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師范大學 傳媒與影視學院，江蘇 徐州 221009）

摘要:2019年5月30日，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主播劉欣應邀與美國福克斯商業頻道(FOX Business)女主播翠西·裡根就中美貿易等話題進行了約辯。回顧整個事件的發展，其中蘊含著許多傳播學的理論。本文從約辯前策劃流量吸引、約辯時產生形象建構、約辯后影響話語權三個角度進行分析。

關鍵詞:傳播學﹔流量﹔媒介事件﹔國家形象﹔話語權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12-0000-03

2019年5月14日晚，美國福克斯商業頻道(FOX Business)女主播翠西·裡根在節目中無端指責中國“偷竊”美國經濟利益，鼓吹對華“經濟戰”，並且用詞激烈。5月22日，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發布題為《中國不會接受不平等協議》的短視頻評論，主播劉欣在視頻中反駁了翠西·裡根的言論。5月23日，翠西·裡根在節目中對劉欣的反駁表示質疑，並聲稱劉欣是對所有美國婦女的人身攻擊。隨后，翠西·裡根在推特上發出了“約辯”的邀請。5月24日，劉欣在推特上同意“約辯”。這樣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在國內的各大網絡和媒體上廣泛傳播。2019年5月30日，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主播劉欣應邀與美國福克斯商業頻道(FOX Business)女主播翠西·裡根就中美貿易等話題進行了“約辯”。“中美主播約辯”事件發生后，其產生的影響也十分深遠。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中美主播約辯”事件所蘊含的傳播內涵值得我們深思。

一、“約辯”序幕：“符號化”活動的流量吸引

（一）“符號化”活動傳播

信息傳播離不開符號。傳播學者施拉姆提出，不管人們如何稱謂符號，符號都是能夠釋讀出意義的傳播元素。沒有無意義的符號，也沒有符號沒有意義。[1]人們為了實現有意義的交流和互動，使用符號作為傳遞信息的媒介。當一個傳播事件帶有明顯的“符號”因素，可稱為“符號化”活動。在傳播過程中，傳播者通過“符號化”活動來吸引受眾，傳者建構符號的意義，受者接收符號的信息。在電視新聞欄目裡，主持人或主播往往作為節目的串聯者，作為節目傳播中有代表性的傳播符號，正是連接節目自身與受眾的一個中介。主持人通過語言和非語言的方式塑造有不同意義的符號，並通過這些符號向受眾傳遞不同的意義。

在“中美主播約辯”事件中，美國福克斯商業頻道(FOX Business)和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兩家電視台將兩位主持人分別作為自己的符號，通過主持人的語言和非語言形成欄目的立場。不管二人本身的立場如何，她們都是由欄目所建構的符號。在整個傳播過程中，受者接收著來自“劉欣”和“翠西·裡根”兩個不同符號的信息，由於對符號所傳遞信息的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受眾群體。這樣的“符號化”活動，使受眾更加了解節目本身的符號意義，也達到了較為理想的傳播效果。

（二）電視欄目的一次流量勝利

在如今新媒體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傳統電視媒體的地位遭受巨大沖擊。而這一次，從“中美主播約辯”事件的發酵到結束，在一周的時間內，這一事件使得兩家電視台變身流量擔當，同時“約辯”的話題也成為社交媒體的熱門話題。

據香港《南華早報》和彭博社報道，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約辯”的話題瀏覽量早已過億，相關的視頻觀看次數也已達到數千萬，同時央視新聞等官方社交媒體也對相關活動進行預熱和轉發。因而，在5月30日，首次出現了對國外一家商業電視台節目的全民圍觀，成為電視新聞欄目收視的一次飛躍。在滿足受眾觀看需求的同時，也達到了電視台吸引巨大流量的最終目的。在如今新媒體的環境下，這無疑是電視欄目的一次流量勝利。

二、“約辯”內容：“中美主播約辯”事件中的國家形象建構

（一）“媒介事件”建構國家形象

2000年，丹尼爾﹒戴揚和伊萊休﹒卡茨將“媒介事件”定義為“一種特殊的電視事件”，認為其包含在某一國乃至世界范圍內具有較大影響的經過大眾傳媒傳播的事件。這樣一場受到大量關注的“約辯”足以被稱為一次“媒介事件”。

國家形象可分為“實體形象”、“媒介形象”和“認知形象”：實體形象指一個國家物質的和精神的“客觀狀態”﹔媒介形象指媒介（尤指大眾傳媒）在關於國家信息的傳播中所建構的“他觀狀態”﹔認知形象指國際社會的民眾等對國家主體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印象或評價”。[2]正如李普曼所言：“我們隻願意看到我們願意看到的。”在這樣一場東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約辯”也是用一次建立在“客觀形象”上，並利用“媒介形象”建構西方對中國“認知形象”的機會。

從媒介形象和認知形象的角度而言，在“約辯”的內容中，一開始翠西·裡根對於劉欣的介紹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言人，而劉欣則稱自己以中國國際電視台記者的身份來進行對話。”接著，翠西·裡根問道關於中國企業偷竊知識產權、華為打擊威脅通信產業等問題，試圖間接地引導劉欣承認美國是受害者，而劉欣則以“如果你想改變規則，則需要雙方的共識”表達了立場。值得注意的是，劉欣對“國家資本主義”的闡述，糾正了西方媒體和民眾對於“國家控制一切”的誤解。這些實例都體現了中國國家形象在“中美主播約辯”這一個“媒介事件”中的重新建構。

對話不對抗，平等不傲慢。中美之間存在的問題需要更多的平等對話和交流，需要更多這樣的“媒介事件”提供國家形象建構的平台。

（二）建構國家形象的渠道啟示

回顧整個約辯事件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建構國家形象的渠道。第一，我們需要建設更加系統化、國際化的傳播渠道。中國應借助外文網站或國際電視台, 充分利用Facebook、Twitter等海外社交媒體資源，結合央視新聞、微博等國內媒體平台，積極建構的良好國家形象，在媒介事件中傳播更豐富、更優秀的中國形象，讓越來越多的國際受眾了解真實的中國形象。第二，用“軟傳播”的理念建立和諧的傳播環境。“軟傳播”則要求與生活密切相關，注重傳播環境的和諧。不生硬嵌入，不強制灌輸，通過不同角度更“軟”地表現一個國家的形象，從而提高國際受眾對中國形象的認同感。第三，利用新媒體環境下的議程設置。當事件的傳播與國家形象建設相關時，應當及時合理地設置議程，引導公眾輿論。特別是在新媒體環境下，面對在國際上迅速傳播的事件，需要一個可以進行“議程設置”的角色。而在“中美主播約辯”事件中的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由於其工作語言的特殊性（英語）和傳播性質，便擔當了在設置議程的角色。

三、“約辯”思考：“約辯到對話”背后的話語權博弈

隨著新媒體技術進步和社交媒體盛行，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影響著外界對中國的判斷。“約辯”已經拉下帷幕，回顧這次中美兩位新聞主持人之間的“約辯”，幾乎沒有情緒化的碰撞，反而充滿了客觀與理性。劉欣在結束“約辯”后表示，她並不認為這是一場辯論，而認為更像是一次交流，一次交談。“從約辯到對話”的背后，不僅是中美兩國媒體的競爭，也是中美兩國國際話語權的博弈。

法國思想家福柯最早提出“話語即權力”的觀點，即不能將話語和權力分割，真正的權力需要通過話語來實現。當權威媒體發出聲音后，受其影響的受眾很難聽到其他不同的意見和話語，久而久之形成輿論的共識。美國福克斯商業頻道(FOX Business)和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作為兩個不同國家的媒體，他們所吸引的大多是傾向於自己立場的受眾，並且通過自己所表達的話語形成自己的“權力”。

從宏觀來看，長期以來，國際輿論圈的格局的確是以西方為中心。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多極化的世界也逐漸孕育了“去中心化”的世界信息體系。權力的分散使得西方媒體面臨難以壟斷消息源的困境。但即便如此，美英媒體在“去中心化”的格局中仍佔據優勢。[3]盡管西方媒體依然擁有強大的話語權，但是“中美主播約辯”事件也讓世界感受到“中國聲音”的出現。在國際傳播領域，爭奪話語權的背后是國家間實力的較量，也是對國家影響力和地位的博弈。話語權的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現實世界權力關系博弈的格局。

因此，我們更應該重視中國的話語傳播，提升中國在國際輿論中的話語權。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面實施，提高中國話語權的訴求將會在國際社會的新聞傳播領域愈加重要。同時，這也體現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好中國形象的重要性。

四、結語

作為一個范圍較廣、影響較大的傳播事件，“中美主播約辯”事件蘊含著較為豐富的傳播學理論。從“約辯”的序幕到對“約辯”的思考，我們可以發現“符號”“媒介”“流量”“話語”等因素影響著整個事件。而事件背后的成因和影響，也值得我們深思。

參考文獻: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李鯉.全球性媒介事件中網絡媒體與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人民網“世博專題”有關中國報道的階段性分析[J].人民網,2010，12（23）.

[3]沈國麟,樊祥沖,張暢.爭奪話語權:中俄國家電視台在社交媒體上的話語傳播[J].新聞記者,2019(4):65-77.

[4]李普曼.輿論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5]馮宇冰.從符號傳播學維度解析文化綜藝類節目主持人的形象塑造[J].新聞研究導刊,2018(12):117-118.

[6]王聖.新媒體環境下中國國家形象建設研究—評《中國國家形象:全球傳播時代建構主義的解讀》[J].新聞與寫作,2019.

[7]肖俊.從福柯的話語權理論看網絡輿論帶來的權力博弈[J].新聞傳播,2013(3):113-116.

[8]邵培仁,沈珺.新世界主義語境下國際傳播新視維[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2):99-103.

（作者簡介：江小軒，男，江蘇師范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廣播電視學專業，主要從事新聞傳播實務研究﹔關梅，女，江蘇師范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廣播電視媒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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