社會科學之中，通過與社會科學的聯合課程授予博士學位，否則，新聞學院就不可能在威斯康辛這樣的研究型大學裡生存下去。” 可見新聞學的學術地位當時是新聞學者最為關注的問題。

但是從布萊爾培養博士生的情況可以看出，新聞學的獨立學術性研究地位並未得到足夠認可，因為那些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大多是以新聞學為副修，博士稱號也歸在其他學科名下，比如政治學、社會學博士等。於是，以此為方向改造新聞學院的努力遭遇瓶頸，它急需借助外力將其打破，以便為新聞學院在大學中贏得一席之地。正是在這個時候，施拉姆帶著他成形的傳播學觀點回到衣阿華大學。

新成立一個學科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紀40年代，傳統社會科學格局已經成型且日漸穩定，任何新生學問基本都可納入已存在的社會科學范疇之內。也就是說，雖然施拉姆有他成熟的傳播學觀點，但很難憑一己之力創立一個獨立的傳播學院。在他之前，從事傳播研究的幾位先驅人物只是在這一領域短暫停留，最后又全部回到各自的母學科。比如，拉扎斯菲爾德回到了社會學，拉斯韋爾和霍夫蘭分別回到了政治學和心理學。持有大傳播觀的施拉姆是沒有母學科可回的，依附於任何一個成熟、強勢的學科，都意味著傳播學將難以獨立存在，對他來說最為理想的選擇是“借殼生蛋”。施拉姆終於在新聞學院找到了這隻“殼”。

盡管新聞學與傳播學這兩個學科的結合具有明顯的功利性因素，卻不應忽視其他促成其結合的條件。傳播學研究的是信息的交流與共享，新聞是信息的一類，自然屬於傳播學研究的范疇。而且傳播學中分量很重的大眾傳播學，就是以新聞媒體為研究對象，所以傳播學選擇新聞學院有其合情合理之處。總之，歷史的各種外在因素將這兩個學科推到一起，讓它們存在於同一機構並機械融合。正是以這種方式，新聞學解決了生存危機，傳播學也得以誕生。當然，這也導致了兩者的持續紛爭。

二、超越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之爭

回到當下，基於功利性因素結合的新聞學與傳播學，該何去何從？是進一步融合，還是分離？中國新聞與傳播學界主張進一步融合的意見佔據了主流。問題在於，能否融合？如何融合？

在新聞與傳播學融合的問題上，支持的人多，但拿出方案的少。有的學者批評新聞學與傳播學融合不夠，新聞傳播學教材是簡單的“新聞學+傳播學”，即“新聞五性+傳播理論”，可謂“水是水，油是油”。 “新聞傳播學”雖然在中國是一級學科，但這一學科的建制，並沒有改變新聞學與傳播學無法實現有效融合的尷尬局面。即使僅從其學科定義來看就存在重大缺陷，幾乎全部丟棄了新聞學的核心內容，更接近大眾傳播學，而忽視了新聞學的核心關切。這是不是說明這兩個學科本身就無法融合，甚至在定義上都無法做到統一？所謂“水是水，油是油”，是不是因為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確正如水和油，本質上就不能相融？這種不相融或許解釋了被外界功利性因素推到一起的兩個學科，為何爭論不斷。正如黃旦教授所說，“新聞傳播學”的名稱糅合並確立為一級學科，表面上的隔閡得到了消除，內在的張力卻並沒隨之而去。陳力丹教授也認為，將新聞學與傳播學簡化為“新聞傳播學”，如果說是一種學科的整合，也僅有詞匯上的意義。

關於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美國學者凱利有著清楚的論述，他不贊同將新聞學與傳播學放在一起來談。在他看來，新聞學是一門獨特的社會實踐學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誕生，因此不能與其他相關但彼此獨立的社會實踐學科相混淆。新聞學必須在教育和實踐中與其他學科區分開。新聞教育必須將新聞學本身作為目標。對此，凱利還有一段非常形象的表述：“新聞在哪裡產生，以何種方式產生是很重要的，但不能據此將新聞本身與媒體和傳播混為一談，否則就是將關於魚的故事和魚本身混為一談了。”復旦大學鄭北渭教授也曾用類比論及兩者的關系，“傳播學之與新聞學或許有點類似藝術哲學的美學與藝術的關系那樣”。

近年來在新聞與傳播這兩個學科關系的討論中，我國學者在更多將焦點放在兩者的差異上，看到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融合之難。黃旦教授是其中既看到屬性差異，又試圖打破差異，提出實現兩個學科真實融合完整思路的代表。在他看來，新聞學始終框定在職業之中，是順著新聞職業所搭建的一套操作知識體系，它的目的是研究和指導如何做好新聞，屬於規范性學科，而傳播學則屬於經驗性學科。然而在“網絡化關系的視角”下，當新聞學從職業和專業機構的眼界向“人類傳播實踐”打開，新聞業是“人類傳播平台范疇”中的一個部分，那麼，新聞學轉換的就不只是一個眼光，同時也就是要改變自身的“規范”性質，成為與傳播學一樣的經驗描述性學科。同時，“這也可以使原來新聞學——規范性學科和傳播學——經驗性學科並存而不合的新聞傳播學，在性質上趨於一致，新聞傳播學成為名副其實的一個整體”。

應該說，黃旦教授提出的這一思路具有理論啟發意義，新聞學從規范性學科向經驗性學科的轉向也被看作是跨越新聞學與傳播學“天塹”的可行之路。但不是所有學者都相信這道“天塹”是可以跨越的，因為“兩者有著完全不同的研究邏輯”，“新聞學面對的是人類對世界的感知，其核心命題是人類社會的民主治理如何更有效﹔傳播學則試圖揭示生命世界的合作溝通機制，回答社會是如何運行的問題”。

回到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現實語境下，兩者的融合呈現出另一番景象，並非理論界所期待的方向。根據鐘新的兩篇訪談，在英國，新聞學與傳播學開設在不同的學院，界限嚴格﹔在美國，兩者的界限則並不是那麼嚴格。在當下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聞教育正呈現出與技術結合的新特點。有的新聞教育機構更為重視與新媒介技術的結合，注重培養熟悉多媒體平台特點、熟練運用多媒體技術的新型媒介融合應用型人才。有的則將新聞與計算機科學相結合，發展數據新聞，為學生提供新聞與計算機科學相互交融的學習體驗。

這一景象背后需要關注的是新聞與傳播學走到一起的功利因素的變化。首先，新聞學當前面臨的最大的危機已經不在學術方面，而是來自新聞界。隨著新聞業面臨的困境加深，提供崗位不斷減少，新聞業是否還需要新聞學這門學科成為擺在新聞學院面前一個最為緊迫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隻有培養出更加符合新聞業需要的高素質新聞人才，幫助新聞媒體提高內容競爭力這一條途徑，而傳播學對此幫助有限。因此，新聞學需重新審視自身的學科屬性，回歸新聞學的真實定位。

在這樣的背景下，思考新聞學定位的出發點需要回到新聞如何才能更為准確、真實地反映現實，在公共傳播的新語境下找到其獨特的價值，即為公眾提供行動參考的價值。應該說，幫助新聞記者理解傳播規律的傳播學對體現這一價值有其貢獻，但是遠遠不夠。所以說，新聞學不應再糾結於究竟要與傳播學實現分離還是進一步融合的問題，而是回到體現公共價值的原點，以更為開放的視野追求新聞學與眾多人文社會學科以及新媒體技術的結合，從而更為准確地理解社會和更為有效地傳遞信息，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普利策、布萊爾等新聞先驅有關新聞教育構想的跨時代回應。

三、普利策、布萊爾的新聞學方向

普利策作為一位著名的新聞從業者，他對新聞教育的貢獻是開拓性的。這位新聞教育的先驅早在1892年就提出願捐贈一所新聞學院，在遭到哥倫比亞大學拒絕之后，他又轉向哈佛大學，並與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提出了他成形的新聞學教學計劃：“強調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課程，輔之以新聞技巧方面的課程。”最后，普利策捐贈的新聞學院卻又落在哥倫比亞大學。他在《北美評論》上的一篇文章裡，解釋了設立新聞學院的初衷：“培養出好的記者，讓他們辦出更好的報紙，以更好地服務於公眾。”

普利策最早形成了成熟的新聞學教育理念，身為報人，他卻未能將其真正付諸於教育實踐。倒是布萊爾，這位美國新聞學教育的先行者和開拓者，受到普利策的啟發，在新聞教育的實踐中本著“新聞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的觀點，通過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結合使新聞學更具學術性，並以此改造新聞學院。布萊爾具有辦報經驗，在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新聞學，之后任新聞學院院長，他在該校將理想中的新聞學教育推行開來。布萊爾認為，“新聞記者不僅要被培養得知道如何寫新聞，而且能夠理解他們所報道的那些事件由以生成的社會。”

“理解事件由以生成的社會”可以被看作是這兩位新聞先驅對於新聞教育構想的核心。應該說，施拉姆最初其實也是這一教育理念的繼承者。1942年衣阿華大學新聞學院在與施拉姆接觸時，曾要求他提交一份新聞學教學大綱的描述。施拉姆這樣寫道：“我希望看到的新聞學院將不會像其自身那般軟弱，而是像這所大學一樣強壯。不是一群教師和學生坐在這所大學的邊緣地區，擺弄著他們的小玩意，在文章第一段中拼湊著關於誰、什麼、哪裡和何時的情景描述——不是那樣。”同時，他還設計了本科生的新聞課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聞技能課程與四分之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課程組成。因此，羅杰斯認為施拉姆是在呼吁一種布萊爾式的教學方式，因為他的課程比例與布萊爾的完全一致。

然而，施拉姆來到衣阿華新聞學院后開創大量大眾傳播學課程的實踐証明，他的藍圖絕不僅限於新聞學，甚至重點不在新聞學，而是傳播學。施拉姆此后無論是在衣阿華大學、伊利諾伊大學，還是斯坦福大學，都專心推動傳播學的研究，尤其是他在斯坦福期間，斯坦福大學支配了美國傳播學領域，最終傳播學進入新聞學院，並漸有壓倒新聞學之勢。

需要看到這樣一個事實：新聞學與傳播學的一拍即合，並不是普利策、布萊爾理想中的新聞學的發展方向。誠然在普利策、布萊爾的時代，傳播學還未出現，后人很難猜測兩位先驅對這門學科的態度，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普利策、布萊爾的出發點始終是新聞教學，最終目標是培養出高素質的新聞人才﹔施拉姆的出發點則是傳播學，它不以培養新聞人才為學科使命。羅杰斯也指出布萊爾與施拉姆的觀點之間存在一個重大區別：前者強調新聞學的本科生教育，后者側重博士層面的教育和研究，即傳播學研究。盡管普利策、布萊爾和施拉姆都致力於提高新聞學的學術地位，但普利策、布萊爾的努力並未突破新聞學的框架，而施拉姆不僅偏離了新聞學的框架，甚至最終完全轉向了另一個學科。

回歸普利策、布萊爾的方向即是重新把“理解事件由以生成的社會”作為新聞學的核心關切。當下傳播格局的復雜程度遠超普利策和布萊爾時代，新聞記者真正認識所處外在環境的難度也更大，加之新聞業正處於變動的歷史節點上，因此新聞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回歸“理解事件由以生成的社會”的方向是新聞學對此挑戰做出回應的第一步，在此基礎上，才可以進一步去探究何為真相、如何才能獲得和展現真相，並最終體現新聞學對於新聞業以及整個社會的獨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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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建峰（1978—），男，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輯，研究方向為新聞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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