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案例：

在此语境下，因李虎去世而引发的一场微博争论格外引人关注。李虎生前是天津艾滋病社区活动的领军人物。2012年7月，艾滋病感染者小峰因肺癌需要手术，就诊时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诊，在李虎的帮助下，小峰隐瞒病历逃避术前血检，最终成功手术。 (新京报, 2014)此事因涉及患者就医歧视问题曾引起巨大争议，在李虎死后，微博用户@macgay（真名江华）发表微博称李虎“为小集团利益而卖命的人如最近死掉的李虎之流，其死就是比鸿毛还轻”，在艾滋病感染者社群内部引起巨大争议，之后江华发布长微博称李虎“不遗余力的煽动医患对立”，再一次将艾滋病感染者的就诊歧视问题引入争论。江华除了是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医生，还是“成都爱白主要负责人、‘爱白艾滋病首席科学家’”，因此还引起了感染者们对“成都爱白”的强烈声讨。

从2014年8月8日至2014年8月11日三天内，肖剑共发布56条微博参与争论，争论对象包括江华、成都爱白，四川省人民医院，但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争论中混杂着主观情绪。56条微博中有37条微博包含脏话或人身攻击（比如质疑江华的学历和党员身份），只有7条在转发中客观地分析或追问成都爱白的合法性等问题。肖剑在微博中说“

我也因为施多宁，很少晚上说话，我更不会去骂人，我以为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认为我们需要向身边的每个人感恩，我们只有相互扶持，才能一路走过来，可是，今天晚上江华的言论，完全颠覆了我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解读，不是所有的人都叫人，江华的文章，没有依据，全凭想象，不切实际，一派胡言！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新媒体的作用：赋权、联合与抗争

在对肖剑的微博使用研究中，可以看到新媒体对弱势群体起到的三个紧密相连的作用，分别是赋权、联合和抗争。话语赋权是弱势群体参与的基础，而话语赋权又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和群体内部成员的互动和联合。联合以身份认同为基础，同时又为群体的抗争提供保障。

赋权：新媒体对艾滋病感染者最首要的作用是赋权。艾滋病感染者的弱势一方面来自于客观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来自社会文化的压制。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中，艾滋病长期以来包含着贫穷、死亡、瘟疫等隐喻，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则被认为道德堕落，成为与主流人群区别的“他者”，在就业、教育、医疗方面的权利受到剥夺。而赋权的对象就是社会中那些“无权”（powerlessness）的群体。西方的赋权理论主要针对企业中的下属，少数群体、边缘群体、能力丧者（disabled）——也就是我们国内常用的“弱势群体”这一统称所涵盖的人群，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其生存、发展遭遇能力和权力缺失的人群。 (丁未, 2009)

新媒体赋予艾滋病感染者的最重要的权力是话语权力。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描述了一种关于性的话语—权力结构。话语是一种“积极的机制”，它们是知识的生产者。这种机制增加话语，诱发快感，产生权力。 (福柯, 2005) 在新媒体未出现时，公众对于艾滋病的知识多来自大众传媒。关于艾滋病的话语体系由国家权力主导，而感染者在媒介上被构建的形象也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变化的强烈影响。新媒体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了发声的平台，感染者在此基础上书写日常生活，批判制度存在的缺陷，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联合：赋权是通过弱势群体自身的参与，激发其潜能，令其在更大程度上掌握社会资源和自身的命运，从而实现社会变革。其次，赋权作为一个互动的社会过程，离不开信息的沟通与人际交流，所以它与人类最基本的传播行为有着天然的联系。 (丁未, 2009) 话语的赋权是艾滋病感染者参与和行动的基础，但是微博作为一个互动性极强的新媒体平台，它更重要的作用是促进了弱势群体的联合，“转发”就是微博中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在本文选取的样本中，肖剑转发微博的比例为73.97%，体现出了较强的互动性，而互动有助于加强群体纽带。

联合需要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作为前提。在微博上，艾滋病感染者通常在用户名中使用“A”或“艾”字作为标记来表明自己的感染者身份（比如“南京A陈诚”和“艾草小强”）。在群体互动的过程中，“我者”和“他者”的边界很容易形成。在现实生活中，感染艾滋病属于戈夫曼所说的“会使人丢脸的污名” (戈夫曼, 2009)，所以大部分感染者会有意隐瞒自己的病情并且捍卫隐私权。但是微博属于虚拟的社交空间，并且“可以呈现线上与线下的多重舞台分层”。 (陈静茜, 2013)

以肖剑为例，“肖剑”是他的化名（肖剑的新浪微博帐号改名之后甚至去掉了“肖剑”二字），他也不使用真实清晰的个人头像，但是他在用户名和个人简介中都清晰地将原本属于污名的“艾滋病”强调出来。感染者们通过经营虚拟的自我并主动打上可见的污名烙印，一方面避免现实生活中暴露身份，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互相识别，联合成界限相对清晰的团体。

抗争：联合是抗争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迫于社会文化的压力，感染者将病情看作隐私权的一部分，不会主动曝光身份，因此可见度低，难以形成有行动力的团体。而在微博上，新媒体跨越空间与时间的交往界限，为不同地区的感染者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渠道，并且通过策略性地使用污名作为身份标记，感染者们在新媒体平台上聚合，共同转发讨论与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借助群体的影响力为自己的公民权利抗争。

在对肖剑微博的使用分析中，隐私权、就医权、教育权等等都是艾滋病感染者关心的话题。由于艾滋病治疗的依从性（即一旦开始服药则不能任意中断），感染者们对与服药的持续性高度重视，面对出门在外偶尔忘记携带药物或是药量储备不足的现象，感染者会在微博中相互求助、转发，寻找本地区的感染者借药（这种现象在肖剑的微博分析中归入“检测治疗”一类）。在新媒体技术为感染者架设的社交网络中，感染者体现出了捍卫自身权益的能动性。

邱林川曾在研究中提到数字劳工社会性减弱与个体的“原子化”现象，但是工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积极行动有利于重建社会网络，这时制造信息的主体变成有了集体意识的工人。 (邱林川, 2014) 这一思想对于研究弱势群体的新媒体使用有借鉴意义。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社交网络可以成为一个再社会化的场域，它有利于突破日常生活的种种设置，通过形成虚拟的群体，弱势群体能动的抗争可以产生真实的作用。

（二）弱势群体的网络公共领域构建

主流媒介为提高效率、追逐利润而彻底市场化、集团化的体制改革，其任务就是生产内容和有消费能力的目标受众，每一个流程都具有商品化特征，广告是其最具商品化特质的支持机制，媒介、受众与广告商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的商品化关系之中，媒介组织对商业利润的全面追逐和社会主流意识的偏见已经压制并排挤了弱势群体的声音。（曹晋，2007）在此语境下，主流媒体对艾滋病议题的报道无力践行全面、客观与公正的原则，感染者缺乏媒介近用权，在主流媒体构建的公共领域中处于极其边缘的位置。而网络新媒体技术为弱势群体开辟了全新的公共领域。根据上文曹晋的论述，本文将弱势群体的公共领域看做是其捍卫自身权益的实践。这一实践包括在为平权抗争的过程中，感染者通过新媒体平台互动联合，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对话，对政府和制度的不足进行批判，对社会问题进行理性商议。

批判性强是肖剑的微博的最大特点之一，这一方面体现在他作为艾滋病感染者和相关志愿者，对于国家的艾滋病政策保持高度关注，并时常对社会上种种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的现象表达不满。疾控中心是国家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管理机构，但肖剑曾多次发微博批评疾控的不合理做法。批判性表现的另一方面是肖剑对于其他与艾滋病无关的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笔者认为，由于国家对艾滋病的治疗管理还存在缺陷，所以肖剑作为感染者对于政府的诸多问题有切身体会。这种对于政府的问责意识以及他自己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对社会其他弱势群体产生的同情与关怀，使他更主动地去利用新媒体批判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在微博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越来越娱乐化的今天，对微博的批判性使用尤其难能可贵。

然而，网络公共领域的理性商议仍然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新媒体技术一方面为感染者提供了批判的公共领域，但批判和交流并不完全以理性的商议为基础。在本文对李虎事件的案例分析中，可以明显的看到新媒体构建的公共领域存在的局限性。李虎去世一事和争论开始的源头本来是感染者们共同关心的医患矛盾与就诊歧视问题，但是在争论展开的过程中，由于观点相左导致争论最终演变为人身攻击和骂战。批判的矛头从本应指向的制度和医疗问题变为感染者和异见者之间的私人恩怨，反而错失了深入讨论歧视问题的契机。

从另一方面来说，新媒体虽然为弱势群体赋予了话语权，但这并不等于对话机制的保障。“如果这些话语希望得出合理的结果，那么，在不同形式的辩论和协商中，交往前提就必须得到满足。” (哈贝马斯, 1999) 但是，新媒体技术为不同人群赋予的话语权力的多少存在差异，弱势群体和官方机构很难处于同等高度的对话平台。在李虎事件中，肖剑与其他感染者曾数次使用“@”功能呼叫“四川省人民医院官方”帐号，要求其对医生的言论做出回应。医院官方并未做出任何表态。由此可以看出，新媒体的赋权只是单方面的，而没有机制能够保障交流和协商的持续、平等进行。

要保证新媒体技术更好地参与构建弱势群体的公共领域，必须建立起持续有效的对话机制。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引进和实验新的机制安排”，从而“消除公民和当事人这两种角色之间的距离”；而且“机制化的政治意愿形成与畅通无阻的自发交往潮流紧密相连”，即民主的概念所指的不仅仅是成文的法规，更是一种意愿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说围绕政治交往的自由价值、观点、贡献和辩论必须要是开放的。 (哈贝马斯, 1999) 从微博出现至今，它受到商业和资本利益的侵蚀日益严重，受到政策的管理愈加严格，为了更好地发挥微博对弱势群体的作用，推动社会公平的正义，弱势群体和官方组织、机构的平等对话必须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本文以肖剑的微博为案例分析弱势群体对于新媒体的赋权等作用，可能存在一定局限。由于肖剑感染者与志愿者的双重身份，他对于新媒体的使用或许更加主动积极，所以本文对于新媒体的赋权作用可能会有夸大和片面之嫌。若要全面了解新媒体对弱势群体的作用，应该对不同的弱势群体以及艾滋病感染者内部的其他成员的新媒体使用情况做综合调查和研究。

另一缺憾是本文研究基础仅为对肖剑微博的内容分析，由于客观原因，未能联系到肖剑进行访谈。如果能使用“民族志”的方法，对肖剑与其他关系密切的感染者进行深度访谈，并对肖剑微博上关注的各事件的后续发展进行追踪，将更有助于发现微博文本内容背后的丰富意涵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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