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報紙承載了我們許多新聞人的理想、青春、熱血、初心，亦承載了許多見過面或未曾謀面讀者朋友的關懷、支持、回憶、期待。二十年芳華已逝，相信留給我們的一定是最美好的記憶！感謝您二十年長路相伴，願您仍與我萬水千山相隨！”“2004—2020，17年，6210天，4122期……這一組數字，見証了《皖北晨刊》的成長，也記錄下一個個溫暖而難忘的瞬間。”“您今天拿到的這份報紙是《皖東晨刊》紙質版的最后一期——停刊號。”“一份延續了28年的報紙將在今天按下暫停鍵，有一點傷感，因為這總歸是一個告別”……

2021年元旦前，近30家紙質媒體宣布休刊或停刊，有些甚至連休刊詞都沒有留下。曾經，手捧報紙閱讀的景象隨處可見，而今，手拿智能手機等移動設備獲取資訊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風景線，傳統媒體風光不再是不爭的事實。轉戰互聯網主戰場，不但是傳統媒體的時代課題，更是其自身的涅槃重生。

理性看待 不必恐慌

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我國網站數量為468萬個，較2019年年底同期減少50萬個，下降9.7%﹔APP數量為359萬款，較2019年年底減少8萬款，下降2.2%。而據《2019年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報告顯示，2019年，全國共出版報紙1851種，相比於上一年度降低1.07%。從兩組數據的對比中不難發現，網站和客戶端的關停數量遠遠高於報紙，但卻未見如報紙停刊、休刊這般恐慌。

“互聯網具有充分市場化競爭，生生死死早已是常態化，而報紙因為有刊號，並不是完全化的市場競爭，那麼這種近乎於坐擁在壟斷資源上的關停，勢必會讓人不好接受。”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高級經濟師郭全中對《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說道。

青年報社黨委書記、社長李清川認為，引發震動的其實不是數量而是趨勢，雖然互聯網關停的絕對數很大，但新創的數量也很多，報紙的停與休雖僅以十百計算，但新生數量卻屈指可數。“和前幾年相比，報紙停刊、休刊的社會關注度已大幅降低，但關注甚至慨嘆依然會在。一個原因是，紙質媒體大多歷史悠久，曾經讀者眾多，在社會生活、社會治理中曾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個原因是，紙質媒體作為一個整體還沒有順利完成轉型，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都還脆弱。”

其實，報紙的關停並轉猶如人的生老病死，“作為一個從業30年的‘老報人’，我認為報紙的關停是正向發展，從個人角度來說，我是可以接受的。”銀川市新聞傳媒集團黨委書記、社長、台長丁洪如是道。李清川則表示，“無論是基於優勝劣汰還是供需關系，失去核心優勢、同質化競爭的報刊，其數量還應進一步縮減。”

停刊、休刊的背后不只是一報一刊的斷舍離，還有傳媒格局深度的結構性調整。郭全中認為：“市場化運作紙媒停刊、休刊，是報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結果，是順應時代而做的必要改變。”“通過停刊、休刊重新配置資源，建設更有傳播價值的平台和陣地，是必然選擇。”李清川認為，報紙的停刊、休刊是傳統媒體的更迭，是時代的進步，媒體人應該積極看待。當然，停刊、休刊也印証了傳播格局的劇烈震蕩還在繼續，傳播格局的重構、傳媒生態的重塑還未根本完成的事實。

丁洪則告訴記者，對於報紙的停刊、休刊應從三個方面客觀看待：受眾維度，即受眾獲取資訊的方式是不是發生變化﹔運用維度，即市場化報紙是否還有造血功能﹔結構維度，即產能是否過剩。“但也正是因為這三個因素，我認為報紙不應盲目的選擇停刊、休刊，要量體裁衣。”他補充道。

准確定位 垂直細分

有的報紙，已沒有辦法迎接2021年的第一縷陽光﹔有的報紙，會受到2021年陽光更加火熱地炙烤。

李清川認為，相比停刊、休刊的感嘆，重要的是留下來的報紙如何發展。“現在的傳播格局不必要求‘千報一面’，報紙應該根據自身定位做出特色。”例如，某些發達省份的省會就擁有《××日報》《××晚報》《××時報》《××都市報》……在有限的“蛋糕”中，近似且針對性弱的內容必然導致惡性競爭，形成人人吃不飽的局面。李清川表示，“注重報道質量的提升，創新形式，注重傳播效果，形成差異化競爭才是關鍵。”

郭全中認為，內容的重要性在任何時候都不可否認，但就目前報紙生存而言，按照市場新需求為受眾提供滿足對應需求的產品和服務是核心。“沒有受眾就沒有人買單，那就談不上造血，不能造血就無法在市場中保持生命力。”郭全中建議，提供滿足受眾需求的產品和內容，可從與新技術充分融合、提升服務能力、打造出新的產品三個方面入手。

作為一直深耕於紙媒的老報業人，丁洪表示，傳統媒體明確宣傳功能、產業功能和文化屬性是報紙生存的重要著力點，“新媒體下的碎片化閱讀幾乎不可能形成像傳統媒體一樣根植內心的文化作用，這也就要求市場化報紙不能隻考慮快速傳播，新聞在新媒體端早就發了，報紙再做信息紙還哪兒有人看，要做有文化情懷的傳播，做大做強專副刊。”

根據最新發布的《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報告》顯示，報紙根據內容劃分為綜合、專業、生活服務、讀者對象和文摘的五類，除生活服務類報紙降幅有所加大外，其他四類報紙降幅均有所收窄﹔專業類報紙和讀者對象類報紙降幅較小，所佔比重提高﹔綜合類、生活服務類和文摘類報紙所佔比例繼續下降。

可以看到，報紙正在逐步向細分的垂直領域轉型，“作為走進家庭的報紙，晚報、都市類報紙要時刻知道自己的受眾在哪兒，了解受眾的需要是什麼。”在丁洪看來，在分眾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的情況下，故事化、期刊化是內容發展的趨勢。他舉例說道：“《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都呈現了這樣的趨勢，而《北京晚報》的《五色土》副刊也一直被讀者津津樂道。曾經號稱自己的受眾可以覆蓋從老人到孩子的報紙如今早已不敢提這事兒了。”

“每一類報刊都要有自己的發展定位、服務人群、供給內容。”李清川認為，黨委機關報的關鍵是“陣地”，作為黨的宣傳思想輿論陣地的排頭兵，要立足傳播好黨的聲音，在輿論引導和意識形態斗爭中發揮重要作用﹔專業類報刊的關鍵是“服務”，要通過緊密聯系人群，持續提供專業服務，進而與受眾形成緊密關系﹔融合類報紙數量最大，關鍵是“協同”，既要充分發揮報紙專業隊伍和角色權威的優勢，大量生產優質內容，又要通過新媒體平台與讀者、客戶實現充分互動。

移動優先 轉型大考

早在2012年，英國《衛報》前總編輯艾倫·拉斯布裡杰就直言：數字優先是傳統媒體在數字時代的未來。事實上，移動優先的概念已成為全球報人的共識，傳統報業人紛紛在發布時間、資源供給、戰略布局等方面向數字端傾斜。

據《中國新媒體研究報告2020》顯示，94.26%的被調查者單位都已設融媒體中心，“中央廚房”、可視化融合大屏的響應率和普及率明顯提高。郭全中表示：“數字化轉型意味著打通渠道，渠道通了聲音才能傳出去。”

“但數字化轉型並不是說載體的數字化，而是要實現機構的數字化。”丁洪表示，載體的數字化早已不新鮮，現在要做的是把信息傳播變成信息流，將信息流變成數據，從而實現真正意義和維度上的數字化轉型。

2008年美國百年老報《西雅圖郵報》宣布數字化轉型的消息曾震動全球報界，但現今採取此類行動的報紙早已屢見不鮮，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使越來越多的報紙轉向網絡。

然而，對一份在數字融合方面未能做足功課、缺乏一定規模的數字受眾積累，以及基於數字端的商業模式尚處於空白期的報紙來說，關停轉網意味著立即關閉基於紙媒的現金流，雖然降低了成本，但無持續收入也必然會將報紙逼入異常危險的絕路。郭全中直言：“轉型發展並不意味著可以‘救’所有的傳統媒體，由於市場空間有限、自身創新能力不足，以及人才隊伍整體實力不符合互聯網要求，一部分傳統報業根本沒有機會轉型，或者說轉不動。”

信息正在聚合，實力正在重構，簡單的轉網也並非等同於轉型成功。“我認為，互聯網時代，媒體還應當積極思考為誰服務和服務什麼，而如何創新手段更好地發揮作用，是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在互聯網時代前進的時代之問。”李清川表示，回答好這個時代之問，找到自己的精准定位，是必須完成的首要任務。

面對波濤洶涌的新媒體浪潮，傳統媒體應在市場競爭中尋求突圍的機遇，以此保証其在危機下尋求到生存下去的機會。郭全中提出，轉型首先要在觀念上進行轉變，陳舊的觀念不足以應對新媒體時代的發展趨勢﹔其次在人才隊伍的建設中要給予足夠的關注，缺少“精干高效”人才是很多媒體在融合發展中的瓶頸﹔同時還要塑造包容的企業文化，互聯網本身就存在試錯的發展規律﹔最后在新的產品和服務方面深耕，強烈的產品意識和適配的服務能在有限的市場中獲得用戶的青睞。

對此，丁洪以《銀川日報》《銀川晚報》為例表示，“人才是我們目前轉型中的痛點，盡管我們已經實現移動優先，完成了一次採集、多種生成、多元傳播的部署，但二次加工的內容和一次發布的內容重合度比較高，我們缺少能真正生產出新媒體產品的人才。”這種發展的瓶頸，在日常所接收到的資訊形式中隨處可見，相信是很多處於轉型發展的報業所存在的共性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索解決。

盡管報紙進入了中年，可新聞尚在破繭。就如許多人所言，消亡的是紙，報將以不同形態而存在。“在互聯網時代，如果網上有聚合平台，線下有報紙，這樣的融合發展既可以發揮傳統媒體在內容生產上的權威、專業優勢，又能在傳播渠道和方式上持續增強。我相信未來會更好。”李清川在採訪最后補充道。（見習記者 張博）

■記者手記

記住別離 莫忘思考

每年的年終歲末，各大媒體幾乎都會緊鑼密鼓地准備新年獻詞，盤點過去一年的工作，為新一年的生活標記出新的注腳。

不過，也有紙質媒體在新年前夜為自己畫上了頓號或句號。2020年年末，《內江晚報》《益陽城市報》與讀者作別，《皖北晨刊》《德陽晚報》《皖東晨刊》選擇休刊，《都市消費晨報》《東莞時報》從日日與讀者相見，變為每周與讀者見面一次……

紙媒的告別潮對於業界來說，早已不再陌生，在瞬息萬變的媒體融合時代，紙媒的出路也成為一個引人思考的話題。

事實上，對於紙媒停刊、休刊而言，新媒體的沖擊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報紙種類的同質化，以及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等因素也不容忽視。

這也提醒我們，無論什麼類型的報刊，都應該具有強烈的產品意識和適配的產品規劃。

在報紙縮減版面的同時，我們發現，調查報道、深度報道和評論也日漸減少，而這些正是一張報紙最有個性、最有魅力的版塊，這些內容的大幅度減少甚至消失，也使得報紙內容質量進一步下降。

此外，為了與網絡媒體搶奪受眾注意力，有些報紙還出現了泛娛樂化現象，破壞了傳統媒體的權威性、嚴肅性，這些現象也無疑加劇了一些紙媒的衰落。

在傳媒格局發生深刻變革的今天，生存艱難的紙質媒體選擇“數字唯一”，試圖尋找出路，然而，這種選擇背后，如果不把質量作為生命打造，等來的不一定是新生的陽光。而且隨著信息技術的迭代加速，移動互聯時代對同質化的數字端沖擊將更為直接。

因此，差異化、特色化、分眾化……無論對於紙質媒體還是新媒體都是無法回避的發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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