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闻场与新闻的场域

新闻场是西方学者分析权力控制新闻、影响受众的特殊概念，由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 Pierre）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认为新闻是社会各种关系和环境的产物，每条新闻难以摆脱场域性。“新闻场”(journalistic neld)是一个“具有自身规律的微观世界”，“生产出来的新闻将特有的政治视角强加给公众，而政治视角则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新闻场的结构和记者身上。”[21]重要新闻是社会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事件，总是出现在具体场合、具体地点。“从分析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各种位置的客观关系所形成的网络，或称一个架构。这些位置和它们强加给处于特定地位的人或机构的决定因素，被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所界定，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这一场域的专门利益，也表明它们的实际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同源关系，等等。”[22]

这一论断颇为费解，实际是说，新闻场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空间，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恒定、持久的不平等关系。产生于不同空间（位置）的新闻总是由处于统治地位的力量——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力所决定的，因为他们总要对一切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作出说明，维护其有利的地位和特殊利益。从这一角度出发，布迪厄分析了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怎样从民主的非凡工具蜕变为压迫的工具，充当维护现存秩序的手段，“行使了一种特别有害的象征性暴力，这是一种通过施加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双方通常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23]“象征暴力”看起来披上了“自愿与自由”的外衣，实质贯穿强行支配的“场域”机制。新闻不仅在这里产生，而且新闻的说服与欺骗也变得自然而然。

权力与受众、权力与媒体的支配关系构成新闻的社会场域，受众需求又形成新闻的报道场域。到20世纪末，媒介抢占受众的竞争开始白热化，各个媒体在新闻报道场中激烈角逐，报道有时迎合官方，有时取悦公众，商业因素造成强大的信息流，新闻由追求文化品位转向迎合观众趣味。“各电视台越来越求助于轰动性报刊使用过的老掉牙的手段，虽不是把整个位置，但把首要位置让给了社会新闻和体育消息。新闻场的特殊性在于，比其他文化生产场，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等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它直接受需求的支配，也许比政治场还更加受市场和公众的控制。”[23]

西方权力阶层的内讧和媒体口味向权力和公众两个天平倾斜，导致传播内容的污名化和娱乐化，推动了新闻报道场域的低俗化。布迪厄认为，相对于文化生产的其他领域，如司法、文学、艺术或科学，新闻界同样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决定报道内容和形式通常需要这样的社会条件——权力和公众都喜欢的新闻才能既在当权者那里找到靠山，也能让广大公众津津乐道。于是在新闻报道场域盛行操纵新闻的手法是：“对事件进行掩饰，理顺其中的头绪，去掉其政治色彩，或渲染轶闻趣事和丑闻”。布迪厄继而写道：“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规则’，如果报纸或其他媒介想扩大覆盖面，就得磨光棱角，排除任何可能分化或排斥读者的因素。”[24]因为新闻报道场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逻辑的裁决。

新闻场最终体现为新闻话语场，大众文化话语占据主流地位。话语和话语方式实质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它的话语场。当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在媒体上与公众对话，这些“快思手”（fast-thinkers)喜欢用大众词汇制造新闻气氛和民主气氛，吸引公众倾听他们的调侃。布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越有专业资本，竞争对手就失去了顾客市场。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话语投向大众，就越倾向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互斗，就可能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他们理解的社会学——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政变’。”[25]作为思想竞争的场所，新闻媒体一旦用大众话语提出新议题，就占据了主导地位，等同于一场思想政变的成功。

美国学者A?克莱因把新闻报道场视为智力场的纯理性领域，这里充满能知、想知、已知及语言的复杂关系，有知识的人才能如鱼得水。他认为，新闻是最重要的文化话语，驱动人们的智力，使处于主导地位的修辞产生效果。新闻场告诉我们“谁能知，他知道什么，是怎么知道的，他如何建立和受众的关系，借助语言如何构筑理性领域。新闻工作是一种理论实践，而大多数记者没有意识到这种作用。”[26]

克莱因进而对新闻场进行了总结，指出新闻场具有物理场的因素，正如结构偏差理论与叙事理论所揭示的那样：“社会政治背景下的结构推出新闻产品，决定新闻实践的效果。记者套用叙事结构，创建社会意识的连贯性和因果感，并形成时代的主导话语。”在他看来，新闻这个非封闭系统，传达了这样的纯理性意义：（1）什么可以知道和什么不能知道；（2）能知道的问题的性质；（3）社会关系与认识者之间的性质；（4）新闻语言的内在意义与本质。 “换句话说，对于新闻场而言，（1）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和怎么知道；（ 2）谁是知者，为什么？（3）什么是记者，他同事实来源和受众之间的关系；（4）新闻语言如何创建这种关系，并提供新闻。”[26]就是说，新闻场这种权力和智力场所，充满让知和不让知、能知和不能知的角力。

四、新闻是公共信息

公共性是新闻更重要的深层特征。塔奇曼在《做新闻》一书中认为：“新闻报道不仅赋予自然事件以公共事件的存在方式，而且还赋予其特征，因为新闻报道通过对事件特殊细节和‘特色’的选择性披露，帮助公众形成关于事件的定义。”[8]179丹尼尔·戴杨（Dayan,D.）与伊莱休·卡茨（Katz,E.）也认为：“人们每天从新闻接收大量信息，在接受、认知过程中必然与人们谈论与自己生活圈子相关的新闻。新闻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交流的话题，给人造成一种同情的思绪，随之在大众中流行。人们打电话联系或互相走访来评论事件，重新激活家庭纽带和人们的友谊。”[27]新闻给人们提出的公共问题，让许多人关心公共生活，这些新闻就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焦点。

许多西方学者强调，新闻不仅是大众消费品，还是公共服务产品。新闻扩展公众对身处环境的理解，满足其监测环境的需要，把公共事件提出来让受众审视和交流。“虽然说，更多的受众可能会选择更简单、更煽情的新闻，如来自电讯服务机构和广播网的新闻报道，而不是选择不太吸引人的、有关地方政府和商业的新闻报道。根据新闻模式，我们可以预测大量的新闻发现是积极的，或者说，至少在电视台能够在承受成本基础上报道积极的新闻，推进大众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和认识。”[28]西方的民主政治提倡，公民对社会政策要共同做出选择，媒体提供的公共事务新闻便成为民众选择的前提，也是构建社会公共领域的基础。新闻服务于民众主要给人们提供精神指导，吸引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进入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本质上是由社会中的传播机构组成的。事实和观点在这些机构中流通，集体的政治性活动依赖信息共享。换句话说，这些传播机构就是我们的大众传媒，为公民的自由传播提供信息。”[29]

广播电视新闻被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德（Picard, Robert G）称为“公共商品”(Public Good)，这种公共商品有下列性质：（一）它是公共产品，面向或供给每个受众，价格低廉或无偿供给，是保障政治生活正常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公用事业。（二）新闻的质量并不完全决定新闻媒体的收益，新闻的吸引力决定媒体的利润，在媒体和广告商的眼里新闻的收受率才是新闻的标准。[30]媒体把收受率作为新闻的最高标准，资本对新闻的支配作用便处于首要地位，这样一来，媒体的公共服务职能不能不削弱，商业性能却不断增强。

为了充分实现媒体的民主功能，进而生成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大众传媒“必须对所有公民开放，信息必须公开，对于那些可能会被信息左右的人而言，必须在制度上保障‘公共领域’的存在。”[31]反之，则要窒息公共生活的生机，正如英国学者霍华德·图姆博（Howard Tumber）反思新闻及媒体丧失公共性所带来的危险时指出的：“(1)新闻忽视了有效报道公共生活的责任；（2）这种失责必然引起公共生活的萎靡；（3）新闻应该而且可以成为振兴公共生活的主要因素；（4）但前提条件是新闻业必须做出巨大改变。当然，我并不认为新闻业是唯一因素，普通大众和政治家也应该做出贡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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