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艾滋病人-大悲咒”的新浪微博进行内容分析，展示两个议题：其一，以一位既是感染者，又是志愿者的艾滋病患者为经典个案，通过其对微博的使用情况，探究新媒体对于弱势群体发挥的作用；其二，结合其微博上讨论最多的李虎事件，探讨在新媒体的赋权下，弱势群体构建网络公共空间的可能性。两个议题也是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新时代背景和中国语境下的扩展和补充。

关键词：公共领域 新媒体 艾滋病 弱势群体

一、引言

无论是全球媒体还是非全球媒体，都只能放在政治、经济的环境中加以理解。（赫尔曼 & 麦克切斯尼， 2001）在中国的传统媒体中，一方面，政府和政党控制下的官方媒体，其报道内容和报道态度受到国家政策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商业化媒体又呈现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化倾向。大众媒介机构以争取主流受众和广告商为课业，其媒介产品因全面追逐经济利益而背离民主原则，窄化了公共领域的空间，扭曲了弱势群体的形象再现。（曹晋，2007）而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Web2.0时代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发声和与主流人群进行对话的公共空间。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人群，尤其是男同性恋感染者对于新媒体“新浪微博”的使用情况格外值得关注。长期以来，流行病学掌握艾滋病研究的统治话语权。 (张晓虎， 2013)艾滋病感染者作为个体在艾滋病相关报道中往往缺场。而在媒体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为数不多的报道中，大众媒体对于艾滋病人群的形象建构仍有污名化和他者化的倾向。(胡瑶迪， 2010) 传统媒体对于艾滋病人群的呈现不足，感染者缺乏通过主流媒体发声的渠道，无力构筑探讨社会问题、诉求个人权利的公共空间。

个人网站、博客的崛起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了书写自我经历、表达内心情感的场所，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更是为感染者群体的交流和互动创造了可能。网络新媒体作为与传统媒体相抗衡的另类媒介，为感染者社群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虚拟公共空间。然而，国内对于艾滋病感染者与媒体的交叉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媒体，未能及时把握这一变化的社会现象。

为了弥补此方面研究的不足，本文选取新浪微博用户“艾滋病人-大悲咒”（曾用名“艾滋病人肖剑-大悲咒”，下文简称肖剑）为研究对象，他是新媒体的积极使用者。肖剑的个人简介是“同志，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上海爱的家园互助小组志愿者。”同志、艾滋病感染者的双重身份使他处于两个边缘群体的交叉地带，但也使他在微博上关注的议题更加多样化。除了自身是感染者，他还是一名全职志愿者。他的志愿活动除了服务于艾滋病感染者人群，还涉及社会性别平等的其他方面。截止2015年9月2日，他的微博关注1792人，粉丝6940人。他关注的用户和粉丝的结构相似，都以艾滋病感染者、同志或相关的公益组织为主。在微博上，他大量转载与艾滋病有关的微博，积极关注与感染者权益相关的社会事件。作为感染者和志愿者，他的微博成为联结线上和线下的桥梁，同时也通过转发和评论参与构建了新浪微博上属于同志感染者的公共领域。许多外地赶赴上海求医的艾滋病感染者都通过微博与他建立联系并获得帮助。

就研究问题而言，本文将以肖剑的新浪微博为案例，分析弱势群体对新媒体的使用情况以及新媒体产生的作用；其次，也通过他微博上关于“艾滋病感染者李虎遭遇就医歧视”这一具体事件的态度，探讨中国弱势群体的网络公共空间构建的可能性。

从研究方法来说，首先是对于微博样本的定量分析，对从2015年4月21日（肖剑最后一条微博发送时间）到2014年4月21日一年间肖剑发布所有微博进行内容分析，按照微博不同的主题和原创与转发情况进行分类，构成本文实证研究的基础。除去量化的统计分析，本文力求以质化为基础，检视感染者作为弱势群体遇到的社会问题，探讨弱势群体的公共领域构建与民主参与，而不仅仅局限于其对新媒体的使用情况分析。

二、公共领域的理论探讨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到的公共领域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以阅读公众为基础，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并且以沙龙、咖啡馆等为具体的空间载体。 (哈贝马斯, 1999) 在批判性公共领域向操纵型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过程中，大众传媒的巨大力量使公共领域失去了权力，交往的批判功能转变为组织对消费者和选民决定的影响功能。公共领域的批判和商议功能大大削弱，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变为文化消费的公众。

但是电子传媒的出现为公共领域的未来增加了不确定性，公共领域理论需要考量新技术的作用，并存在对自身进行理论扩展的必要。“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所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也具有了共时性效果。与此同时，差异消失，结构解体等等，都对社会的自我感觉造成了重大后果。” (哈贝马斯, 1999)

新时代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于中国本土也有借鉴意义，因为中国的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同样型塑了中国的公共领域。杨国斌认为互联网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关键方面之一——公共领域的建设发挥了作用，即互联网有助于促进公众对政治社会议题的批评、讨论和表述。 (Yang, 2003)

微博作为新媒体技术之一，首先为公众提供了在网络上对话的场所。有学者依托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Dahlgrem的三向度理论，从结构、再现和互动三个向度审视了我国微博空间所具有的公共领域表征。微博颠覆了传统媒体的垄断性地位、它的可视性带来信息的可见与意见的可辩，使得公众与公众、公众与媒体、公众与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扁平化。 (尹连根, 2013)

微博中社交的特点不仅从技术、也从使用人群方面扩展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首先，在哈贝马斯为此书1990年版所作的序言中，他提到自己“根本没有考虑到亚文化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 1999) “公共领域”的理论在诞生之初就存在对弱势群体的盲视，而微博对主流话语权的颠覆有利于对弱势群体的赋权，进而帮助弱势群体联合和抗争，将弱势群体的公共领域也纳入“公共领域”的讨论范畴。其次，弱势群体对微博的使用又体现了新媒体技术为公共领域带来的民主潜力。在克雷格?卡龙（Craig Calhoun）编辑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一书中，数篇论文批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局限性，指出弱势和边缘族群因缺少“平等”资源而不能自由参与公共事务。 (曹晋, 2006) 但是新媒体技术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媒介近用权，使参与公共讨论的门槛大幅降低。这有利于导向一个更加多元和民主的网络公共领域。

因此，研究新媒体技术参与构建的弱势群体网络公共空间已经超越了公共领域的原始概念，而“公共领域”理论的对本文借鉴作用主要在于其对于批判和商议等民主对话过程的重视。曹晋在借鉴各学者的批判后，认为可以把哈贝马斯特指的一个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宽泛的培育少数社群捍卫个人权利能力的概念。 (曹晋, 2006) 本文也秉承这样的理念，不直接挪用最初的公共领域的具体标准，而是把公共领域作为批判和商议、对话的空间。

在此语境下，研究弱势群体对于新媒体的使用对于探究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由于网络监管和商业化的渗透，主流大众对于微博的使用呈娱乐化趋势，微博早期所承担的舆论监督等政治功能日益遭到削弱；但另一方面，微博仍然为弱势群体保留了易接近的话语平台，弱势群体如艾滋病感染者，仍然能给积极利用新媒体为自己的权益抗争。这令人想到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说，当“人民”从社会变革的酵素变为社会团结的酵素的时候，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这些生活在民主进程之外的人们将成为新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马尔库塞, 2008) 因此，本文研究作为弱势群体的艾滋病感染者对微博的使用情况，也是在检视网络公共领域的民主潜力。

三、实证分析：肖剑新浪微博的使用情况

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肖剑最近一年发布的微博为样本范围。肖剑最后一条微博截止2015年4月21日。从2014年4月21日到2015年4月21日期间，共计发布563条微博，其中原创143条，转发420条。除去自动生成的抽奖微博和原文已删除的微博，本文共统计534条有效微博样本，其中原创微博139条，转发微博395条。

关注的议题：

根据肖剑的多重身份，本文将其微博的议题划分为四个领域（如表1所示）：其一，生活娱乐，包括记录自己生活片段、转发微博上轻松有趣的笑话等，他也经常与孟林（新浪微博用户名为“孟林de小屋”）、陈诚（新浪微博用户名为“南京A陈诚”）等同为艾滋病感染者的好友进行互动，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将肖剑个人生活中与艾滋病有关的微博计入“艾滋病”条目下；其二，作为艾滋病感染者和从事艾滋公益的志愿者，他微博的主体内容大多与艾滋病知识、艾滋病感染者权利等内容密切相关，此部分充分彰显了他的个人身份的多元性以及他使用新媒体在网络艾滋病感染者公共空间中发挥的具体作用，下文将展开详细分析；其三，他的同志身份使他也关注性少数人群的权益，表格中“同志”类目下包括肖剑转发的涉及同志权益的微博，而他微博中与同性爱有关的笑话或者图片在本文中归入了“生活娱乐”；其四，除了关注艾滋病相关的问题，肖剑微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主动关注社会问题，比如公交车纵火案等，肖剑在对社会问题的转发关注中明显倾向于关怀弱势群体和受害者，同时问责政府官员。

在肖剑的微博中，占比重最大的是与艾滋病相关的话题。作为感染者与志愿者，关心艾滋病议题不仅是自己全职志愿者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对与艾滋病具体相关的微博进行主题分类的时候，肖剑关注的具体领域一目了然，数量及比例如表2所示：

本文根据艾滋病感染者的不同方面的权益，将肖剑微博中与艾滋病有关的议题分为6类，其中1-5类与具体权益相关，第6类“其他相关”主要包括肖剑日常生活中关于自己艾滋病情况的记录、广义上的反艾滋歧视以及对于其他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怀，不针对具体权利。

第1类就诊歧视中主要包括艾滋病感染者们在就医时遇到的困难，其中包括对受到广泛争议的艾滋病活动者李虎相关事件的争论，就医歧视肖剑微博中与艾滋病相关的主要议题，李虎事件又是微博中讨论次数最多的话题，下文将详细分析；第2类检测治疗中涉及到与疾控中心有关的问题，以及肖剑为其他感染者关于艾滋病服药和治疗问题的回答等；第3类与肖剑的个人身份相关，作为全职志愿者，肖剑时常发布与自己的志愿活动相关的微博，比如协助来上海就医的病友看病，或是为即将举办的公益活动做宣传；第4类涉及感染者的隐私权；第5类其他权益中可能涉及感染者出入境、居留等不属于以上四个分类的权利。

表2的数据表现在表3的折线图中时，可以明显看出肖剑微博中最受关注的话题是第1类，即就诊歧视。就诊歧视是艾滋病感染者最关注，也是在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问题。艾滋病感染者在对身体的其他病症求医问诊的过程中，常因自己的感染者身份遭遇歧视。这一方面与医疗工作者自身缺乏对艾滋病的知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家为艾滋病病人设立的定点医院制度有关。定点医院制度最初见于 1999 年《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指定医疗机构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在随后的文件中，定点医院的含义逐渐明晰。2004年发布的两份文件《关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管理工作的意见》和《艾滋病常见机会性感染免、减费药物治疗管理办法》明确了定点医院的含义，即定点医院是由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提供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治疗、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艾滋病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医院。 (艾滋病就医保护课题组, 2011)

这一政策成为医疗机构区别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的制度基础，并为非定点医院拒诊艾滋病患者提供了理由。定点医院政策制定的初衷在于为 HIV 感染者／病人提供更加专业、有效的与艾滋病相关的医疗服务。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综合医院以定点医院政策为由，不论感染者以何种原因求医，倾向于把感染者转到定点医院去。 (艾滋病就医保护课题组, 2011)

然而，目前艾滋病定点医院多为传染病医院，医疗设备不足、诊疗能力有限，外伤（如骨折等）、专科（如口腔、分娩等）和重症（如肿瘤等）的艾滋病病人只能到非定点医院就诊，会遇到不让住院或不给做手术的推诿情况。 (徐鹏, 以及其他人, 2014) 定点／非定点医院的区分与医护人员对于艾滋病知识的缺乏，给艾滋病感染者平等就医造成极大障碍。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